送交者: 慕崖 于 北京时间 06/30/2012 () [累积73350分 给慕崖发悄悄话]
主题：何清涟：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二)
[芦笛之声] 2.全面加强对媒体的控制
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并「与时俱进」地完善了毛时代对媒体的制度化管理，基本手法是用「卡住从业者的胃」这种手段，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和扮演「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与现代文明国家不同的是：新闻媒体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由共产党制定游戏规则，掌握「发牌权」，新闻媒体处于受严格控制状态。表面上中国的新闻媒体与公民享有各种自由，例如中国的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7条更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但事实上中国公民从来就未真正享受到宪法上规定的种种权利。因为中国现存的所有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都与宪法相悖，严格限制中国公民享受宪法所赋予的上述自由。仅在新闻行业，这样的条文规章以立法形式出现的就多达60多种，而中宣部随时根据形势需要颁布的各种禁载规定就更不计其数。宪法的规定只是政治摆设，意在向世界表明：中共领导下的中国也有政治文明。
据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公布，中国是世界上囚禁记者最多的国家。截至2001年10月31日，中国共囚禁了118位记者，几乎占全世界被关押记者总数的三分之一[70].在中国政府眼中，逻辑竟是如此奇怪地被颠倒：制造社会不安定的人，不是贪官污吏及麻烦制造者本身，而是批评并指出这种问题根源的人。2004年的《南方都市报》记者「受贿案」，可以被看作是动用国家诬陷手段进行政治迫害的又一个最新例证[71].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监控管理。自从1994年中国首次与全球互联网联通以来，中国当局不断试图控制中国的互联网连接。初期的互联网保安策略是严格限制国际性网络连接。至今国际社会与中国的5个主要网络之连接，仍经由代理服务器通过官方的国际「网关」，过滤和监察网络电信是这一控制的焦点。国际社会将中国的网络过滤系统称为「世界上最巨大的防火墙」。从1999年开始，中国政府不断加大资金投入，网罗了不少计算机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担任网络警察，希望控制住互联网这匹奔腾的「野马」。2001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72]，以法律的名义控制网络。目前，中国正在建设一项庞大的「金盾工程」，2003年9月该工程部份启动。据参与这个工程的外国专家称，这一工程一旦完成，中国政府将拥有一个有能力「看见」、「听到」和「思想」的全国性监控系统[73]，能够实施对公民无所不至的行为监控，乔治．奥威尔在《1984》一书里描写的情况将在中国成为现实。
3.对知识份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
「六四」民运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们面临重新定位的困惑。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采用收买政策，用各种学术荣衔与物质利益作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于那类对现实持批评态度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则采取各种严厉的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这些人所在的工作单位以各种非政治理由将他们开除或解聘，使其陷入生活困境。对于社会影响极大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则派国安局特务跟踪监控、搜查住所、进行人身迫害，想方设法迫使他们离开中国。
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大多数知识精英根据本身的资源占有状态调整了治学方向，对政治与社会问题采取了犬儒主义的苟且态度。从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政府与知识份子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和谐，而且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这一「良性互动」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中国知识精英的主流已经默认威权政治的合法性。部份锋头颇健的精英甚至公开提出：「中国国情所限，只能实行威权统治」：「一个现实的出发点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论说已经破产，而且施行于中国是否具有有效性无法预测」；中国应该实行一种「父爱主义」的「现代仁政理论」[74]，这种「仁政」当然还是以「贤人治国」的「人治」为特点。此论一出，颇受海外中文媒体追捧，似乎中国舍此无他出路，中国对民主政治的百余年探索全属枉费心思之举。
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与现实处于隔离状态的钱钟书才成为政府与学界共同追捧的「学界泰斗」与「一代文化名人」；钱先生那些与现实完全不同构的知识，才会被吹捧为这个时代的「最高文化成就」与「学术里程碑」——没有思想自由的极权专制造就与鼓励了这种完全与现实隔绝的文化，也为这种文化产品造就了无数的欣赏者与追慕者。除了部份有智囊情结的知识精英忙于思考各种「对策」与上「条陈」之外，大多数知识精英越来越满足于在现存的利益格局中分享既得利益。少部份利用在80年代与90年代尚有生存余地的民间话语积累了社会声望的知识精英也因利害考量，渐渐以远离社会的所谓「纯学术」自居，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精巧的互动关系，目前正安享著政府赐予的各种荣衔，埋头做著「善终考」的功夫。
知识精英的堕落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堕落程度的最重要尺度。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的侏儒化以及他们提倡的「合作主义」精神，对维护政治统治的稳定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的知识份子正在迅速分裂，那些处于社会边缘、无法进入知识圈中心位置的失业大学生们与这批知识精英的关系，有如当年毛泽东这类小知识份子与胡适、蔡元培等人的关系；这两批人对政府的态度也有如当年这两类知识份子的态度：待在既得利益分享圈之外的青年知识份子批评政府、呼唤革命，而跻身于既得利益阶层的知识精英们则要与政府合作并力图保持现状。
（三）精英集团联盟的政治功能
90年代初，中国政府表面上坚持自己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官员们却忙于和经济精英们建立非常密切的私人利益关系。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总财富的85％已经成为少数政治、经济精英们的囊中之物，中国政府因此调整了自己的阶级合作战略。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为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合作拓展了广阔的解释空间，「让资本家入党」只不过是让经济精英进入体制有了一条合法的政治通道。中国的知识精英在80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了。中共政府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听话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内共享利益，但绝对堵死可能导致民主化的通路，也不让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分享政治权力。
对于来自于底层的社会反抗，中国政府则越来越依赖于明显的暴力镇压，甚至不屑于再做表面上的安抚工作。2003年曾发生数起因抗议无望而自焚的事件，其中几个自焚未遂者如周永华不仅未得到安抚，反而被投入监狱。到2004年4月，北京市政府竟然出台一部名为「关于维护群众上访现场秩序的工作意见」的法规，明确规定「对采取自杀、自焚、自残等极端行为的，公安机关及时制止和救治，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75].这部法规表明，中国政府已经用法规的形式将敉平社会冲突的重点从对底层的安抚转为政治高压，公众甚至连自杀抗议的权利都被强制取消。这种惩治自杀者的方式除了中国「文革」时期对自杀者的政治裁定，如「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与之相类之外，在近代文明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例。可以说，对付地方性的小规模群体性反抗，已经成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日常作业，这方面他们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在精英集团联盟日益加强的情况下，不掌握任何资源的社会底层动乱虽然有如烽烟四起，却因消息被封锁而只能局限在某一地区，无法形成跨地区的反抗，因此往往被有效地镇压下去，根本无法构成对极权统治整体性的威胁。
（四）外资的大量进入与国际社会中政治压力的微弱
将前苏联的国际关系与中国今日的国际关系相比，就会发现今天的中国相当幸运。前苏联与欧美国家一直处于冷战状态，两大阵营之间并无多少经济交往，因此也就没有形成牵丝攀葛的各种利益关系。而今天的中国不同，对外开放使得中国与世界各国形成了多层次的经济交往。到2003年12月底为止，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65,277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041.71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76].在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180个，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多家去中国投资[77].目前，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仅次于美国，居发展中国家之首。
预期中的巨大商务利益，使西方民主国家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重视它们与中国之间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方面的巨大分歧，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事实上都受到本国商界的掣肘。在国际资本眼中，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投资市场，中国那13亿人口的购买力不可忽视，至于中国的政治形态与人权状况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当他们弄明白中国有购买能力的人口其实最多只有3亿左右，但对于人口总数基本上都低于3亿的发达国家的财团与商人们来说，这就够了。正因为如此，当日本在1989年率先与中国恢复经济关系以后，法国、德国相继放弃了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重新交往，这种交往背后当然是经济利益与巨额的商业合同。一些号称「中国通」的外国学者给本国政府的公开建议是：「要想与中国保持经济交往，千万不能批评中国政府」。在法国与德国，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成为「政治问题」[78].国际社会这种实利主义的外交政策使得中国政府在香港中学的教科书中可以如此总结自己处理「六四」事件的「睿智」：「1989年6月，中国国内爆发了『六四事件』，中国在国际上一度受到孤立。当时中国采取冷静观察、沉著应付的政策，不因受外国孤立而采取敌对态度，以静候与外国关系改善的时机到来。1996年，大部份国家与中国关系恢复正常，中国在国际上再担当重要的角色[79].」
这种压力减轻是逐渐的过程。香港回归并逐渐纳入中国政府的政治控制之下，使香港不再享有1997年以前的自由。而台湾近年来由于中共政府「以商制官」的策略大获成功，随著台商进入大陆投资者日多，台湾的政治形势已经大为改观，长达70多年的宿敌国民党由于失去了执政地位，不少老国民党人出于对「台独」的深恶痛绝，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座上宾与统战对象，台湾人最中意的上海已经出现了多个台湾人聚居小区。即使在SARS为台湾带来一片恐慌的2003年1月至4月，台商在大陆的投资都比2002年同期增长74％[80].如果没有甚么特别不利于中国大陆的事情发生，可以预见，香港、台湾这两个历来被中国政府视为「反华势力颠覆中国政府的基地」已经不再具有1989年以前那种作用。
用中国政府的话来阐述，目前的「国际形势大大有利于我国」。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曾经是美国让中国政府因人权问题备受难堪的场所，但中国政府的外交「智慧」确实在90年代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个委员会的53个成员国席位中，不少是由古巴、中国、北朝鲜、苏丹、越南、刚果、津巴布韦等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状况很差的国家占据，这就给了中国很大的外交活动空间。除了利用这些国家在人权状况上「同病相怜」这点情结之外，中国政府还成功地运用了「国际援助」等金钱外交手段。一直以捍卫人权为使命的美国，终因在这个委员会中有太多的敌人而于2001年落选，此后虽然在这个委员会中重新获得席位，但再也未能恢复它在这个委员会中原有的影响与支配力。2003年的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美国没有提出对中国人权的议案，虽然被解释成「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外交的牺牲品」，但事实上却是美国对华外交政策转变的一个风向标。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获得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颁发的人权奖。虽然这个奖项被国际人权团体视为人权史上的极大耻辱，是对人权本身的羞辱，但中国政府却为此沾沾自喜。
自从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不再需要每年由美国国会投票表决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美国手中已经不再握有「人权外交」的筹码。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美国淡化「人权外交」，算是达到了中共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但对中国国内的民主化进程而言，这却未必是甚么好事。近几年中国政府不断加紧控制传媒，加强对反对声音的镇压，国家安全部对社会生活的渗透越来越广泛并公开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在人权问题上逐渐软化立场的结果，因为中国政府不需要再担心来自美国的干预。
源源不断涌入的外资大大抵消了资本外逃对国家外汇储备构成的压力，为中国政府赢得了相当充裕的时间，可以比较从容地应付银行系统巨额坏帐带来的严重问题。
中国与各国建立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也对中国问题研究圈有影响：冷战时期欧美各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对他们的研究对像苏联很少有友好态度，而现在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则对中国充满了好感与友善。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共同创造了两个前景灿烂的神话：一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会促使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二是高科技的进步会带来资讯的自由传播，有助于打破中国的新闻封锁。前一个神话只能说是持此论者一厢情愿的美好希望，因为WTO不过是国际社会的经济游戏规则，不可能期望通过它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目前因为西方投资者在中国的预期利益未能实现，这个神话正在西方社会逐渐退色。第二个神话则被中国政府无情地击碎了，如前所述，中国政府投资几亿美元的金盾工程（GoldenShield）正在为中国政府用科技手段加强社会控制贡献力量。但这些不断破灭的幻想在短期内并未降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美好期望，中国的任何小小的一项政策出台，都可能被解释出让人感到前景光明的无限新意。比如2002年末深圳特区推出的行政改革，曾被不少中国问题专家热情洋溢地解释成「政治体制改革与三权分立」的试验；此外诸如中共「十六大」召开以前的「新闻体制改革」神话，「十六大」以后的「胡温新政」神话，以及「SARS危机将会促使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预测等等，都是这种友善态度的结晶。
国际社会现在对中国政府真是充满了友好和热切期望，这是前苏联当局从未遇到过的好运。这种好感已经使得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不再注意一些完全不应该被忽视的信息：比如中国政府从SARS事件上总结的教训，绝对不是开放舆论、增加透明度，而是更加紧密地对传媒加紧控制；政府为了从纸面上彻底消灭SARS，临时制定了一条政策性法规文件，将传播SARS信息的人视为传播谣言、扰乱人心，以法律的名义进行严惩；至于中国不断发生的记者与网络异议人士被捕的消息，更是被一些学者看作个案和个别政府部门的过当行为。
尽管国际社会里仍然有很多组织和人士非常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政治自由，但他们毕竟不能左右各国商界和政府的政策。笔者以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只能依靠本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外因最多只能起锦上添花的作用，绝非雪中送炭。当年苏联若不是要建立一个以自己为领袖、能与西方对峙的庞大红色帝国，绝不会拿出那么多的物力人力来「支援」世界革命与中共。
上述所有举措均有利于中共统治的「稳定」。但中国政府并未利用这一时机实行民主化改革，而是热衷于用营造经济繁荣幻象吸引更多的外资，与此同时采取各种为渊驱鱼的方式激化著各种社会危机，加剧各种社会矛盾。
四、为甚么中国政府不再有政治改革的动力？
从90年代以来，中国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入了「头痛医头，碉d痛医脚」的修补状态，完全放弃了80年代曾一度提上日程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一词本来包含有价值取向的制度性变革在内，但中国政府现在却把各种政策规定的改变都挂上「改革」这块招牌，甚至许多违反社会公正、伤害多数民众利益、只有利于少数利益集团的政策变动也一律戴上「改革」的桂冠，比如义务教育被「改革」成「教育产业化」，公费医疗体制被「改革」成「医疗商业化」，这类假「改革」之名、行敲剥民众之实的例子举不胜举。可以说，「改革」这个曾经让中国人充满希望的概念已经被严重异化，所有能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进步变革的改革反而陷入停滞状态。究其原因，这与两个重要因素有关，一是民众的「圣君贤相」幻觉，二是隍7d放以来形成「政治退出机制」导致精英集团行为短期化。
（一）中国人的「圣君情结」与「清官梦」
中共统治之所以能维持稳定，与民众对中共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有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著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党中央，这是多年来中共通过反覆教育宣传在民众头脑中定格的形象。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例如，河南省上蔡县有大批因卖血而感染爱滋病的农民，尽管当地政府官员把他们视为「鬼魅」，百般打压，但他们还在期待著「唯一的青天——中央」来解救他们。那些爱滋病患者说：「实际上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一到下边就搞坏了」，「他们（指上蔡县官员－作者注）所作所为不符合共产党逻辑，共产党一贯做事光明磊落」，「他们就像国民党（事实上说这些话的人并未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过——作者注）」，「现在唯一的青天就是中央，可是我们又见不到。一到下面就变样了[81].」
中国思想界对民众的这种认识持两种评价，部份人认为这是民众的策略考虑，以便通过这种表述来争取中央同情，藉此保护自己。另一部份人则认为：民众一直怀有「圣君情结」与「清官梦」，以为中央政府是清正廉明的，愿将中国引领到光明之途，只是由于贪官污吏处处掣肘，那些具有理想主义精神愿意为人民办实事的「清官」无法施展才能，结果导致目前这种局面的出现。
笔者以为，这种「现代圣君贤相」的幻觉其实是中国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农民文化的现代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中共长期以来意识形态教育的结果，不但未改造这种文化，毛泽东时代还通过「造神」运动把这一观念推到了极致，只不过「圣君」从封建时代的皇帝变成了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罢了。几年前朱扁基就任总理时，就是被视为「贤相」而被赋予了太多的理想色彩，因而不得不承载了太多的民意和过于厚重的期望。这固然因朱个人特殊的性格一度极富魅力，但归根结底还是民众的「圣君贤相」梦想在起作用。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民众再次寄希望于一点：共产党高层权力的代际更替能让所谓的「党内健康力量」上台，从而维持中国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共「十六大」之后，一如当年对朱扁基的热切期望一样，人们多少有点一厢情愿地盼望著新一届领导人有能力有决心抑恶扬善、除奸举贤，把中国带入一个文明兴旺的新时代。多数国人所期盼的「新时代」不是「新」在政治制度上——在中共意识形态的长期灌输下，中国人大多对民主政治其实并不了解，不少人还抱有西方民主制度是虚伪的这一观念——而是「新」在能够安居乐业：城市居民希望世界物质文明潮流别将自己拉下太远，农民则盼望政府能让自己维持温饱。
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梦想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且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正因如此，毛泽东可以超越制度行使超常规的个人权力，并且率性而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但他的继任者邓小平就不得不部份服从制度的惯性；此后的领导人一代比一代弱，因此也越来越为现存制度的惯性所支配。领导者对现存制度所赋予的合法地位依赖越大，自主行事的空间就越小。
「圣君贤相」式幻想不仅存在于工农民众当中，也普遍存在于知识份子当中。然而，这种幻想却一次又一次被严酷的事实无情地击得粉碎。山西省记者高勤荣因写「内参」揭露运城地区当局弄虚作假、大搞假「渗灌工程」，次年即被该地政府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诬陷而判刑12年[82].江西省府政策研究室《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副社长桂晓琦将中央政府历年来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汇编成册出版，帮助农民了解有关的政策法规和他们的权利，结果该书却被江西省政府宣布为「反动书籍」，强行全部收缴，桂晓琦为逃避省公安厅的追捕被迫流落外乡[83].高勤荣是想藉「内参」向中央反映情况，桂晓琦则是想借「中央文件」这柄「尚方宝剑」帮助农民，但他们信赖的「中央」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支持或保护他们，而是听任地方政府践踏蹂躏这些有良知的知识份子。
2003年SARS爆发初期，中国政府按惯例封锁疫情消息，从而导致疫情迅速蔓延。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将卫生部长张文康解职，让他充当政府撒谎的替罪羊。但许多中国人宁可相信隐瞒疫情只是张文康的个人行为，而不愿意承认这只是张按照体制运行惯例所作的反应。其实中国政府早有保密法规明文规定：「重大疫情属于国家机密，不得随意披露」，况且控制新闻以「维持社会安定团结」更是政府的例行公事。在中国，民众对事涉自己生命安全的重要信息没有知情权，而政府通过一整套等级森严的「内部文件」制度让各级官员按级别获取「内部」信息。最近，中国一些鼓吹「现代仁政」的学者又在劝说民众相信统治者的道德力量，继续重复这一「圣君贤相」的梦想。
笔者不否认自己在90年代写《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时多少也存在一些幻想：希望统治者能够为本阶级的长期利益著想，将狼与羊的关系维持在一个能够让羊群维持再生产的临界点上，因为双方毕竟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但当笔者阅读了大量有关拉丁美洲国家「改革史」的研究文献之后，终于得出一个结论：专制（或极权）国家的任何改革，毫无例外都是该国权势阶层与精英群体重新瓜分资源的过程；改革的口号再漂亮，改革方案再如何宣称是为了民众利益著想，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而在精英群体中居于弱势地位的知识精英，为了在利益瓜分中得到一小块，整体上也必然走上与政治经济精英合流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圣君贤相」幻想之现代版的存在，也与当代中国的冷酷现实有密切关系。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一，在用现代武器作后盾的体制化暴力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的反抗能力，而新闻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在传统社会中，官民对峙所凭藉的装备虽有优劣之分，但毕竟同属于「冷兵器」时代的产品。而在如今，民众充其量拥有热兵器时代的早期装备，而官方却拥有核武器时代的先进装备，以及信息时代的一切先进通讯、交通工具，力量的不对称是盲人也能看见的事实。与此同时，官方还拥有发布一切信息的权力，镇压民众的反抗可以被任意解释成政府「打黑」「反黑」，或者是「平定阴谋颠覆政府的暴乱」。在这种用现代武器作后盾的体制化暴力压迫下，反抗者既无反抗能力，也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中国民众与官府的关系，吴思在他的《潜规则》与《血酬定律》[84]这两本书中都有极为精当的分析，那些「元规则」与「潜规则」至今还在支配中国社会，并未成为历史，「出售英雄」的戏剧也正在各地的反抗事件中不断重演，只不过出场的人物与时代有所变化而已。
第二，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化暴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使用个人暴力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像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并非有能力保护自己及家庭的政治精英。前几年轰动一时的张君犯罪团伙，虽然声称自己是报复社会不公，但其受害者却没有任何人曾经施害于这个团伙的任何成员。近年来中国刑事犯罪案件高发的主要原因，追根溯源，就是政府的体制化暴力催化了个人报复性暴力。
（二）另类「政治退出机制」与精英集团行为短期化
生活在一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冲突日益增多、生态环境明显恶化、道德秩序崩坏的社会里，穷人感到绝望，富人感到担忧，几乎没有多少人有安全感与幸福感。于是今天的中国人变成了世界上最爱离开母国到他国「寻找幸福」的族群。这种对外开放带来的移居国外的机会，无异于给中国的贪官污吏提供了一种另类的「政治退出机制」。这个「退出」，不是指他们在本国政治舞台上退出权力中心，而是指他们在凭藉权力资本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后，退出这个被他们折腾得千孔百疮的中国。因为有这一「政治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精英成了世界上最没有政治责任感的统治集团。
中国的官僚阶层通过「内部文件」制度能掌握大量学者和民众不知道的社会经济真相，他们的危机感其实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CapitalFlight）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在大陆通过各种途径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家属已经在国外舒适地定居下来，中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个继续捞钱的方便场所而已。近年来欧洲一些国家和澳大利亚等、新西兰、加拿大等将吸收中国留学生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一大举措，就是因为中国有著庞大的出国留学需求。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发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其中不乏让子女借读书之机出国「打前站」者。如果说「钞票」也是一种选票，那么中国精英对子女与家庭的未来安排，已经表明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投」了甚么样的「票」。
这一「政治退出机制」对中国当代政治的影响，几乎可以用近年来在海外定居的中国大陆人的数量与资本外逃数额作为衡量指标。被中国政府与民族主义者詈骂有加的美国则成为中国精英们到国外定居的首选，它那富饶的东部和西海岸，恰如一片巨大的海滩，近百年来中国每一次政治大潮退潮，总会在这片海滩上留下几片贝壳。如今，迁居这些地方的中国新富们如同过江之鲫，汇成了一股人潮。在洛杉矶，中国新富的「二奶」们定居的豪华居住区，构成了一个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色居民区——「二奶村」。中国精英集团成员普遍安排家庭成员出国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遍观世界，没有任何国家的精英集团有这样的大规模定居外国的集体行为。
由于这种另类「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两大精英集团的成员不必再与本国人民共同承受必将到来的各种社会危机，共享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对统治集团来说，剩下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尽量维持眼前的政治社会稳定，将目前政治体制所赋予的权力资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保证自己最大限度地攫取财富，积累「退出」所必须的本钱。因此，精英集团成员的行为明显的短期化。
两百多年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说过一句臭名昭著的话：「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国贪官污吏的共同心态则是：「我离开中国以后，哪怕洪水滔天。」中国既然不再被贪官污吏及其家庭成员视为家园，他们自然也不必再为过分压榨而产生后顾之忧，中国历史上有关统治者与人民的传统「舟水理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也就不再起任何道德约束作用。因此，可能给眼前的利益攫取带来风险、并使统治集团失去原有地位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被统治集团无限期搁置。
结语
本文第二部份所谈的问题正严重影响著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方式，而第三、第四部份分析的所有因素都有利于中国政府在短期内维持政治统治的稳定。
本文的分析还表明，希望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能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那些认为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长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们，其分析建立在这样的逻辑之上：中国政府是一支高效团结的「消防队」，它花费巨大的投入所建立的「消防设施」，如舆论控制、政治高压、由防暴警察与国家安全部构成的「安全系统」等，能有效地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
但笔者的看法却没有那样乐观，尽管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以「改革」名义出台的措施与对国家机器的修补，再加上高科技的使用，把中国社会变成一个无法「革命」的社会，从而使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能够在今后10到15年的时间里勉强维持下去，但这样一个距离现代民主政治越来越远，既不能保证人民的生存权，且被本国精英弃如弊履的国家，称得上是在「健康发展」吗？中国的实况并不是「地面上铺满了乾柴」，而是地下在奔突著随时可能窜出地面燃烧的「地火」，任何最先进的「消防设施」对「地火」的防御作用是有限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终会有撑不住的一天。而由于中共「党国一体」的长期统治，执政党撑不下去之时，也就是中国社会陷于解体之日。与以往历史上大动乱不一样的是，由于人口的空前膨胀，生态环境的高度破坏，以及社会道德的整体崩溃等制约因素，经历过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要进行重建，将比以往任何时代的重建都困难得多。
中国究竟应该维持目前的专制政治还是应该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答案是清楚的：维持目前这种体制，就是维持少数精英集团对人民大众的掠夺。那么剩下的问题是：中国民主化的前景又将如何？君不见，在拉丁美洲一些号称「民主化」的国家中，人民不是依旧生活于水深火热当中？
可以预见，中国的民主化将会是一个漫长曲折且危机四伏的过程。根据中国百余年来引进西方文明那种种「淮桔成枳」的经验，以及目前中国已具备「失败国家」的基本特征这一现实状况，笔者只能说，民主化将使中国在威权体制之外多了一种选择的可能，但并非包医百病的灵药。中国是否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区别在于是由谁来计算机会成本。对于一部份统治精英来说，他们需要时间伺机「退出」中国；而对于另一部份还希望（或因种种原因不得不）留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统治精英来说，他们需要知道自己是否具备了操纵「民主」的能力，如果基本具备这一能力，「改革」也许可能开始；对于公众来说，则有一个由我们这一代来支付改革成本，还是由下一代支付改革成本的问题。
两百多年前美国发生了伟大的独立战争，其导火线是「波士顿倾茶事件」。该事件发生后，美国社会发生了激烈的讨论：与英国的战争是否可以避免？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固然可以不开战，但这场战争迟早还是会发生；既然战争不可避免，与其让子孙后代为独立付出血与火的代价，还是让我们这一代人承担责任吧。于是美国人民在其开国元勋的领导下，书写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一笔。
中国人是不是也应该拿出美国人民当年的勇气？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百年立宪的悲剧，不应该再有一个150年还建立不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悲剧。曾经有过辉煌文明历史的中国人，应该有能力做出明智的选择。
（初稿于2002年12月；二稿于2003年7月，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之前言发表（香港博大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完稿于2004年5月）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个人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的，应当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涉外统计调查资格的机构进行。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法规性文件《涉外社会调查活动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3月15日）。该文件刊载在国家统计局的网站上，网址是www.stats.gov.cn.[2]有趣的是，2002年一些与中国关系不甚密切的学者对中国统计局的数据进行质疑时，还有一位居住在香港的外国学者出面论证，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9.8％左右，他认为中国统计局的数据低估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3]这一规定内容详见「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公安部、总参谋部、外交部、国家旅游局《关于外国人在我国旅行管理的规定》的通知」（1982年10月9日）。自1978年开始，由中共中央政府、国务院及各部委颁布实行且至今并未废止的对外及涉港澳台地区信息保密的法规性文件共有60多项，其中包括旅游、出版、摄影、复印、阅读图书资料、发布统计数据、对外经济合作提供资料保密、对外科技交流保密、投稿、对外交流、举办科技展览会、复印资料等。见《中华人民保密法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4]按照中国的《涉外社会调查活动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3月15日）和《涉外社会调查项目申报须知》（2000年3月20日）的规定，所有涉外社会调查只能由经由国家统计局民间与涉外调查管理处批准认可的机构负责，指定的受托调查机构名单载于「涉外社会调查许可证颁发公告（一）」（2000年7月28日）「涉外社会调查许可证颁发公告（二）」（2000年8月17日）。查阅上述资料，可至中国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统计信息网，网址为：www.stats.gov.cn.[5]《美国之音》（VOANEWS），2004年5月6日。
[6]《了望东方周刊》，2004年2月8日。
[7]这种观点的变化可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报告、美国商会2003年8月公布的《白皮书》、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找到清晰轨迹。
[8]仅举一个极小的例子：一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曾请笔者于2003年2月25日去该校演讲，但因在演讲提纲中讲到「中国政府近年来越来越依赖于政治暴力维系统治」，被指定作翻译的一位中国学生看了后与校方交涉，认为这是对中国不友好。于是该校邀请者要求笔者在演讲中不要批评中国政府，被笔者拒绝，此次演讲作罢。2004年该校邀请笔者再去演讲，最后因为受到部份学生反对而未成行。而这些学生反对的理由也同样是「政治上太敏感了」。
[9]Mei Du Zhe，「How China's Government is Attempting to ControlChinese Media in America，」China Brief（Jamestown Foundation），Volume1,Issue10,November 21,2001.[10]《新闻晨报》，2004年05月17日，http://www.sina.com.cn09：08.[11]出处同上。
[12]王维洛：「从三峡工程环境『评价』看科学如何沦为政治的婢女」，《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2年第4期。
[13]《羊城晚报．新闻周刊》，2000年6月15日。
[14]「大赦国际」，「关于三峡移民被捕的紧急呼吁书」，2001年4月23日发自「大赦国际」伦敦总部。
[15]「淹没土地，地球变暖：大坝排放的温室气体」，http://www.irn.org/wcd/IRNGHGsfromDams.。
[16]「三峡工程问题浮现，南水北调步履艰难香港」，《太阳报》（香港），2002年4月24日。
[17]新华网，2003年12月12日。
[18]中新网，北京2001年12月15日消息。
[19]CCTV.com（中央电视台网站），2003年12月23日。
[20]「产业结构制约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现6年新高」，http://www.zxrs.com/news/new.asp？id=2719。
[22]「教育部官员解析大学生就业难」，《中国青年报》，2002年3月27日。
[23]「2002年就业率53％」，《中国青年报》2002年7月11日。
[24]「天之骄子为何成为就业负担？」中国新闻社2003年7月11日新闻稿。
[25]中新社2004年5月13日，新华网（www.cer.net），2004年6月2日。
[26]「2004年，大学生遭遇降薪寒潮」，原载《中国新闻周刊》（http://news.tom.com），2004年6月16日10时30分。
[27]《新快报》（广州），2003年1月17日。
[28]中新网，2003年4月17日。
[29]「中国白领是世界上最累的」，千龙教育网（http://edu.21dnn.com），2003年3月20日。
[30]「每年至少25万人自杀，成中国青少年头号死因」，《中国青年报》2003年9月8日。
[31]程晓农，「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结果」，《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3年第1期（总第80期）。
[32]「中国今后实行高校就业率与招生挂钩」，中新社2004年5月13日。
[33]「我国人均耕地减少0.04亩」，2004/2/25,14：30：44,见国土部网站。
[34]《中国改革报》，2003年12月29日。
[35]《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3）。
[36]「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新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3月30日。
[37]「中国土地忧思录」，《南风窗》，2003年9月上。
[38]《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9日。
[39]《南国今报》，2003年4月30日第4版。
[40]《劳动内参》，1997年4月第41页。
[41]朱敏，「非公有企业女工调查报告」，《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4月。
[42]《深圳商报．深圳周末》1998年9月27日。
[43]《中国合作新报》，1999年6月21日。
[44]「我国职业灾害概况和对策」，《劳动安全与健康》，1996年1月号。
[45]「1996年全国安全生产情况通报」，《劳动保护》，1997年6月。
[46]《劳动保护》，1997年9月。
[47]《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2月27日1版。
[48]「解密南丹人祸」，《南风窗》2002年6月上。
[49]《法制日报》（北京），2001年1月17日。
[50]「生命的哀号」《羊城晚报．新闻周刊》，1999年5月20日-5月26日。
[51]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载《深圳法制报》2001年4月10日第4版。
[52]《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3月17日A7版。
[53]「1999年劳动争议处理情况分析」，《劳动与争议》，1999年第5期第17页。
[54]《新华文摘》，2000年6月号。
[55]均见于《南方都市报》2001年1月6日A07版。
[56]《金华日报》，2001年2月19日第1版。
[57]《周末》，1999年3月12日第3版。
[58]《羊城晚报．新闻周刊》，1998年10月22日-10月28日第2版。
[59]《南方都市报》，2000年1月17日17版。
[60]《南方都市报》，2001年3月25日A06版。
[61]《羊城晚报．新闻周刊》1999年6月，总第130期。
[62]《南方都市报》，2001年6月9日，A18版。
[63]「乡镇煤矿为何事故频发」，《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6月3日第3版：「腐败：小煤窑之根」，《中国矿业报》1998年12月2日。
[64]「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03年3月12日。
[65]「反腐特别行动——『一二三工程』正在酝酿」，新华网，2004年6月16日。
[66]胡佳，「河南官员如何应付WHO考察」（2003年5月11日），全文见www.chinesenewsnet.com.WHO即世界卫生组织英文全名的简写。
[67]此为吴思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中的用语。
[68]「1.8亿资产如何一夜被夺，亿万富翁为何亡命天涯？」（http://finance.tom.com），2003年11月24日：「唐氏夫妇亿元财产来源调查」，《南方周末》，2003年12月4日。
[69]Robert I. Rotberg，「The New Nature of Nation-State，」The Washington Quartly，Summer 2002（http://www.twq.com/info/archives.cfm）。
[70]「118Journalists in Prisonon December 31,2001,」Journalists in Prisonin 2001（http://www.cpj.org/）。
[71]王健民，「中国新闻史的黑暗一页」，《亚洲周刊》，2004年4月10日。
[72]新闻出版总署、资讯产业部令（第17号）：《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该规定经2001年12月24日新闻出版总署第20次署务会和2002年6月27日资讯产业部第10次部务会审议通过，2002年5月公布，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Md。
[73]「金盾工程：庞大的中国电讯监控工程揭秘」，原文见http://www.ichrdd.ca/english/commdoc/publications/globalization/goldenShieldEng.html.。
[74]康晓光，「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2004年1月发表，见「法学时评网」（http://www.lawintime.com/）。
[75]《京华时报》，2004年4月5日。
[76]《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2月24日。
[77]据新华网和外经贸部网站的相关资料。
[78]笔者2004年4月至德国访问，几位留学生告诉我：「你现在来情形还好一点，如果是去年冬天以前来这里，任何批评中国的言论都会引起政治问题」。笔者曾询及一些学者，这一说法得到印证。
[79]张文光，「港教科书『六四』内容形同篡改历史」，《大纪元时报》2004年5月31日。
[80]「台湾反思萨斯风暴对投资大陆影响」，VOANEWS，2003年5月29日。
[81]胡佳，「河南官员如何应付WHO考察」（2003年5月11日），全文见www.chinesenewsnet.com.。
[82]「一名记者的功罪是非」，《中国社会导刊》，2001年第1期：「耗费亿元制造抗旱神话样板工程原来漏洞百出」，《南方周末》，2001年1月11日。
[83]「一本奇书的奇遇」，《南方周末》，2000年10月12日头版。
[84]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当代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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