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与当前的中国知识阶层 （北京）甄伦 根据我对知识分子观念的理解，我实在无法将当前中国有知识的人称 为知识分子，只好权且以「知识阶层」代之。 在北京，从一九九○年到一九九七年，每当「六四」纪念日迫近，每 年中共当局都要公开劳师动众，以防发生意外。首当其冲的是大学， 这是中国知识阶层的聚集地。与往日不同的是∶大学的传达室内外， 「警卫力量」明显加强了，大学保卫部的中共干部、穿制服的职业警 察以及秘密警察，在「六四」前後成为大学传达室内外的常客，而通 常大学传达室的警卫任务属於大学自己从农村招来的校卫队；除此之 外，不配戴大学校徽的人往往要被严格盘查、登记；校党委和行政当 局必须派专人二十四小时值班，以应付不时之需；在这一阶段，外国 记者如果想从大学里得到一点甚麽有关「六四」的新闻，必须使出浑 身解数。 其次是在大学之外，还有一张张开的大网，这张网是专门用来对付所 谓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他们有的人被请到北京以外的名胜叁观，有的 被派出所、公安局谈话，有的则乾脆被公安局的汽车、摩托车堵在家 里。 尽管中共当局在年复一年的重复相同的主要针对自由知识分子的防范 措施，中国知识分子成为当局「六四」前後的主要防范对象，但是， 从一九八九年以来，可以说，围绕「六四」现象，中国的知识阶层在 悄悄地发生分化。大体说来，「六四」之後，大陆的知识阶层可以分 为下列类型∶ 第一类∶激进派 最有代表性的恐怕要以前北京语言学院教师胡石根、北京大学法律系 教师王天成这样的激进自由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坚定地走向了秘密 结社、组党这条道路，但是，其代价也是惨重的；胡石根因为「反革 命集团」的罪名被判刑二十年，国际社会对该个案关注也是十分有限 的。在「六四」之後，这是对知识分子的最严厉处罚。中共当局当然 知道秘密结社对其统治的威胁程度，通过对胡案的审判，其发出的信 号十分明显∶必须警告「六四」之後那些对共产党失望，并企图从组 织上集结反对共产党的人。 第二类∶富贵派 一九八九年之後，许多对中共政权丧失了信心的知识分子开始从中共 体制内分离出来，弃官从商，下海赶潮，不再为中共体制效劳，在 房地产、事业、期货、股票等领域抓住发财机遇，成为当今中国的大 款。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实际上开始了新一轮与中共体制重新合流的 过程。他们之间有的人不仅远离民主自由事业，而且其话语形式甚至 开始反民主自由事业，他们深切地体会到∶没有中共，他们就发不了 财，尽管他们更清楚中共体制的腐败。但是，由於他们的发财是与中 共体制的腐败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基本上丧失了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 子对当局的批判能力，在另外一个层面，中共的公安部门十分清楚地 知道这些曾经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人们是如何发财的，他们为这些发财 的前自由知识分子十分清楚地划出一道行为底线；发财与批评当局不 得兼顾。於是，这些成为大款的前自由派知识分子基本已被当局「将 死」。 第三类∶沈默派 可以说目前中国大部分知识阶层的人士选择了这种方式。也许是考虑 到中共在「六四」期间的残暴及其在「六四」之後营造出来的恐怖， 或者中国民主自由事业的艰难，以及对未来中国民主自由事业的方向 性和策略性考虑，或者缺乏当大款和商业投机能力、技巧和资源，或 者没有勇气直接公开面对当局等种种考虑；他们或者埋首於书斋，作 一个学者型的知识分子，或者飘浮於各种现实的可利用的现实「自由 空间」，发不了大财发小财，民主自由的大道理不让讲，就旁敲侧击 作点力所能及的。尽管属於「沈默派」的人是大多数，而且其动机、 行为方式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是其相同点是明显的∶绝对不因为「六 四」问题公开站出来批评和反对政府。 第四类∶自由派 「六四」是中国知识阶层的分水岭。只有那些不畏强暴坚持其理念和 其社会责任感的知识阶层才被证明是真正的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尽管「六四」的伤痛永远无法忘却，但是随着时间对「六四」的洗 刷，人们的「六四」情节在逐渐淡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大 陆，王丹、陈子明每年无例外地在「六四」绝食一天；刘晓波每年「 六四」这一天要发表一篇纪念和反思文章，他无时不在为自己过去的 软弱内疚、痛苦，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尊严思考；丁子霖教授一直在为 「六四」受害者代言，他们在以不同的形式告诉人们不要忘却历史； 许良英教授将捍卫自己的民主、人权理念为自己的终身信念；徐文立 、秦永敏等人为在中国建立自由工会拓展空间，还有那些许多知名和 不知名的知识分子在默默地承担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尽管这些人的 言行往往是中共在「六四」之後编辑、内部传阅「敌情动态」上的 内容。与此同时，通过对「六四」的反思，大陆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 、人权、民主、宽容、责任、妥协等具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例如，在 对「六四」的重新评价上，这些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从来不 放弃自己的政治诉求，但是不苛求现当局一步到位，他们首先希望当 局显示出在重新处理和评价「六四」问题上的基本诚意，对「六四」 死难者和受害者首先予以人道主义的抚恤，对因为「六四」而受处 理的干部、知识分子重新甄别选用，不再受到政治歧视，对因为「六 四」而失去工作的人重新予以安置等。 人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进一步分析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国知识阶层的分 化原因，但是，我想在此强调的一点是∶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国知识阶 层内心深处形成的恐怖。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我们会更加尊敬和佩 服那些仍然在中国大陆为自由民主事业奋争的人。 在不知情的人看来，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国知识阶层的「自由」状态似 乎有所改善，中共控制的重点人物主要是那些「冥顽不化」的持不同 政见者，实际上，外界实在难以感知当前中国社会的深层恐怖。「六 四」之後，一位由於这样那样原因而卷入「六四」的国务院某部委工 作的处长的心脏病不时发作，他告诉他的朋友，他失眠了，晚上无法 入寝，他发现他们家的後墙根常常有人监听，他警告任何去他们家的 人说话要注意，声音不要太高，内容不要敏感，他也害怕在床上与他 妻子交流甚麽，以致於在他们家之外，在朋友家，或在旷野，当他与 朋友聊天时，他都要压低嗓子，并首先搜索四周，以便防止被窃听或 跟踪。在工作单位，他说他的办公桌对面的伙伴是安全部的特务，他 所在的部委派他到国内出差，他说，这是当局在对他放风筝，如果他 到国外出差，他则会想到当局是否想搜集他的海外关系的证据？最後 ，有一天，他发现他的妻子也是安全部派来的。 这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六四」之後，中共对中国的知识阶层制 造了形形色色的九○年代新恐怖。这种恐怖事实上已经渗入当前中国 知识阶层的内心深处，在北京，多数自由知识分子在家里打电话时要 想到谈话内容可能被窃听，而一位安插到国务院其他部委的安全部特 务乾脆告诉他的女同事他的真实身份，以此炫耀其职业之神秘，而胡 石根第一次政党成立会议，就有公安局的人叁加。两年以前，前人民 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先生领衔上书中共当局，为陈子明的人道主义待遇 呐喊，没想到签名活动刚进行两天，人民日报的一位负责人便找王若 水先生谈话，问他如果有甚麽问题可以透过「组织渠道」反映，而屈 指可数的签名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夫妇家也同时迎来了公安 局的客人。一九九六年，刘晓波、王丹等七人为「吸取血的教训，推 进民主与法治」呼吁书发起一九八九年之後最大的一次签名，没想到， 公安局居然能够先於七位发起人而拿到正式签名稿。 摘自《北美自由论坛》： http://209.67.8.227/bbs/freetalk/messages/157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