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反思录 　　　　　　　　　　　　　　　　　·唐　山· 引子、何去何从 　　“六四”过去已有四年多了。四年的时光，足以使人忘掉一切悲伤，改造一切记忆—— 而适应新的生活。如今，人们既不再关心是否有称其为“悲剧”的可能，又不再为此忿恨不 平；而海外的一切“祭”，也不再使我感到悲痛。每年的这个时候，不同的政治实体都要照 例动作一下，“六四”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纪念日。 　　昨天，我有一个朋友做生意从上海回来，谈到大陆现在的“全民经商”和其它行业的快 速贬值，谈到大陆青年现在的狂热与颓废，也谈到这次她所住的一家大旅馆中有许多卖淫的 大学生“送货上门”。那一刻，我们相视而默然了。我深切地感到这四年带来的巨大变化： 四年前“反腐败”是人们的中心议题；而如今，“做生意”已经成为一个共产党干部的基本 技能。腐败也已成了“挖社会主义墙角”、实现私有化的正当手段。总之，腐败已经半公开 地合法化了。 　　那时，我突然地想到，做为一个“六四”的参加者与见证人，我沉默的时间太长了。 　　无疑，今天中国的状况，与“六四”有关。而我认为，“六四”的结局，是那场民主运 动的最坏的一种结局：从此以后，中共当局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其统治的目的 中心不过是为了避免上历史的审判台，而视一切民主化为自杀。中共政权的统治，已走上了 “死”路。另一方面，追求民主与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们不仅失去了“六四”前即已取得的 一切自由度，而且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阶下囚。中国昔日“党政分开”的尝试，就此结束；民 主也因此痛失了一段十分必要的“萌芽”与“传播”的时期，痛失了走向民主第一步的机会 ：舆论自由。从这种意义上讲，当今国内的民主运动，也走上了“死”路。政治僵死，官体 依旧，没有民主监督，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产生腐败——也必然要依赖腐败。 　　我们的失败，难道仅仅是“经验不足”，“头脑过热”吗？ 　　经济上的松动，并不等于民主。少数精英的奋起，也不等于民主。甚至广大人民对旧政 权的抛弃，也不等于民主。民主是一种高等的现代文明，需要的是受过良好教育、懂得尊重 他人、遵守公共规则的全体人民。民主的实现，要靠理想主义，群众教育与循序渐进的实践 。民主制度的创建，不能靠任何救世主，而应靠逐步觉醒的广大人民，一步一步地争取掌握 他们的命运，约束他们的统治者，改造制度，将灌输给他们的民主理论，一点一滴地熔入他 们的民主实践。（急风暴雨式的民主革命，带来的仅是实现民主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全 新的民主的制度。）很难想象一个纸醉金迷、“全民腐败”、烂透了的社会，能够很快实现 民主。昔日的法国大革命有诸多有利因素，依然以血腥始以皇帝终。今日在有的国家里华人 掌握着他们所允许从事的经济的命脉，可依然没有写中国字的权利。今日的民主制的国家里 ，又有多少实现了“民主”甚至是基本的普通人的尊严呢？ 　　人们啊，“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空想民主主义”的路是不是一场梦呵？！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嘛。你怎么知道“六四”一定要失败呢？你怎么知道“六四”如 成功了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是的，我认为：“六四”的只重视效果而不重视取得结果的方 法，已经是反科学的了。其观念是只重视自己而不重视他人，已经是反民主的了。我反复地 回想，觉得“六四”这样的结局是必然的。这里，我要苛求一下“六四”的推动者青年学生 和其“领导者”。 　　也许，此文会对某些当事人和当今的民主运动造成一定的损害。但我们如果不对（本应 是一个社会最纯洁最先进最有希望的）青年学生，做较高的政治上和道德上的要求，如果我 们不要求自己，又何必对中共政府有所要求呢？又何必要求民主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生 们对自己和对自己的“领袖们”要求太低、捧得太高。这是“六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又何尝不是中国历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呢？让我们还是不要神化“六四”吧，让我们不 要再用人民的血来证明我们自己的正确了吧。我希望，我们和未来的人们，能以此为训，不 要再搞这样的“群众运动”，不要再蹈历史的覆辙。这正是作者写本文的主要原因与寄望。 　　陈述事实，坦白一切，是我，一个“六四”的参加者旁观者与幸存者，对死者和来者的 不可推卸的责任。 　　九○年三月十二日序。 一、游行队伍 　　“四·二七”大游行是凯旋式的，但其未必全是英雄式的。从北大的游行队伍来看，刚 出校门最危险时仅有千人。回来时，那胜利的队伍已过万人。而且，出去的队头已差不多变 成了队尾。按北京老百姓的话说：“瞧！又是一群北大的，又是一面北大的旗……” 　　谁是那开始不知事不怕死的千名壮士？是那些平时就早已觉悟彻底、见多识广、言论激 烈的干部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吗？非也。笔者出身大都市的礼教之家，所知所识之同乡同类 上千，而我们大都成了地地道道的革命的“纯”理论家，善于保护自己，特能纵观全局，消 息很灵通，爱打落水狗。真卷入革命大潮的仅一两人而已。那时有几位出国有望的，说话变 得“谨慎”。“戒严”之后最先“转向”，借革命之东风很快拿到“签证”，可谓是“先修 身齐家而后救国”的典范。所以，我最不爱听那时出来的海外学生谈他们“六四”时的经历 …… 　　所以，无怪乎那些写过遗书冲锋陷阵一步一步地走下来的，都是一些家里没有文化毫无 门路的来自农村的同学们。许多人那时其实对政府的期望很深很大，道理其实很简单：他们 家庭受的苦最多，所以他们也最明白他们个人的一切希望都在这个国家身上。可悲的是这场 轰轰烈烈自比于“五四”启蒙的民主运动，在北大的范围里，一开始就是一场“农民”的运 动。 二、民主之争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是当今中国文理科的最高学府，素以讲“科学” 、“自由”和“民主”闻名。北京大学也是历次民主运动的中心和发源地，在“六四”民运 中又升级为“反革命暴乱”的“总指挥部”。想必北大的学生大部分都民主的功力极深了吧 ？ 　　非也。 　　在北大听演讲，常常觉得慷慨有余理性不足，有关民主的政治历史的基础知识均不足。 有时真觉得象“骂街”。也许水平不高是时间仓促造成的。且慢，罢课的时间不短了，但同 学们的演讲水平反而下降了。我想，这和同学们一贯的民主态度是有关的。 　　在北大听演讲，常常觉得同学们讲演和听讲演的目的，首先是对“讲”和“共鸣”“热 烈”的需求——而“听”和“想”都太少了。往往谁越激昂偏激，得到的听众和鼓掌叫好便 越多，便越激昂偏激。反之，稍微讲一点不同意见，便被“嘘”被“哄”，很难讲下去。许 多同学就是因为受不了这样的压力而讲出了与自己初衷相反的话——或者是大大地夸大了要 讲的的话。这种情况在运动的初期，从“勇气”的角度上，还好理解。然而，此情况越到后 期越严重。我记得北京高校青年教师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学生的，是北外（？）的“陈明远 ”。第一次在北大讲演时，第一句话便是“我叫陈明远……”。那时全校欢声雷动，群情激 奋。绝食开始后，他又到北大来讲，不知天高地厚地要同学们“再多想想，冷静点”，当时 就被嘘哄得一蹋糊涂，差点儿下不来台。后来，戴晴等几位“大腕”到天安门广场劝绝食的 同学要“冷静点”，不也是先奉上一大堆高帽，如何如何，然后才惴惴不安地挤出下文来吗 ？可惜那时笔者已无权观瞻了，只是在百忙之中从天安门广场的“民主之声”中听到过一句 “戴晴……等希望大家仍要冷静”之类的话。那一幕，我还是从“平暴”的电视中才看到的 呢！后来，“戒严”以后，北大的十位中老年教师从对局势的忧虑和对同学们的安全的担心 的角度上，以“公开信”的形式，希望学生“撤”，谆谆师情溢于言表。然而，“狗头”、 “奴才”之类谩骂群起雀噪，杀无赦之类标语见于北大三角地的民主墙，真使人确有点儿担 忧起那场灭绝人性的“文化大革命”了。 　　我这里无意否认，在那场民主运动中，广大学生们，包括我，从北大三角地墙上的大字 报中，从学生广播电台的“民主争鸣”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舆论自由。我要指出的是，在 同学们还刚刚接触民主、不懂民主的条件下就急于搞大动作，是极不合适的。（我和一些同 学正是因此，在当时是“绝食”的反对者。） 　　笔者曾就“听到了不同意见时，嘘哄……算不算民主”与班里的同学唇枪舌战了一夜， 最后的结论是（少数服从多数）：听到了不同意见时嘘，哄，“不让他继续放屁，浪费大家 的时间”，就是在表达民主的意见——“就是一种民主”。 三、谁主沉浮 　　如果说有什么原因注定这次“民运”失败的话，那就是“脱离人民”。在同学们的演讲 里，在空洞的学生腔的宣传里，有关老百姓切身生活的话太少了。大家都低估了“老百姓” ，以为老百姓关心的，不过就是“平抑物价”、“平均分配”罢了，而不去关心他们在一个 集权腐朽“官本制”的社会里的疾苦，他们受到的剥削与人权的被剥夺。以为民主的壮举， 就是游行、演讲，受了专制的迫害，就迎刃而上鼓噪而呼之类，没有起到一个启蒙者应有的 作用。后来上街，同学们讲不出几句老百姓心里的切身话，而只会振臂高呼：“人民万岁” 。口号也只是停留在针对老百姓支持学生游行的意义上。游行中唱的歌，除了“国际歌”与 “国歌”，就是那几首“军训”中学的歌。 　　与此相继，是同学们“唱主角”的热情越来越浓厚。这次“民运”初期的最高目标，不 过是争取“新闻自由”。“四·二七”之后，首都的新闻界已经处在半失控的状态。当时本 应由年轻的一代新闻记者唱“新闻自由”的主角，由广大高校的同学做后备威慑力量，争取 到至少是实质上的“半自由”。然而，少数学生领袖及许多人都热衷于搞“乘胜追击”，要 求政府立即“为四·二七平反”，“承认学生组织的合法性”，“为运动摘帽”。其实，在 当时的条件下，我以为，从“四·二七”到“戒严”之前，中共政府基本没有采取任何主动 的行动，在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地显示了“怕”的迹象。这本身已经是莫大的进步了。如果在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利用学生们掌握着的情况、资料、数据，团结广大青年教师干部和 记者，“以己之长”（甚至是忍辱负重地）与政府展开几次对话，从教育入手，以“官倒” 和“苛捐杂税”为矢，为无权无势的普通劳动者出几口心中的晦气怨气怒气，从而争取到更 广泛的支持，争取大多数人民对我们行动的理解……那么，“民运”就会站到“有理、有利 、有节”的高度上而游刃有余了。可惜的是，在“五·四”大游行之后对下一步的行动的争 论刚刚发倪，“对话”还没有开始的情况下，“绝食”就先登场了，从而使“民运”的焦点 一下变到“对绝食学生的态度”上，使人民对学生运动或漠然或同情或支持，而没有把“民 主”当做他们自己的事，只有极少数最先进地区的少数最先知觉的人民敢于投身此次运动。 然而他们的行动在广大沉默的海洋里只能被白白地牺牲掉——由此埋下了“民运”最终失败 的种子。 四、组织原则 　　“四·二二”北大“五四”操场新的“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会上宣布的“学生自治会” 组织原则是： 　　⒈新“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由以下同学组成；（当时这些自荐的同学的确很 　　　勇敢！） 　　⒉新的筹委会委员由已有的筹委会委员提名并选举产生； 　　⒊并通知全体同学，征求大家的意见。 　　当时是否有“为保护参加同学的人身安全，筹委会中的部分职务对外保密”的第四条款 笔者已记不清了。这种小“政治局”式的组织方式当时就受到了几乎全体同学的一致反对。 筹委会匆忙宣布这次会议不算，组织原则另行开会讨论。于是会议不欢而散。 　　不过自此以后，无论是“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还是“北大学生自治会”，还是“ 北京学生自治联合会”，还是以后的“绝食请愿团”与“绝食请愿后援团”，采取的似乎都 是这一组织形式——只是发号召，采取行动，宣布组织人员名单，开新闻发布会；领导着大 家前进——甚至不怎么再宣布“组织原则”。而那场讨论组织原则的大会，也因热火朝天的 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而不再开了。 　　“四·二七”之后，北大“学生纠察队”的队长赵体国（音，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 ），看到形势对学生有利，贴了一张针对组织工作的大字报，对组织者中爱出风头互相扯皮 见风使舵的现象做了十分善意的（实际上是有些遮遮掩掩的）批评。大字报贴了不到半天便 被撕去；而赵本人，也被撤去了纠察队长的职务。 　　千万不要以为问题只是“民主司令部”内的，本系的“系学生自治会”最早一批去募捐 ，在颐和园募了约二百元（那时胆小没敢大搞），上缴一百，留了一百做“本系革命的本钱 ”。后来，特别为“绝食”募捐，北京街头的学生讲几句就开始敛钱，只嫌不多，连正经的 称谓也没有，收据也不给人家开。 　　最后，讲一下同学们对“民主权利”的态度：五月五日晚上曾对全北大是否继续罢课投 票表决。结果是压倒多数地“罢”。但后来两天，差不多所有的理科都复课了。我当时问同 班的同学为什么还要罢课，他们的回答很痛快：“为什么不罢？！”后来同学们为什么还来 上课，回答又是：“为什么不来？！”天真的脸上，挂着孩子般的笑意——如此不珍惜自己 的民主的权利和决定。为了贯彻一致的“罢课”，有的学校曾准备组织纠察队封锁图书馆及 教学楼，等等；不一一类举了。 五、绝食起因 　　“五·四”大游行之后，“北京学生高校自治联合会”的下一步决策，经过几次反复， 投票表决的结果，大意是罢课自愿，积极筹备，准备对话。可以说，这是一项当时十分明智 的决策。 　　罢课自愿，是因为学科的性质不同。文科愿继续罢而理科已基本复课。因此，“文科” 对“理科”颇有微辞。其实，科学与民主本来是不可分的，只要学生组织在，大家的关心在 ，采用哪种方式都是促进民主。何况，经过长时间的罢课，同学们的精神都松懈了，借罢课 出去旅游已是普遍现象。所以，复课似乎也是必要的了。 　　所谓的积极筹备，指的是以讲演、座谈、出版刊物、展开讨论等温和方式争取进一步的 民主，并配合学生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对话。 　　那时，大部分理科的同学都在一面紧张补课，一面等待着“高自联”所精心准备的“对 话团”与政府之间的对话。而政府，可以看得出来，由于内部有分歧，对话的调子一时定不 下来，在拖延时间，但也在准备对话。当时不仅广大学生在等待对话，老百姓也在等待对话 ，一切对“腐败”不满的国家干部也在等待对话；当时政府的“喉舌”已经失控半失控（报 纸前所未有地好看），舆论对学生有利。 　　然而，少数对“现状”不满的学生领袖，开始号召大家绝食，要求立刻为“四·二七” 平反，与政府之间展开“高级别的”对话，并开始“绝食签名”。既不顾广大同学刚刚接触 “民主”，有许多方式态度与组织上许多不成熟甚至错误的作法的事实，也不顾学生自己的 民主组织“高自联”的民主决定——终于在五月十三日带领上百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 　　“情绪”是一种害人的东西，有许多同学本来不同意绝食，但一到天安门广场，一看见 那个气氛那种情绪，就再也不能自己了。“存在”是另一种害人的东西，绝食以后，大家只 能承认这个事实，寄望它能有好的结局，“到什么山就唱什么歌”了。 　　然而，真正使天安门广场变成“民运”的全部中心的，是所谓“自焚”事件。据一位当 时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同学讲：本来，是两个同学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某某再不出来我就 要自焚了。本来，此事无论起因真假，足应引起绝食领导人理智的警觉。然而，绝食广播台 却匆匆把此事向全场宣布，向各校宣传，致使那两个同学真的准备了汽油瓶……于是，人们 停止了一切活动，将一切注意力投向天安门广场。 　　从此，广场内的“绝食总指挥”实际上指挥着全国的学生，广场外的“绝食后援团”实 际上接管了北大的“学自联”。“北京学生高校自治联合会”也名存实亡，只有配合“广场 绝食请愿团”的一切行动。可悲呵，一个学生自己的民主组织，成立不到二十天，就死在内 部的“路线斗争”上，就死在自己人的行动上了。 　　至此，“民运”已基本上是“右派”不如“左派”，“文斗”不如“武斗”，“理智” 不如“偏激”。总之，搞得越“大”越“火”越“正确”。由此，“民运”以后的趋势及命 运，已经是“注定”的了。至于以后的那些在绝食最高层里争权夺利，在绝食圈里搞等级特 权，在绝食最严重的时刻搞噱头以爬上著名的最高峰的人和事，在此提起已毫无意义了。它 们只不过是“实现自我”的“精英政治”的进一步发展罢了。 　　有人曾设想，绝食教育了人民（？），如果能在戒严军队开进来前就撤出来，结局或许 不同，鄙人不敢苟同。绝食不就是对同情学生的政府人士提出的“民主与法制的轨道”的最 坏的回答吗？“绝食”不但使“改革派”失去了继续向人民妥协的依据，而且使“顽固派” 大开杀戒无所顾虑。 　　如果说那次“民运”曾有出路的话，我以为，出路只有一个：在“五四”以后那段有利 的时机里坚持对话，为着“为民请命”这一主题可做适当的妥协。 　　讲到“妥协”，在东方的政治里，它就是“怯懦”与“投降”，是政治上的自杀。然而 ，翻开西方成功的政治史，“妥协”和最后的相互尊重往往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石。一两次 妥协达不到的目标，可以通过多次妥协而实现。民主和社会的进步就是通过这种“水涨船高 ”的模式逐步实现的。可以说，西方成功的民主政治史就是一部成功的妥协史。可惜，大家 在全面专制的社会里生活得太久了，以为民主也应该是很“革命”的。 　　凭心而论，我觉得当时那种对政府的态度也不对。我们对人说话，还要考虑对方的接受 能力，想想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难道对一个政府，就可以不顾面子不给退路吗？难道在 政治上，就可以不计后果随心所欲了吗？学生们甚至对政府里的“妥协派”，也是一点面子 不给，一点反应时间不给，如绝食学生力拒严明复。也许这也正是赵紫阳在绝食学生面前哭 得那么伤心的原因之一吧！ 六、痛定思痛 　　一场悲剧完了，泪流干了，我们还能得到什么呢？ 　　如果说什么是人权的话，我认为：“人权”便是人民应有的权利——包括他们过问从他 们身上征得的税收的权利，他们过问自己命运的权利，他们受不随当权者喜怒所左右的法律 审判的权利，他们受教育的权利，他们从事体育运动的权利，他们因辛勤的劳动而获得体面 的生存的权利，等等等等。如果说谁是中国人权问题的最大受害者，我的回答便是：人民— —中国的老百姓不仅要养活一大批中共的统治中坚，还要养活更大一批实际上“不劳而获” 的统治依附。昔日，马克思曾将那时“革命前夕”的资本主义描写成一个“金字塔形”。今 日的中国社会，却是一个“圆柱形”，可见其底层劳动者身上之沉重。“六四”及其后，中 共政府的所作所为，不仅丧失了人性，而且也疯狂地违犯了它自己制定的宪法、刑法、诉讼 法……中国对劳动者的捐税，是世界上最高的，却曾经是除“非洲兄弟”以外唯一不提供免 费基础教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９０％的老百姓，一生中没有机会进入一个叫图书馆 的地方借一本书。一个拒绝为其公民提供最基本的体育设施的政府，却是举办一场世界体育 盛会强有力的竞争者。一个有组织的政府的大规模的腐败，便是一种在经济上对人权的最激 烈的违反，因为广大人民永远是这种腐败的受害者。在中国，无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谁工作得越辛勤谁生活得也越辛苦，谁待人越诚实谁也越受气。过去如此，现在依旧——与 此相比，昔日“绝食学生”所受到的待遇和今日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权，实在是次要的了。我 认为，脱离了这样的人性，政治仅仅做为政治，政治便再无意义可言了。 　　痛定思痛，我心里更觉得沉痛。“六四”过去快五年了，那些在这一事件中死去的人们 ，有的已永远地从历史中消失了，长安街上的血，也已经晒干了。对“六四”鲜血的回忆和 对学生领袖们言行事迹的记述，就象一出上演过几遍的旧戏一样，不再有戏剧的效果了）。 年轻学子如我，也想尽方法出国，在异国作异乡梦，或是仅仅地想呆在这里。从某种意义上 讲，“六四”已成了我们逃避对自己祖国责任的最好的借口；而国内的那些贪官污吏，官倒 公子，那些搞买办的和卖国的，和那些真正的嗜血暴徒，活得正从未过有的痛快；普通的老 百姓们在冥冥中，再一次地开始了对“老毛”的崇拜和对“旧时代”的怀念……这是历史对 “六四”的嘲讽吧。我只希望读此文的诸公，在我们“个人奋斗”的征途上，在庆祝中国私 有化的凯歌声里，不要太忘记了那里覆巢之下的老百姓们。 　　我们搞的“民主运动”是不成功的，甚至没有为我们自己提供体面的的民主。我们甚至 连“做人”还没有学会呢。看我们是怎样地对待自己、对待同志和对待内部的不同意见的吧 ！看我们是怎样地对待民主的组织和它的决议的吧！看我们又是怎样地对待人民的呢？我们 又是怎样地对待自己的盟友和自己的敌手的呢？“六四”以后我们又是怎样地诉说和总结那 场以上千条生命为代价的民运呢？我感觉中国依然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式的人文主义运动；我 感觉我个人也需要一次基督徒式的爱的洗礼。 　　请不要再用“群众运动”为我们自己开脱了吧！是谁视而不见自己的缺点？是谁偏爱大 的行动？是谁把自己的言行当做圣旨？是谁在游行中反复叫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反对学 生运动的绝没有好下场——《毛泽东选集》第……页”？又是谁在天安门广场上树立起一尊 尊“民主女神”的呢？——是我，我们，是我们青年学生。 　　可以说，“六四”血的教训之一便是：“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民主”更是一种 道德。 　　所以，我们既不是众“神”，也不是什么“六四的英雄”。“六四”没有“神”，“六 四”中的英雄只是那些无私地支持过学生和倒在长安街上的无名无姓的老百姓们。在一个没 有民主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们只想做个“人”。我们还未做过“人”——我们应该学做“ 人”。 七、寄望未来 　　以上，便是我的坦白吧！ 　　由于时间过久，也由于本人的局限性、片面性（特别是由于我的主观所带来的片面性， 因为那时在运动中我是常常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中。运动本身就会使人疯狂。）肯 定会有一些错看、误记和当时道听途说而现在回忆成亲身经历的事。我又没有条件去一一查 证。尽管如此，我本人将对以上文章中的一切陈述负一切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并期待着与 一切当事人对证。 　　我没有什么要补充了，除了一点——那时我和所有人一样愚蠢，粗暴和爱“实现自我” 。 　　我反思了几年，只得到了这几句“马后炮”；希望读者能指出我的错误，或给我以正视 未来的勇气和希望。 　　“六四”之后，北京的老百姓只要知道我是“北大”的学生，只要有机会，总要问我： 北大的学生到底死了多少？是不是政府不让说……那时我真是惭愧啊——我只有发誓，我的 后半生要为他们而活着；但现在我仍然缺乏面对他们和面对未来的勇气。 　　从此，解剖他人和渴望他人解剖自我，便成了我的一种嗜好；在这撕心裂肺的痛苦中我 会获得一种梦幻般的慰藉。 　　但愿他们的血没有白流。 □　一九九三年十月寄自美国。作者为原北大86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