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八九 作 者: forget1989 也许在经历了北京1989年那场运动10年之后，作为一个那场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 记忆的主体，我该写点什么。我的学养和对历史有限的感悟能力决定了我只能为 未来的历史研究留下一份最大限度接近真实的个案调查资料。这包括事实的和心 理的。在这一事件中，我是一个追求心灵极度自由的独立个体，这使得我的回忆 只能从个人而不是社会和公众的角度出发。虽然面对严酷的现实，个人的作用微 乎其微，但是我仍旧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行动。古人云：“避席畏闻文字狱， 著书都为稻粱谋”，这是对于黑暗历史的控诉与反讽，我自认应该做超越古人的 新事，这也是一个“自由人”的心灵诉求和应有的态度。 这是写给我自己看的，同时也是写给我的灵魂同盟者，以作为我们对共同经历的 时代作出的一份私人交待。历史自身的复杂发展、无量的变数以及对于个人和他 者无穷无尽难以估量的种种影响，使我的立场不得不停留在个人的成长与认知上 。这是一份在迷失的年代，经历了青春理性迷失之后的内心痛苦无依的倾诉，也 是一份用特定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的眼睛看待社会和世界的三维立体画――我坚 信，只有用自己的眼睛才能找到我们自己。 个人的叙述，对于我来说，既有极大的自由也有极大的盲区。一方面，我可以信 马由缰，详尽叙述我在事件发生前后以及过程中的种种感觉，然而这样却难免与 事件本身严重隔阂，无法准确、客观、深入地描述出当时的社会和当时的我们。 另一方面，结合个人经历，对于事件本身进行历史和文化的探讨，又有我力所不 逮的艰难。但是，我愿意作这样的努力，力求我的文章在后一个方面有所进益。 与此同时，我在本文中力图避免个人色彩的消褪，争取在历史大潮中留下个人， 当然不是我自己。我，是作为那个时代远离政治、文化潮流和社会生活的一个精 神自我放逐的青年的标本。 在那个青春激荡的年代，我亲眼目睹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的兴起和衰落， 从中深刻地体会到作为无知与盲从者的青年在历史事件中的升腾和坠落。我还亲 眼看到事件发生过程中的种种人和事，看到在不同认识程度和动机下，人们的反 映和态度。作为一个不谙世事、尤其是不懂政治黑幕背后的真相和种种思潮背后 的政治目的的青年，我能够以勇气、真诚和坦然，面对所有发生过和未发生的一 切。也许这样就已经足够。 我的追忆将从我身处的时代和当时我的思想状况开始。 1987年9月暑假过后，我来到北京读大学。这是我首次走出家乡200公里方圆的地 域，独自开始我的精神漂泊。在此之前，我所生活的小城只通行简单的生活逻辑 ――读书是为了将来的饭碗，作官是为了鸡犬能够升天。知识分子（如果这个小 城中还有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它可能仅指教育工作者）有着仅限于教科书和参考 资料的知识面和与小市民无异的生存哲学，此外就是无所不在的政治现实和人们 脸上日复一日同样的麻木表情。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严重影响我个人成长的政治事件――我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可以肯定地说，从我“加入”的1986年直到如今的1999年，我没有完 整地阅读过《共产党宣言》，并在信仰上对于共产主义一直没有任何认识。而我 的这一违反党章规定的提前（我还不满18周岁）的“加入”，完全是母亲的悉心 塑造和老师的殷切关怀作出的越俎代庖行为。事实上，我成为别人实用主义理想 的实现者──当然别人有着善意的初衷──而唯独不是我自己的什么。我们的社 会和现实，从一开始就没有为个人的心灵和自我留下哪怕是小小的空间，在广大 的范围内，几乎没有人能够为自己负责，也没有人具备这样自我要求的权力，起 码在我们的小城是这样。因此，在我“入党”的问题上，我是母亲高官迷梦的初 步实现和学校党委党员报表上的一个醒目的数字……这一意外在我懵懂的时候， 时常成为我暗地里沾沾自喜乃至与14岁加入共产党并为主义献身的刘胡兰相对比 的因由。现在我终于懂得，除去当时的历史因素外，刘胡兰的献身，极有可能是 信仰之外的仇恨和愚昧作怪而非对共产主义的理性认同使然。这一看法可以验之 于众多走过千山万水而唯独在得江山之后腐败变质、丧失共产主义信仰的从前坚 定的革命者和如今死不改悔的阶下囚身上。很难想象一个不满18岁的党员对于共 产主义有什么理性乃至信仰的认识。这一个人的“政治事件”在我后来的成长过 程中，将直接影响到我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最终也铸成了我在现实中的矛盾表 现。 可以说，在离开家乡之前，我生活在一个非人和无知的空间里，我的知识仅限于 几千页课本和幼时出于饥渴而自发阅读的古典小说。而这一切，一到北京就马上 化为了尘埃与空气，成为与我本人无直接关系的元素。对于政治和现实，我的了 解只限于高考应试必备的时事政治资料，它在我的心中像空中的标语一样简单、 凌乱。我是带着故乡人常有的茫然和呆板来到北京这个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的。 此时北京的大学校园，在弥漫着尼采和叔本华的哲学、流传着戈尔巴乔夫的《改 革与新思维》的同时，也盛行着极度颓废的厌学风和过于普遍的经商热。学生们 生活在无理想、无目的和对金钱的渴望当中。毫无疑问，是社会和政治现实玷污 了原本神圣的学术殿堂。这都是与我心目中的大学相距甚远的。我知道大学是研 究学问的地方，是向社会提供思想、精神动力和知识技能的养成所，可是当我终 日面对着马列主义教授千篇一律的面孔和虚浮而脱离实际的说词的时候，我的内 心产生了对于前途的迷茫和颓废的最初冲动。我曾经尝试过作小买卖赚钱、躺在 被窝里不去上课，也曾在青春激荡下追逐异性的青睐……然而，当我的一切努力 终于都化为泡沫以后，精神极度疲惫的我便陷入了深深的悲观。它主要来源于理 性的软弱和盲目的自大。悲观对于我来说，原因在于对个人未来的无从把握，它 不但决定于我的专业与现实的深刻脱节，而且也源自于个性的软弱和逃脱家庭束 缚后的无节制的沉沦；我的自大源自于小知识分子父亲遗传的清高，也许还包含 着来自于小城愚众的见识短浅的恭维。这一切，铸成了我没有根基的习惯性的悲 观表情，而这表情莫名其妙地在他人面前成为我高深莫测的面具，以致最终化为 我的个性的一部分。在这种互相关联的因果链条中，我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终 日虚浮而寥落，像一片随波逐流的树叶。我就是这样，生活在1989年的前夜。 而后来我才知道，此时的国家与社会，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着巨大的事变。街上 形色匆匆的人群，事实上并非是我眼中千篇一律的表情，几乎每个人的心中，都 掀动着巨大的波澜，躁动、躁动、躁动，仿佛在等待着什么，火焰在地表之下潜 行……作为我个人，因为身处这样一个时代里和特定的高级知识分子群落中，不 能不知道这样一些词汇：官倒、腐败、多党制、民主……可是，我对它们的理解 也仅仅停留在字面，根本未能达到上升到政治认识的程度。那时，我不知道自己 那时在做着和想着什么，尽管我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愚钝的人。我就是这样，生活 在1989年的前夜。 最为可笑的是，因为我少年共产党的身份，我几乎一上大学就而成为学生干部， 它可以说是一个学生中的特殊阶层，象征着毕业后良好的出路和有限地主宰别人 发展的权力。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我的同意，我们班上哪一个学生要加入党组织 是很难的，这不单因为我独特的党员学生干部位置，而且还与老师们对于学生真 正的思想状况普遍缺乏关心和了解有直接关系。多年以后，我为此而羞耻，不是 为了我如何阻碍了某些人的发展道路――事实上让他们入了党对于他们一生也没 有什么好处，而是因为我过早地与小政治和小权术发生了肮脏的关系，和在内心 深处曾经为之沾沾自喜的不幸与浅薄……在与小政治发生的肮脏关联中，我的内 心激起了对政治的盲目兴趣，因为我直接在小小的圈子中体验到了权力的魔力和 纵横捭阖的快慰，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在后来如火如荼的运动中遭遇了彻底的破 灭和残酷的自我否定。我就是这样，生活在1989年的前夜。 那时，我渴望变化，渴望冲突，渴望刺激，凡是与众不同的事物，都是我欢迎的 东西。只是我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别人，更不了解社会和政治，不知道这种种 表现序幕过后，我们会迎来怎样的现实和未来？可是，如今我已知道，对于我来 说，30岁的晚知道也许比20岁的早知道要深刻而具体，因为人的成长与历史阶段 同样不可逾越。我不悔恨自己的无知和虚妄，如果1989那场风波迟迟不来，会宿 命地延迟我成熟的时间！我对此深信不疑。它简直就是我的青春和我的大学。 1989年4月15日，那是个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的一天。但是，很多人的生命之舟在这 一天发生了急剧的逆转，有人升腾，有人坠落，有人身陷囹圄，有人远走异国。 命运像一叶小舟从原本平稳的河道突然拐进满是激流、礁石和险滩的山谷，生命 之舟在剧烈地颠簸、震荡。我的青春和生命就此卷入灵魂的炼狱，承受了正义与 邪恶、牺牲和苟且、混沌与清晰的多重考验，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颤， 它为我的血管灌注了亢进的血浆，激荡出青春的心鼓。 这一天对于胡耀邦本人来说，除了具有灵与肉由合到分的生命意义之外，还外在 地加上了一种任何导演都无法预料的效果――由于后来风波的影响和发展，他获 得了无法复制的历史意义和历史永恒。以致于人们每一想到1989年激荡的年代， 就会想到胡耀邦这个人。这一切只是因为，每个人都在胡耀邦之死带来的历史中 ，不同程度地打下了个人的烙印。对于每一个亲历的成长中的青年来说，这种历 史变故的冲撞和烙伤，必将终生不会消褪。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 下午4点以后，我在操场边懒散地观看班上的男女混合排球赛。天气有些阴，偶尔 一阵风会刮起地上的尘土。我不是体育爱好者，当时我除了恶意地起哄和挖苦别 人奇形怪状的表演之外，只是“深刻”地站在操场上，觉得自己无聊而孤独。五 点是吃饭的时间，于是我进入了一天的最后一个仪式──吃晚饭，与平时也没有 任何不同。我曾经细细地回顾那天的每一个细节，确实没有任何事变的预兆。 可是没有人阻挡得住宿命和历史的脚步──我在回宿舍的路上听到了哀乐，它来 自研究生宿舍楼的某个窗户，而且很快我得知了胡耀邦猝死的消息。 我曾经不只一次地反思自己对于胡耀邦的认识──我对于胡耀邦对于知识分子的 态度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他在国家的动乱年代如何关心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也不知道何以众多的知识分子将胡耀邦引为知识分子的知己和朋友。我只是知道 ，胡耀邦是已经下台的原中共中央总书记。也许在内心深处，我有着对于一个大 势已去的政治明星的同情与怜惜。然而更多的是对于公众共同关心事物的绝对盲 从。正是因为别人的认同，也使我盲目地开始认同了别人的眼睛，这就是全部。 当一切顺理成章的民间悼念成为事实之后，我的悼念中开始逐渐滋长起一种参与 历史活动的单纯想法，以及隐含的为发泄心中郁闷和焦虑的唯恐天下不乱的情绪 释放。但是与此同时，在我的身上，也包含着极端的虚无主义，我对别人不知出 自何处的过于激昂的愤怒感到有些厌恶。政治离我们何其遥远，对于政治本身， 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又能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凭借什么参与政治这无边无涯的铁 幕？在我的心目中，胡耀邦之死同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逝世没有区别，过后 现实还是原有的现实，历史也必将一如既往地发展。 可是，就在我懵懵懂懂地受到惰性自我影响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 的事变，地火已经成为熔岩，正在火山口喷薄而出。大约是在当天晚上8、9点钟 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一位后来参与编辑动乱后学习材料的、表面和言 论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人来到我们的寝室，是他告诉了我们事变的消 息──现在外面沸沸扬扬，同学们要保持冷静，凡事要用自己的眼睛和思想去判 断，不可盲从。听到这样的叮嘱，我的神经一下子紧绷起来，发生了什么事？强 烈的好奇严重地刺激了我，使我无法安坐在温暖的寝室中。于是我跳将出门，来 到学校的消息栏前。从此开始卷入无可逃避的历史。 看到那里的景象，我有些吃惊──无法统计的大字报、小字报张贴在布告栏和学 生宿舍的门楣、窗户上，外面围着黑压压的人群，多数是如我一样来看热闹和感 受气氛的。有人在五楼上烧着报纸或卫生纸，飘飘摇摇地在天上凌空飞舞。漫天 的黑纸灰和低沉、悲怆的哀乐，使乍暖还寒的初春之夜变得冷酷和凝重。大字报 的内容多数是悼念胡耀邦之死的，然而最抢眼的还是对于当局的控诉、抗议和咒 骂。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著名的大字报──“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倒死了！” 之类。我当时有点预感：北京可能要爆发一场政治运动，大概与中央批判的自由 化思潮有关。所谓“该死的” 恐怕是邓小平吧？“不该死”的则是胡耀邦无疑。 看到这些煽惑人心的内容，我的心中也升起一股莫名的冲动，感到浑身的血液在 沸腾、在燃烧。我甚至隐隐地有一种终于有事可做的快感。这与我平时一贯懒散 、无所事事而又渴望有所作为的心理有关。 我回到宿舍，任凭是什么样的言语都无法平息掉青春生命的激烈冲动。我们是年 青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我们怎能不发表我们的态 度？几乎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间小小的寝室中，不知所以然地谈论着心中的感 受和想法。当晚，我和几个喜欢舞文弄墨的同学一起，起草了几份大字报。内容 已经记不清了，反正主要是悼念胡耀邦和影影绰绰、含混地发泄了一通对现政权 的不满。这是我对于青春运动的祭献。 事后我分析自己的冲动行为的原因如下：一是要参与历史；二是发泄对现实的不 满，其中很大成份是不知其所以然的不满；三是表现一下自己的“才华”以获得 别人的赞誉。记得当时我自己还在心中告诫自己：你是党支部书记，不要卷入太 深，政治这东西肮脏而恐怖，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的行动除了极少数人目睹之 外，并不为很多人所熟知。现在我深知自己的愚昧和胆怯给自己留下怎样的生命 创痛，同时我也客观地认定，我是在竭力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并参与历史，我 不是盲从的。我是在竭力追赶时代的步伐并且竭力认识我们所共同生活的时代。 比起那些在运动中喋血的人来说，我在一定程度上动机不够纯洁，但是我始终坚 信，在政治斗争和历史主体的实践中，要保留自己的个人自由，用自己的目光观 察和判断世界是必须的，也是起码的素质。同时，我也为在运动中失掉自己的生 命、青春和热血并失去弥补机会的年轻的朋友感到惋惜，在对他们的悲悼中，永 远有着我未能与同龄人共同抛洒青春热血的歉疚。但理智地讲，我依然为自己的 不盲从而骄傲，虽然它不一定是在理智基础上的正确选择。 4月15日这一天，是我走向成熟的开始，也是我有限卷入这场运动的第一天。这一 天对于我个人成长的意义，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分，它决定了我在运动中的表 现，和以后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的走向。我愿意以一个当事人和反思者的身份， 毫无保留地展露我的心灵，留给未来的人们。 4月16日清晨，我一大早就爬起床和同室的朋友们赶往北大去。北大是学生运动的 旗帜和晴雨表。北大的介入程度几乎可以决定整个学生运动的深入程度。 这天北京大学依旧是杨柳轻拂，初春的嫩绿已经开始染上树枝的梢头。然而整个 校园的气氛确是热气腾腾，路上的每个人都心事重重，像是沉思着正在发生的事 变。我们来到北大的舆论集中地──三角地。这里早已是人头攒动，人们争先恐 后地将头伸向贴满大字报和小字报的墙壁和橱窗。整个景象跟我看到的文革中的 北大极相类似。大字报的内容现在已经多半忘记了，唯一的感觉是北大的大字报 水平也一般，没有什么新的气象和更为尖锐的东西。我知道，运动一开始，我心 中固有的麻木也同兴奋一起潜滋暗长着，构成我矛盾人格中两个对立的基本成份 。我几乎是机械地抄录着自认为有价值的大字报，但随后就厌倦了，随手抄录的 东西在多年以后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以致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些语焉不详。 记得回到学校以后，系党总支给我们所有党员和学生干部开会，指示我们不能参 与与我们身份不相衬的活动，有情况要及时向组织汇报，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同时，罢课逐步开始了。然而就在这时候，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深思： 4月17日，听说我们班上的某某女同学的名字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自发给胡耀邦送的花圈上，她本人对此事毫无所知，据说是因为他的男朋友所为 。这位“男朋友”是我们本系的研究生，这次悼念活动的主动参加者。我得到这 样的消息后很吃惊，隐隐感到在这场运动来临之际，人们对于参与还是不参与， 可能都会遇到无能为力的情况，而我本人对于这种强奸他人名义的行为十分反感 。可以说，这是一种赤裸裸地、以所谓“革命”和“正义”的名义对个人权力的 无耻剥夺，也许这其中还有“爱的强制”，但我始终认为，无论以多么高尚和美 丽的借口，都无法掩盖这其中真正的实质──专制、野蛮和虚伪。我没有就此事 询问过我的同学，但是，我觉得任何人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别人冒用名义去 做任何事，都会产生愤怒情绪。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同学毕业后嫁给了这位研 究生，而且为他生了儿子，现在一家人就愉快而幸福地生活在某城市中。于是现 在我想，也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自由和权利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并不能说明什么 ，他们仅仅需要质量很低的生活。也许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政治生活现状吧！也 就是因为如此，他们在被官方、群体和他人无数次地侵犯了和侵犯着基本的自由 民主权利的同时，浑然不觉，浑浑噩噩地生活着。 与此同时，我的自由和权利也受到了觊觎──我之所以这样说，仅仅是因为我觉 得我有权利决定我个人的行动，别人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我能够对自己负责 也应该为自己负责。 又是那些以拯救国家民族为己任的研究生，找到了我这个学生党支部书记和其他 一些学生骨干，举行了一次“地下集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在全校大搞一场悼 念胡耀邦的追悼活动。这次活动明确地受到学校当局的阻拦。 我并不反对利用各种形式悼念胡耀邦同志，包括在没有征得校方同意的情况下自 行组织悼念活动。但是，由于当时局势异常复杂，我对此保留了基本的警惕。 他们的行动十分诡秘，在集会开始的时候，紧紧地栓上了门。这些年轻的“革命 者”并没有向我们作任何鼓动和对于这次行动的解释，甚至连基本的情况都没有 向我们通报，就向我们布置起任务来了。分给我的任务是到相邻的几个学校去贴 海报，向更多的人宣传我们的“革命行动”。我不是他们的同道，但在当时的情 势下，我无法面对面地反对他们的颐指气使。我知道，很多人的眼睛正在盯着那 些异己的人，就像座山雕拷问栾平和杨子荣一样，稍有破绽就会大开杀戒，我只 能默默地在心中打着自己的算盘……自然，我没有参与他们的活动，但也没有向 组织通报任何消息。这是我作为一个自由人的基本信念──不出卖别人、不背叛 自己。由此，我开始注意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总是“研究生”们侵犯我们的权益 ？回想人民共和国走过的历史，多少戴着高尚面具的罪恶在巨人的号召下大行其 道，多少受人景仰的知识分子举起受命于人的旗帜，将无数无知者的真诚带进有 去无回的山谷……原因在于，这些人自恃道德优势、政治优势和知识优势，凌驾 于普通人之上，而普通人盲目地在权力和知识面前抛弃了自我，甚至将宝贵的自 由和权利交给了虚伪的政客和幕僚知识分子，任凭他们践踏和蹂躏。我们难道不 该警惕所有的强权和伪善吗？包括政治的、道德的和知识的。 4月19日，我按期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参加了这次悼念活动。原定在校内改为到天 安门广场敬献花圈。我了解历史上天安门广场对于集会的重要性，历史上它就是 上演英雄史剧或闹剧的最好舞台，我要亲身感受历史风雨。出于我是党支部书记 的特殊性，在系领导对学生上街无力阻拦的情况下，他们叮嘱我将同学们组织起 来，大家同去同归，以免发生意外事件。我接受了老师的嘱托，可是天知道我能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队伍像一条激越的河流，流向广场，流向不知名的地方和结局。我们一行人显得 精神高亢，紧跟在正式队伍的后面。晚上大概8时左右，我们赶到了天安门广场。 整个广场人头攒动，新闻记者的闪光灯和摄影灯在夜空中发出耀目的闪烁，人心 沸腾而跃动。在这样的情绪和环境中，容不得哪一个人多想，我们便纷纷加入游 行行列。我看到忙碌的记者在摄影和摄像，心中有一点胆怯，这些影像将来很可 能成为追查的证据，于是我低声提醒我的同学们，用标语遮住自己的脸，作一点 自我保护。我记得当时我身边的一位女同学用诧异的目光盯了我一眼，随后将脖 颈挺得笔直，显然她很瞧不起我的退缩。我们就是这样，举着“中国魂”的巨幅 标语，绕场一周，然后送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高高地悬挂在碑身上。随后 ，队伍向人民大会堂前静坐的北大学生附近聚集。我站在后排，透过前面人的肩 头，看到静穆的人民大会堂──它无声地沉默着，似乎对外面的人们毫不理会， 只有檐下几盏孤灯，照耀着门柱下紧张而不知所措的工作人员。这里的气氛很紧 张，黑暗中似乎有无数警惕的眼睛，打量着外面浑然不知危险和疯狂忘形的人们 。 没有人理睬我们，紧绷着的神经也就松懈下来，我感到有些疲乏，就和同学们一 起来到广场中央，席地而坐，任初春夜晚的寒风吹拂着我的头发和脸庞。此刻我 感到万分自由，大家团团而坐，自由地争论、自由地发表意见，思想像游龙一般 出入于云霄和海洋…… 我们的队伍已经散于无形了，大家纷纷按着自己的意愿，三五成群地走向西单方 向。我本以为当晚的活动已经结束，但当我们来到新华门的时候，我不由得惊呆 了！ 大约有成百名学生拥堵在新华门前，他们举着花圈，与臂臂相挽的警卫战士对峙 着，口中喊着“李鹏出来”的号子。我知道新华门是国务院所在地，是国家重要 的机关。这里极易酿成重大的流血事件，长时间对峙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这使我 想起段祺瑞执政府前倒在血泊中的刘和珍和杨德群……但我没有马上走开，站在 一边静静地观察：我发现，在学生对峙的行列中，后面的人几乎有些恶作剧似地 向前拥挤，而前面的人明显对臂臂相挽的解放军战士和新华门敞开的门口后面的 黑暗充满恐惧，他们几乎是惊叫着抱住柱子和石狮子的底座。看来这种对峙在一 般人的眼中是有限度的，真正为了理想和自由不惜流血的人，实在是微乎其微。 这样的结论是逐渐被我后来的耳闻目睹所验证的。我的同学中就有人当晚英勇地 战斗在对峙的第一线，从他们归来后自豪而惊魂未定的样子中，我仿佛听到了事 件在每个人心中的真正回响。这个晚上，我很快离开了新华门，回到了学校。 归来后没有人说起发生了什么“血案”之类的话。第二天我们再次前往北大三角 地看大字报的时候，我看到了对于“新华门血案”的宣传。这与我所听到的东西 并不一致。然而，我似乎是愿意接受学生惨遭毒打的信息，因为它使我感到亢奋 和刺激，可以使我的激情获得再次点燃。于是，我相信了这样的传言，并且在校 内贴出了转述“新华门血案”的大字报，内容就记在我的日记中。于是，在那个 时刻，我又成了一个不太能为自己作主的人，这是我的动摇和盲从。关于这段事 实，我一直耿耿于怀。我的内心矛盾在于：一、我不知道真相如何，但是却传播 了事件的消息；二、我相信传播这样的消息对于运动本身和中国的民主运动在政 治上是有益的。我该如何反思这样的自己？但是现在，我自认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于是我只能否定内心矛盾的后一方面。我该为不负责任地传播这样的信息而自 责。 “新华门血案”消息的广泛传播，使叛逆的火焰进一步升腾。4月20日后，学校内 罢课之风开始兴起。学校开始出现了成立学生自治组织的苗头──我系的一位同 学（平时极度沉默寡言）冒雨参加了一次游行，归来后手中拿着一把雨伞。他神 色庄严而凝重，仿佛身负沉重的历史使命一般。我看到他这般形象，猛然想起过 去时代的一幅油画名作──《毛主席去安源》，心中不由得一阵凛然。看来自己 的身边真是藏龙卧虎啊！他对我们说：我见到了吾尔开希，其人如何如何。说话 的时候，他的嘴里的舌头有些不自然，打着卷儿，不知是紧张还是觉得本人凭空 高大了许多。也许当初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苏联红都见到列宁和斯大林才有这样 的独特感受。当时我这样想。我之所以这样写，就是因为我从骨子里瞧不起这样 的人，用我们老家的说法，这叫“狗肚子装不下二两香油”。但是就是这样一些 人，构成了我校学生自治会最初的种子和班底。 21日晚，我们随着学生队伍的洪流，簇拥在学校门口，据说是为了先去占领天安 门广场，以便明天参加胡耀邦的追悼大会。按照事先不知是什么人的安排，我们 先要参加在师大举行的誓师大会。现在想来，之所以说“誓师”，看来是一定有 “险”可冒，有“誓”要发了。如果是现在，我一定会三思而行，可是当时，除 了冒险的冲动外，就是一种对于新事物无限冲动和对强刺激的无限神往。 一大群人簇拥在学校大门口，等待着其他先锋队伍的来到。一队一队的人过去了 ，他们打着各色各样的旗帜和标语，头上缠着白布条，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与 有组织的队伍相对比，我们学校的人群杂乱而缺乏组织，因为校方早已将校旗控 制起来，学生们的活动就像一群苍蝇，到处乱撞。为了学校的荣誉和行动的有秩 序，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一面旗帜，这是我当初的想法。于是，我就将我的想法付 诸实施了。也许这是我在这次风波中最富有亮色的行动了。 在我的印象中，那面著名的系旗一直被人不负责任地放置于宿舍楼的传达室。我 和另外一名同学便悄悄地赶回宿舍楼，随之这面旗帜就成为这次50多天风波中最 为醒目的一面。我在用无数双臂组成的保护人墙中，一路赶往天安门广场（事先 安排在师大的誓师会没有赶上）。 对于我这个身体不算很好的人来说，从海淀区到天安门广场的集体徒步行军不是 一件轻松的事。我被沸腾的人群夹裹着，直到浑身的汗水将我的羊毛衫湿透。一 路上，我的心情紧张而激动，在冒险而又有些后怕的复合心情下，感受着巨大的 兴奋和愉悦。 凌晨4点，我们赶到了天安门广场。平时空旷的广场被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涌来的大 学生所占据。北京春早，广场上刮着强劲的北风。我被汗水打湿的衣服开始无法 御寒了，贴在前胸后背上一阵阵发冷。我们坐在冰凉的广场上，等待着天亮，期 待着中央能够给胡耀邦一个公正的评价，并对他的死作出一个令人满意的交代。 然而，在这样一个寒冷的早春之晨，我的“心中无神明”的宿疾开始发作──由 于寒冷，我顾不得什么大家为之不惜抛洒青春的胡耀邦之死，骑上别人的自行车 ，载着另一个同班同学，飞也似地逃回学校，只为温暖我的身体。于是，我没有 看到“令人动容”的下跪请愿的一幕。 对于下跪请愿，我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这完全是敌手之间大耍手腕的政客行径 。对于以民主和自由为旨归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采用下跪这中封建社会膜拜君 王和神祗的方式是完全不符合言行一致的标准的。当然，这场下跪风波直接导致 了学生运动的再次升温，然而却并不为我所赞同。 回到学校以后的一、两天，我目睹了我校学生自治会成立的全过程──当时，各 校之间开始了串联与游行，大家在校际之间呼来喊去，壮大声势。一天，我校在 学生校内游行结束以后，队伍被拉到大礼堂。领队的早有计划，他们扭开门锁， 将各队人马安排在大教室内坐定。大教室内旗幡招展，口号声响彻一片。这时， 一个手提小喇叭的学生走上主席台，庄严地宣布大会开始。当时，我不知道是什 么人主持，要开什么会，只是习惯性地对这种乱哄哄的集会感到厌倦，于是我克 制地使自己冷静下来，竭力不使自己受到环境的影响，静观事态的发展。随后， 这里上演了一台出剧──各色人等纷纷走上台去，其中有很多平时所作所为令我 非常不齿的人物。他们纷纷宣布学生自治会正式成立，更为主要的是纷纷宣布今 后本校的行动将由“本人”统一指挥，仿佛他们正面对着一个人才市场，纷纷为 自己招兵买马，壮大自己的营垒。我不禁问自己：“难道他们不是一伙儿的吗？ 他们事先没有统一的安排吗？这样连一句完整而流畅的话都说不清楚的人能够领 导这次声势浩大的运动吗？”于是，我得出结论：在这些人的领导下盲目行动不 仅危险而且显然是在背叛个人的理性，我必须要为自己负责。其后，在真正意义 上，我没有参与这样的游行。至于我有时也会出现在游行的行列中，我是把这一 切全部看作求知行动的。我知道，这样下去，我终将脱离运动的主流与群体，也 最终背叛我所在集团的集体意志。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这不但标志着一个人 脱离群体而自行其是终将遭到集体的抛弃，而且个人还要咀嚼独行的心灵苦涩， 和对自我选择是否正确、是否合乎正义和良心的道德拷问。至此，我最终成为一 个独立的个人。现在看来，我当时所寻求的是一种完全的自由和绝对的自主。当 然我应该诚恳地向所有为青春付出汗水、鲜血以致生命的无辜朋友们表达我的歉 疚。但是，我终究不隶属于别人，别人无权代表我。 此外，我还对运动中的强制行为感到反感──无论是罢课、游行还是签名，几乎 所有表达态度的时候，总有人在你的身后盯着你、逼你表态，不是以正义的名义 就是以集体的名义。大家习惯于将这场运动称之为“革命”，我不了解“革命” 的实质是什么？也不了解这次运动中所提出的纲领内容中有多少“革命”的成份 ？但是，“以革命的名义”成了这次运动中常常会感到的精神压迫。这是一个自 由人所不堪忍受的。我想起六七十年代我国曾经出版过的小人书《以革命的名义 》，大概是叙述十月革命的故事。也许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经验已经深刻地 灌注于中国人民的血液和精神，以致于所有的野蛮和法西斯都被冠之于“以革命 的名义”，于是左派观点大行其道。这是中国人深重的心理和精神创伤。回顾十 年文革和其前其后的所谓“革命”运动，中国人中连阿Q这样的流氓无产者都会在 改变自我境遇的心理需求下，祭起“革命”的法宝，高唱“我手持钢鞭将你打” ，实在是荒唐之极、恐怖之极。真不知这样的“革命者”手中的钢鞭要打到何人 头上？说不定首先伤到的还是我们自己。 同时，在各色人等中间，还有些居心叵测的人，利用别人丧失理智的时机，设下 陷阱，抓住别人的政治辫子，伺机捕获猎物。我亲身经历了这样一次考验，虽然 对方是在用一种玩笑的方式对弱势者表达一种智力的优越。态度是游戏而轻松的 ，而我却感到彻骨的冷酷。在一次露天的民主沙龙上，我站在草坪上侧耳聆听。 我的一位师长和他的一位朋友站在我的身边。大家听着、议论着。突然，他对我 说，你怎么不上去讲一讲？我说，我不善言辞，而且有些问题自己也说不清楚， 更重要的是我的认识还不清楚。他说，没什么，随便谈一谈，你也出一出名。我 说，我不想。当时，我真实的心理除了没有说话的欲望以外，确实对民主和自由 的理论和实践缺乏基本常识，但是我十分钦佩哪些敢于走上台去演讲的猛士。正 当我迷惑不解的时候，我的这位师长突然神秘地对我说，没关系，你去讲，这是 我的同学，安全部的，她可以“保护”你，不要怕。当时，我惊讶得一句话都说 不出来。而那位穿着米色风衣的神态平静、一直将手插在外衣兜里的安全部官员 ，几乎是没有表情地看了我一眼，便又继续全神贯注地听讲了。对此我几乎无话 可说，中国人人性可怕的一面，以其血腥和残酷，撕扯着人们的心灵和尊严。在 这种阴谋和奸细的窥视下，一切都在黑暗的掌握之中。 在这样的心理依据下，我几乎是有些矫情地来到被罢课纠察队封锁的教室和阅览 室，静静地读了两天书，意在为正在进行的运动把一把脉，以便弄清楚我究竟应 该在运动中抱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也就是极力想达到看清运动发展趋势的目的 。然而我的收获微乎其微，一则我还不具备独立研究一种社会现象的能力，同时 ，现实也没有给我留下一方适宜的空间和沉静的心情。于是，我又被不由自主地 挟裹到运动之中了。 运动在那个逐渐变暖的春季开始加温。4月24日，各校开始了罢课。校方知道了学 生罢课的消息后，给我们全体党员开会，严嘱党员不许罢课。教学楼的门楣上高 悬着“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的横幅，让人看了激情澎湃。由此我想到文化 大革命中学生对教师实施肉体折磨的历史。师生既定关系的超越常规的被打破和 颠倒，构成了教师生命悲剧和学生灵魂悲剧的根源。小到师生之间，大到统治者 和被统治者。革命似乎注定与血腥相连，这使人不寒而栗血腥，使我的灵魂发生 着不断的碎裂，我的大脑开始晕眩。罢课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喜讯 ：我平时就非常厌恶上课，将自己在台下听老师万世不易地宣讲中国革命颠扑不 破的真理看作是笑话，而且自己非常厌恶考试，因此罢课之举与我的厌学倾向暗 合，于是我便积极地参与了罢课。事实上，我们当时已经失去了上课的条件，学 校对于学生的行动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平日里那些道貌岸然的政治工作者此刻 不知道在哪里向隅而泣？ 这是真正的教育的失败。试想，如果我们的师长在学生的心目中真的成其为师长 ，他们的学问、人品和道德都堪为师表，那么他们的引导是完全可以影响学生的 。我们缺乏的正是这样具有人格和思想权威的师长。而且与此恰恰相反，我们心 目中道德文章俱佳的老师，差不多个个都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代表 着社会的良心和知识分子的良知。 众所周知的“四·二七”大游行就发生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中。原因在于“四· 二六”社论的催化。4月25日上午，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对动乱的性质作出了深 刻的分析：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政 治动乱。可以想像，任何一个中国当权者，革命江山坐得稳稳的，不否定这场运 动才怪呢！何况还有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对知识分子洞烛幽微的警惕和毫不容 情的态度？于是，4月25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先后播出了《人民 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相信每一个亲身经历这场运动的 人，都会终生不忘来自党中央的声音的强烈震撼。记得当时我想，完了，中央否 定了这场运动，将来学生必定遭到秋后算帐的下场，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以 舆论的方式参加的政治活动都不曾取得过真正的胜利，这次看来也概莫能外。我 觉得，也正是因为这样压制的声音来自于中南海，在一定程度上使大部分运动参 加者当时走上了背离政府、一去不回的道路。 然而，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绝大多数人都十分反对社会的不公正和官场的腐败 。在此有必要将普通的运动参加者与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加以区别。因为任何历史 的真正主体并不是少数精英和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广大的基于个人的意愿而参加 社会运动的个体集合。一个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运动的必要条件，首先就是精英 与广大人民集体意愿的充分结合，而那些固执于个人理念并力图将个人理念强加 于全体民众的精英，最终都将背叛他最初的理念，被运动本身抛弃在外。毛泽东 及其所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实践，就极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4月27日北京的大游行，其势头之猛烈，规模之宏大，据我所知，超过了所有的民 众运动。这天早晨，我们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就被高昂的喇叭声从床上拖起。我 当时多少还慑于组织上关于不得参与罢课游行的禁令，在是否勇往直前地参加这 场运动还持有观望态度，便没有直接投入到这场大游行的行列中。但是，如果抛 弃种种杂念和共产党员的身份，我肯定会义无反顾，虽然我还没有“觉悟”到反 政府和反党的程度，我参与运动的初衷仅仅局限于在普泛意义上对现实社会的反 叛。可以说，我就是简单地支持持不同政见者的现实的土壤。 我避开怒吼的人群和行列整齐的队伍，独自一人来到教室，只是为了走一个过场 ──我是来上课的。此举只是为了将来向组织便于解释──我并不是罢课的参与 者。当然，教室里空无一人，老师都没有来，我的“自我上课”成了我心中最可 耻的阴影，也是我不觉悟、不愿为群体奉献牺牲精神的写照。没有人知道我的劣 迹，没有人谴责我的行动，我只有在深夜任凭良心啮咬我的灵魂。然而，我没有 出卖过任何人，也没有欺骗过自己的真实内心，我只是想得到运动殉难者──那 些无辜的祭献者宽宏的谅解，请他们尊重我的个人选择。 可以说，在这场大游行中，我采取了一种纯粹的观望态度和游离姿态。我离开教 室，旋即在队伍外面跟着一起行进。我不是一名勇士，只是一个看客。而我的同 学们则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他们与早已横列在大路中央的武警战士对峙，甚至 发生冲撞，最后冲过一道道封锁线，一直来到运动的圣地天安门广场。后来我的 一个同学──他曾亲身经历与武警战士的冲撞。他说，很好玩，心里也有些害怕 ，就在与武警战士冲撞的过程中，他偷偷地朝一个武警战士的小腿踹了一脚。他 说话的神态显得十分猥琐，同时还有着一丝偷了东西后未被发现的小兴奋。我不 知道这样的人与“革命”有什么关系！ 我则早已来到天安门广场外围，自由地斜卧在长安街中心正对着天安门主席像的 中央，以一个看客的身份，看那长长的队伍穿过天安门城楼。此刻我感到屈辱而 自由。这种自由的快意主要得自于一种无政府意愿的实现，这种屈辱则得自于离 群的恐惧和对于绝对正义和献身精神的背叛。我现在知道，就是从那时起，我开 始倾向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尽管我现在以我不算光彩的历史叙述玷辱了自由 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但我还是要将当时作为我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起点。我 向往这种思想观点，相信自己经过学习和思想的锤炼，会纯粹起来、成熟起来， 洗刷自己青年时代由于思想不纯正和无信仰带来的耻辱。 “四·二七”大游行结束后，整个运动进入了休眠期。作为一个曾经不是纯粹参 加游行和抗议活动的人来说，我感到有些身心俱疲。然而，对于那些始作俑者， 则是进行进一步总结和提出更为深入人心的口号的时候了，于是，坚守在各个岗 位的人们开始提出类似“非暴力不合作”的口号，运动在暗地里酝酿着新一轮政 治斗争的狂澜。我们在校园里则开始整理自己纷乱的思绪，校园里甚至出现了以 麻将术语组成的嘲讽性对联。5月4日游行的参加者就很少了，看来以弘扬五四精 神的民主口号也不是那样深入人心了。在我看来，中国人的一切行动，完全决定 于政治的需要，当政治目的的实现成为空中楼阁的时候，人们自然会退到自己的 小天地里，想办法打发余下的光阴。当时，我甚至觉得五四以后就该复课学习了 。当然，乐于看热闹的我还是觉得仅只如此有些不过瘾，难道这样闹了一场即将 不了了之吗？ 就在5月4日这一天，学校的大礼堂里人满为患，众多的知识分子精英聚集一堂， 当着全体师生的面，讨论对这场运动的定性以及前途问题，从而将这场运动将熄 的暗火拨得更加明亮。5月13日，北京开始了部分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的绝食斗争 ，社会上的传言愈加蜂起，运动在舆论的的鼓动下渐成扩大之势。当时，党中央 出现了以赵紫阳为首的不相同的声音，中国的民主事业似乎即将出现一丝曙光。 校园里出现了声援广场绝食学生的通知，天安门广场因为绝食者的行动而倍受瞩 目。我的同学中也有相当的人们参加了这场绝食。当时，我觉得绝食是一种在特 定时机下的过激行为，别人参与我不反对，因为这里面有着人家的政治抱负和民 主理想，然而我本意是不愿意参加这种行动的，我不知道这样是否会直接导致民 主的前景，而且民主是什么？我也大体上缺乏了解。如果换一种更为直接的口号 ，比如说争取一种校园民主试验的权利，真正可以在暂不触动现体制下的情况下 ，进行有效的民主试验，在一定范围内以法律的形式将一定的民主权利固定下来 ，那么我是愿意为这种看得见的东西付出实践的。一句话，我对可能受到别人的 利用格外警惕。 天安门广场绝食风潮的兴起，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神经。我于5月17日前往那里观 察事态的发展，同时为同学们捎去棉大衣和毛毯。整个广场的气氛悲壮而慷慨， 除了限制人们进食之外，其他各种物资十分充足，我们热心带来的衣物看来是一 钱不值的。街道已经全面阻塞，工人、农民以及各界人士纷纷走上街头，为绝食 的孩子们献上一份爱心和关怀。许多知名人士一面呼吁停止绝食，一面呼吁政府 对学生的要求作出答复。一阵阵拉长的救护车的警笛在生死线上穿梭往来，每一 声鸣叫都挑动着我焦灼的神经。我知道，在广场上损害健康、为民主而战的人们 中绝大多数都是我的血肉相连的好兄弟，我没有理由在他们付出牺牲的时候在校 园中逍遥。然而我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反帝反修而忠诚奋斗的人们，事后总 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这对于当初他们赤诚的青春，是一种无情的嘲弄和绝 大的讽刺。我在痛苦的煎熬中彷徨，不知该何去何从。同时，我还听到这样的传 言，某些曾经出入于绝食圈的人们谈起他们蜻蜓点水般的感受，总是会不由自主 地谈起可以无限制地吸万宝路卷烟，喝大量价格昂贵的营养液，同时，还在露宿 时与某某女同学共盖一条被子，在夜色和被子的掩护下，作一些下作的勾当，甚 至还有的人在此期间以不严肃的态度勾引单纯的不相识的女生，作起了短暂而不 负责任的露水情人……凡此等等。我是一个严肃的悲观主义者，我的内心对这样 内容“丰富”的斗争不能认同。后来我还听说过这样一个政治笑话：说是当年红 军某部在井冈山割据遭受敌人围攻的时候，眼看阵地不保，一位红军指挥员大声 在阵前对贫苦百姓出身的战士鼓舞士气时喊道：“弟兄们，只要革命成了功，一 人一个女学生！”这样的笑话之所以深入人心，完全在于它出自于老百姓的极高 智慧，而且，它还极有可能是当时真正斗争情形逼真反映。试想，如果对于阿Q一 般的中国老百姓，仅仅用“共产主义”前景来号召，而不靠“秀才家的象牙床” 和“平分土地”、“减租减息”来吸引，谁来参加随时都会掉脑袋的狗屁革命战 争？这不是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了吗？ 对于书写历史圣徒般的庄严感和对于运动参加者五花八门动机的观察和了解，使 我不能不产生对运动前景的担忧──凭某些人这样的素质，运动能够成功吗？但 是，5月17日这一天，我还是几次冲动地想投入绝食的行列，但每次都被严格的纠 察人员拒之圈外，可谓“不得其门而入”。我在绝对自主、毫无限制的特定时空 下，失去了参加绝食的权利，这又是另一种强制。当然，我对于所有这一切的认 识，可能存在着很大偏颇，但我习惯于看到那些缺陷的东西，这来源于我的妄自 清高、悲观主义和无理想。 5月17日之夜，我在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下和衣而卧。一夜的煎熬，使我感到万分困 倦。所以18日凌晨，我便悻悻地回到了学校。 就在这一天，我班同学已经有人因绝食被送往医院，消息传来，我真的坐不住了 。于是，我不顾班主任老师“好心”的劝解，从床上一跃而起，来到校门口，搭 上一辆大卡车，奔赴广场。我站在卡车上，看到长安街上拥挤的人流，心中不禁 生出一种担忧：这样的混乱何时才能结束呵！ 我们来到前门附近，不巧遭遇了一场大雨，我为过夜专门准备好的棉衣被淋得精 湿，同车的一位长者将他的雨伞递给我，然后转身和自己的女儿共用一把雨伞消 失在一片雨雾之中。我现在还保存着这把雨伞，然而已无法归还，它是我运动和 在运动中对美好人性的唯一纪念。正是借助这场大雨，我得以进入了昔日重重封 锁的绝食圈，开始了我仅有16小时的绝食。 我登上我班同学所在的避雨的大客车，见到的是面露菜色的人们。他们紧紧围拥 在棉被中，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简单地和一些同学打好招呼，见他们也不 是很热情，心中的热情和关切就暗自低落下来了。我的棉衣已经被雨水淋透，加 上时间向晚，外面瓢泼大雨的雨丝夹着冷风卷进四面透风的车厢，为我低落的情 绪又加上一丝寒意。我没有被子盖，只好蜷缩在车厢的连接处，忍受着最初的饥 饿，和已经连续多日绝食的伙伴们一起渡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分钟。车厢里的人们 已经睡着了，没有睡着的人们也只是睁着干涩的眼睛，在暗夜中偶尔传来大声的 咳嗽。这是一个行将走到尽头的群体，此刻他们绝望而无退路，只好凭着毅力坚 守在不能回头的绝地，苦苦地等待着政府的答复。我觉得，一定是最初的亢奋已 经消褪，我的同龄人在还不懂得政治以及全部计划的时候，成了别人而不是自己 筹码，而一切退缩又与自己在迷乱之中发出的誓言相违背，这究竟让我们如何是 好？ 半夜的时候，雨住了。凄冷的灯光映照着被雨水打湿的广场，反射出刺人双目的 光芒。我紧闭起双眼，忍受着寒冷和饥饿，在忧伤中渐渐睡去……不知是什么时 候，有人登上车厢，叫醒纠察队员，说是防止有人登车强行将学生带出广场，并 将汽车的轮胎放气。我的心随着汽车车身的沉降冷到了冰点，看来是无法离开这 让人无可奈何的地方了。此刻我感到自己成了自己心灵的囚徒。 清晨传来消息，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听说赵紫阳意味深长地 告诉学生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究竟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他说：“你们还年青， 来日方长……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等等。这是一句流行甚 广的哀叹。很多人在这句话中听到了某种信息，而我却感觉并不明显。 黎明的到来又给新的一天带来希望。我渴望着事态能够在新的一天里发生变化和 奇迹，可是我有什么根据这样渴望呢？我随着人流来到革命博物馆前面的简易厕 所方便的时候，曾经想到要到外面去找些吃的。但是被自己的良知所阻止了。别 人已经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而我只是刚刚开始，我怎么能有这样无耻的想法？ 可是等到我回到绝食圈的时候，已经传来消息：绝食宣告结束。马上就有人送来 大批的饼干和矿泉水，多日被饥饿所困扰的人们拥向那里，就像欢庆着人民解放 军进城一样。这一切与人们一贯的表现以及头上戴着的绝食布条互为映衬，表现 出一丝生活原生态中的矛盾与不和谐。 班主任老师也适时地来到了绝食现场，亲热地和同学们谈心。他劝说我们要回学 校去，要相信中央能够恰当地解决问题，同学们要学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变化中 的世界，免得被坏人利用等等。我知道，他之所以来到现场，肯定是身负校方和 政府的重托，在此之前条件并不成熟的时候，他对广场这个词避之唯恐不及，我 不愿搭理他，远远地坐在人群的外面，相反倒是那些绝食十分积极的人团团围坐 在他的身边，仰起向日葵一般的笑脸，恭恭敬敬地听他“巧妙”地布道。 就这样，我们中的一些人随着老师回到了学校。晚餐的时候，我们来到实习餐厅 ，打算慰劳一下连日亏待的饥肠。正在我们刚要吃饭的时候，邻桌的同学凑过来 ，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消息：政府决定对北京实行戒严。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当时感到头“轰”的一声，血往上涌，心中十分紧张。我不 知道戒严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要对学校进行军事管制，禁止学生的自由行动并进 行追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将面临着十分严酷的政治形势。我们这些在运动 中对自己的行动说不清楚的人该怎么办？同时，广场上还有很多静坐示威的人们 ，他们该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武力威胁和政治惩罚？我们在学校里面神色慌张地 到处传递着即将戒严的消息，并且试图听取一些尊敬的师长的意见，得到的几乎 都是坚强、鼓励的目光和语重心长的期望：同学们，你们要坚持住，真正的胜利 总要经过严酷的斗争才能取得，争取什么样的前途，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的努力 。 这样的鼓荡成为我继续保持热度的唯一理由，但是这种热度却没有能够持续多长 时间。我一以贯之的怀疑和犹豫，加上长期以来莫名其妙地奔波劳碌，使我不知 道自己究竟在忙些什么，我在运动发展的关键时刻彻底迷失了方向。我警惕盲从 ，但又不知道该如何走自己的道路，疲累和心灵苦闷使我回到校园，开始了对这 场运动的反省。我最后一次来到广场的时间是5月20日白天。从这一天开始，我一 无所获，灵魂和躯壳分离，目光散乱地走在阳光下。 我几乎是在运动的关键时刻离开了运动，在宿舍里潜形，在麻将桌前辗转。我只 是简单地关注着运动的发展，顺口问一问有什么新闻。在后来大约一周的日子里 ，在我看来，整个运动开始陷入无核心状态，每一个对运动抱有热情的人们行踪 诡秘，肩上背着电喇叭，手上摇着小红旗，见面就道“堵军车去”，随后就消失 于如潮的人群中。他们经常是几天都不回学校，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干些什么， 这其中就包括着我的女朋友。当时我们的关系已经很淡了，彼此之间不太关心。 我不左右他的行止，她也不干涉我的选择。 有人在麻将桌上对我说：“他妈的，有什么劲？想造反就上山，这样下去一事无 成。”虽然我的思想水平和造反精神距离这位老兄相差甚远，但我逃避的内心要 找到一个自我安慰的理由──我不参加运动不是因为怕死，而是因为我不愿意参 加这样被一些庸人和野心家所领导的政治赌博。于是我便附和这位老兄的言论， “就是，他妈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是我的一大弱点，不能理直气壮地 明言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不同意见人多势众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原因，酿成了 我思想、性格和正义之间的巨壑鸿沟。 大家的思想交流因为忙乱而日渐稀少，广场上和堵军车前沿传来的消息让人啼笑 皆非，政府和部队的克制态度也似乎到了顶点，无知的人们却还是火上浇油，为 发泄心中的不满，疯狂地扩大着混乱而自由的事态…… 我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人，脱离运动的我，时时刻刻感到一种落寞和灵魂的无可皈 依。看到别的同学仍旧兴匆匆地在运动前沿奔波，我的心中万分愧疚，但要我甩 掉自己的想法，根本盲从于众人的群体之中，我实在勉为其难。同时，我开始感 到一种与广大同学心灵上的根本疏离。我已经不能在北京这样的环境下呆下去了 。 5月26日，我匆匆告别了学校，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苍凉地回到了故乡。后来回 想这一幕，我有些后悔。我当时大概就像一个灰溜溜的变节者、一匹受伤的孤狼 ，告别了火热的运动和生活的主题，回到远离运动中心的故乡，在山水田园之间 舔自己的伤口。当然，我还是试图在书籍中寻找运动中应有的态度，在离京的火 车上，我守在车窗边，手中捧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静静地在阅读 中求索和反思。 我不能预料并无法想像解放军最终会强行进入广场并向着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射 击。尽管政府在通告中不愿意承认向学生开枪的事实并作出种种牵强的解释，我 仍然无法相信。它使我最终认识到政治与人性之间无法统一的分野。在政治利益 面前，人性的份量实在太轻，任何人的奢望和渴求都是生命本身所不能承受的。 6月4日这天，我看着电视上的宣传，心中莫名其妙地伤悲。亲人们不明就里地对 我说：“你真幸运，赶在开枪之前回来了，要不然家人会多惦记，你是怎么想的 ？”还有人公开在我面前议论说：“看人家多聪明，不像某某人家的孩子，现在 还没有回来，他妈每天都在做恶梦！”我每次听到这些议论和请我传授经验的询 问，都感到心中的悄悄地滴血。我该如何面对那些在枪口下饮弹的无辜而不知情 的烈士？如何面对那些在恐怖之中坚持最后斗争的同学们。 我站在煦暖的阳春里，心中感到彻骨寒冷…… 6月20日，我因为个人原因赶回北京，心中极想了解事件的经过。但是学校里早已 是人去楼空，显出寂静和空落。我明显地感到在遭受重大挫折后人心的幻灭和生 活的无意义。我们为了什么活着？我们该如何活者？这是一个摆在每一个人面前 的重大课题。阳光下站立在桥头的戒严部队战士，纹丝不动，以年轻的身躯捍卫 着一个不知其表里的权力，甚至为之作出令人痛心的牺牲。他们和我们所有的同 学一样，都不知道为谁流血，这是我们民族最为悲哀和最可悲哀的地方。 我在校园里遇见了一位同学，他向我紧张地描述了大劫的情景和逃难中的慌乱。 因为不是我的亲眼目睹，我不便将别人的转述在这里当作第一受材料告诉给人们 。但是，我知道人们都不约而同地传达了一个信息，解放军在政府的指挥下，向 着手无寸铁的人们扣动了扳机。群众的鲜血染红了长街和广场，也为刽子手的晋 升之路铺洒了红毡，民运分子们早已买好了机票，在大变前夜纷纷逃往自由世界 ，继续为生计挥舞手中可耻的小旗。历史就是这样简单重复的：100年前的北京菜 市口，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为中国的新生，以普通人为民族负责的态度血祭古老 中华，而今天的天安门，再次以无名烈士的鲜血纪录了中国人为民主奋斗的道路 。真正被历史铭记的将不是方励之、王丹、吾尔开希，而是那些真正为中国民主 抛洒热血的无名斗士──我的同学们。需要反思的是，人们心中所想和真正实施 的行动之间有着怎样的距离？它们是怎样产生的？这种思考是一个在民主光环之 下的理性公民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这天夜里，我蹲在宿舍的床上收拾东西，一阵心悸袭来，我承受了第一次来自心 灵和肉体的真正恐慌…… 8月23日我们开学了。洗脑也就随之开始。没有人出卖他的弟兄们，大家齐心协力 地回答着“不知道”和无关痛痒的问题，代班教师也马虎行事，只求平安渡过这 个严酷的夏天。这也是人们在50余日斗争中所得到的唯一收获吧。出乎意料地没 有重压，这也许是政府唯一的高明之处吧，它使我们中的某些人失去了当叛徒的 机会，于是个人的尊严得以保全。整个学习没有揭发，没有指责，没有反抗也没 有坚持，仿佛过去的是一场梦。我感到，这也许是现代的麻痹政治吧！大学是非 常敏感的地方，领导者已经认识到十年教育的严重失误，他们要在宽松的旗帜下 收拾旧山河，收拾散乱的人心了。可是对于社会上的其他领域呢？暗地中的秋后 算帐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混蛋逻辑还在继续。 我不得不再次戴起面具，苟且地活着，继续在自己的脸上涂抹着我宿命的耻辱。 呜呼，但愿这不是我的一生。 整个社会在运动过后没有灵魂地持续着。 人们似乎忘却了那血染的6月，忘却了长安街的青石板上留下了青年的鲜血。代替 运动之前社会上通行的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忧患感的，是王朔式调侃和后现代解构 思潮的大流行。然而，我的一个朋友，却无法忘记那个创痛的日子留给他一生的 阴影。 他是一个个体户，1989年的时候，他从部队复员回家不久。在此之前他是一个出 色的坦克兵。 对于他个人来说，对于民主和政治既没有常识也缺乏兴趣。他只是希望，这个国 家只要能够给他一份稳定的工作，自己能够通过劳动获得应得的报酬以养家糊口 。就在这次运动中，他还从一个军人的立场出发，认为这些当兵的太苦了，不理 解学生们为什么要以他们为斗争对象，大家都是“人民的子弟”嘛！我对他的看 法不以为然，但是也没有理由和必要与他争个面红耳赤。但是他在运动后的一场 遭遇却使我万分感慨── 运动结束后，虽然学生们表面上没有受到过于严酷的责难，但是社会上的清查工 作确是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我的朋友的家门前面的大街上，有一辆解放军的坦克 被烧毁，因为他出身于坦克兵，所以他就成了重点嫌疑对象。因此，他被抓进监 狱长达半年之久。 在这半年之中，他吃了很多皮肉之苦不在话下，看守们只是让他写交代材料，迫 使他承认是他利用了专业知识烧毁了解放军的坦克。我的朋友是一个典型的良民 ，没有任何不端的行为，对于这样一种莫须有的罪名，他实在是难以屈辱地接受 ，而且这样接受下来还会造成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他在监狱中保持了坚定的信 心，相信总有将事实说清楚的一天。 半年过去了，没有人提审他，也没有人给他下一个结论，更没有人向他道歉。他 糊里糊涂地被抓进监狱，又被不明不白地释放。他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是严酷 的事实告诉他：他没有跟国家机器说三道四的权利和机会。他只有承受这些强加 在他身上的不幸。他走出监狱，没有回头，认了命。 这就是在国家专制制度下，人民普遍的悲惨命运。 后来，我时时在为这场运动苦苦思索，但没有得出任何经得起推敲的结论。 也许是一场错误，但这场错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代价都过于沉重。我们不 能从失败的结果出发，否定所有人曾经为之激动、为之奋斗的民主理想，否定自 己全部青春和全部赤诚。 中国人最深刻的悲剧在于在这块生生不息的土地上，人们总是以专制的方式去反 对另外一种专制，以民主的旗号建立一种反民主的政治，这就是中国千百年来封 建统治和封建思想绵延不绝的真正原因。什么时候中国人真正建立一种理性的思 维和行为方式，民主的海市蜃楼才会成为现实的蓝图。 1998年4、5月间动笔 1999年1月27日初稿完成 1999年3月29日第一修改稿完成 1999年12月26日上网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