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名称： 遍地英雄下夕烟　－　伟大的1989（一） 出版： 《1949, 1989, 1999》（牛津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桑晔 　　一九八九年，北京及上海等大城市发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运动。 　　六月四日，坦克驶进天安门广场，平息「反革命暴乱」。 　　一九九七年，她刚刚找到了大学毕业后的第三份工作，在北京的一家中美合资企业担任 秘书。 　　八年前我才十七岁，特天真，正是天真不可爱，挺招人烦的年纪。那时候我们要多浪漫 有多浪漫，您想想，高三女生，除了老师教的那一套，甚么也不懂，但是以为自己懂，看见 甚么都说「甚么呀」，甚么都看不起，觉得国家应该年轻点儿。 　　「像辛迪加帝瓦的曲线一样单纯，像莫扎特一样动人」，特爱说这种发飘的话，特喜欢催 人泪下的故事，所以我们一看见大学生在广场上打出「妈妈我饿，但是为了民主自由我不吃」 的标语就特感动，心里就像有只猫在抓，赶快跑回学校说得眉飞色舞，同学们互相传，传来 传去其实都是同样的消息。 　　可不是吗，这就已经到了闹绝食的时候了。绝食以前我们主要是觉得广场和全北京市的 气氛都挺热烈的，挺好玩儿，大学生们一绝食，哎呀这可不得了，马上觉得特悲壮，觉得政 府太孙子，我们也得去。您想想，这时候不光有绝食的，还有在中南海大门口躺着绝水的， 绝食绝水的学生家长在电视上哭，还说救救孩子甚么的，所以我们也都感觉到这不仅仅是大 学生的事，我们也得对国家和人民负点儿责。 　　我们真去了，打个破标语，写着「大哥哥大姐姐，我们也来了」，大学生和市民们给我们 鼓掌。后来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也都动起来了，也举着这种标语满处走，我们就不打了， 我们是青年，不能跟不懂事的小孩子一般见识，甚么大哥哥大姐姐，我门都是第四代，他们 只不过大了一两岁。 　　那时候有个说法，那些比较年轻的知识界精英是第三代，我们是第四代，有点儿硬往大 学生里挤的意思，第一代大概得从老毛算，反正就是那么一说吧，觉得自己也有根，有来头。 老毛，小平，精英，我们，就得这么算。要是按照右派，民主墙，精英，我们，那非打起来 不可。闹民主墙正是我们开始懂事的时候，不论家里还是学校，社会，对民主墙都没有多少 好说法，我们也比较认可这些说法。 　　搞民主墙的这些人，在我们的印象里有比较大的个人缺陷、劣迹，魏京生偷木头，傅月 华是个女骗子，我们就是听这种话长大的，我们又特单纯，特别容不得这些事。 　　并不是所有的宣传都相信，我们都不信雷锋。我信雷锋是好人，但是把「只要人听党的 话，汽车就听人的话」拿到课堂讲，跟九十年代，不，八十年代末的高中生讲这混蛋话，我 们不可能信。 　　所以我们也在天安门广场闹了闹，主要是天真。主要是对这个社会的期望值太高了。另 外也有种逆反心理，孔夫子十五有志于学，我们从七岁就不得不为考大学而学，好几十门课 来回讲，对学校教育烦得要命，这下儿解放了，连大学生都罢课，不民主毋宁死，不上学无 所谓，觉得特痛快──一通百通，恍然大悟，怪不得我爸他们闹过红卫，原来闹事儿这么痛 快呀！ 　　怎么说呢，有时也会想。尤其是军管以后的十几天，我们白天和上半夜泡广场，混在大 学生堆儿里摇滚和精英们演讲，传小道消息，以主人的姿态代表北京市人民欢迎外地来京的 各界，后半夜静一静，便会想到以后怎么办。我知道不能长在天安门，在广场安家落户，可 是「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耐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歌声此伏彼起，反正还有明天呢。再说 「我们将以胜利者的身份迎接民主中华的明天」，吾尔开希这小子特会鼓动，演得可像了。 　　那时候的大学生和我们一样臭，光记得到「明天」就「实现」了，没人管「英特耐雄耐 尔」，跟着感觉走，只要特悲壮，内容无所谓，要的是气氛，再说我们除了《国际歌》和《一 无所有》，别的也不太会。后来侯德健赶风头，写了一个给吾尔开希贴金的歌，名叫《漂亮的 中国人》，臭得要命，还在广场教给大家唱，我们跟着瞎哼哼。 　　我父母都是从文革过来的，当过红卫兵。我们家住南长街，离广场挺近的，我跑出跑进 特方便，不管广场多热闹，我保证每天回家看一看，所以他们也不管我，军管以后，我爸还 说文革时也闹过好多回军管，没事儿。但是我爸也有特清醒的时候，一回是广场办民主大学， 我挺高兴，我爸说瞎扯蛋，大学还得办在大学里；还有一回是我听说已经有好几十个国家决 定不承认现在的中国政府了，也挺高兴的，这是多大的热闹啊，他还是说瞎扯蛋，老外都是 实用主义者，不可能。 　　复兴门那边开枪的时候，我在中山公园大门口，一帮人正在筹备成立新的人民政府，我 亲眼看见他们宣读文件甚么的，可是后来各单位搞大清查，没甚么人提这事儿，好像给忘了。 听到枪声我也没回家，因为当时传说军人打的是假子弹，还说让大家全都去纪念碑下面集合，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广场。过去以后，我们就坐在那儿唱歌，听演讲，几个演讲都是鼓动大家 不要撤，官方也不停地放广播，说已经反革命暴乱了。早晨两点多，军队占领了长安街，想 回家我也过不去了，但也不害怕，反正广场上人山人海，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那时候我们 没见过海湾战争或者平暴的电视录相，这些都是后来才有的，所以不知道四个现代化当中的 最后一化「国防现代化」到底多厉害，以为现在还和电影里演的打日本鬼子似的，人多就是 决定性的因素，军队害怕「同志们冲啊」的人海战术。 　　等到侯德健等人找军队谈判回来说军队同意我们自动撤离广场时，广场的灯突然全灭了， 军队立刻压过来，而且不断地开枪。这时候我们还用喊声来表决撤不撤，看哪方面的声音大。 侯德健说同意撤的声音大，让大家往东南方向走，回中关村。当时特乱，中关村明明在西北， 他的意思是先从东南方向离开广场，然后再去中关村。我就这么出来了，出来之后绕道回家， 大睡了一天一夜。 　　过了一个多星期，学校才复课。复课之后校长说：如果有人打了解放军，或者参加烧军 车，需要登个记，以后再处理，没打没烧就不登记，学习讨论时不用联系自己。这话人人都 明白。所以我哪儿都没去过，甚么也没看见，犯不上写检查。 　　我亲眼看见军队在广场上开了枪，但是没在广场上看见打死人，我所见到的死人都在广 场外面的大街上。但是我对一件事特别有疑问：侯德健当时说同意撤离的声音大，政府后来 也是这么宣传的，但是我明明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明明是同意留守的声音大，只是他趁乱 说撤离，军队也广播说同意我们撤，大家就撤了。 　　打不赢就走是对的，包括在社会上打不赢就赶快辞职换单位，或者干脆出国也都是对的。 但是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当时天真不可爱，觉得静坐在那儿特悲壮，投的是反对票。简直傻 死了。 　　八年，一个抗战全都打完了，你让我怎么说呢？当时既不是民主运动也不是动乱，是乱 动，九斤老太和假洋鬼子打起来了，我们乱动。 　　收获是我以后有资格告诉我孩子：你妈造过一回反，让天安门举世闻名。 遍地英雄下夕烟　－　伟大的1989（二） 　　一九八九年，北京及上海等大城市发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运动。 　　六月四日，坦克驶进天安门广场，平息「反革命暴乱」。 　　一九九七年，他是设在中国境外的一家公司的职员。 　　我所在的医院距离天安门广场只有一公里，搞不好恐怕还不到一公里，七八百米远。总 之是以前在广场上搞国庆联欢听得见，八九年学生示威当然也听得见。尤其是深夜，把朝广 场那面的窗户打开，纪念碑附近所发生的事听得很清楚，六四之前，柴玲和吾尔开希等头面 人物发表讲话时，因为有扩音器，坐在诊室里就听得到，断断续续听了几十天，耳熟能详， 连讲话的人是谁也能猜个差不离了。 　　刚刚进入五月，北京市的各阶层都动起来了，从盲流到公检法这种历来很稳重的专政机 关，都有人声援学生，我们医院当然也不例外。实际上我们也做不了甚么，也就是到街上喊 几句，以及给学生们募集些钱和棉大衣之类。等到学生绝食，我们就忙了。一部份人到广场 去参加护理，主要是给绝食的学生们输输液，以及防治感冒和肠道流行病；另一部份人，大 多数人，当然还得留在医院搞门诊，住院和手术。因为绝食造成低血糖等等送来的急诊当然 有，但也不是特别多，送来了也是输输液，除了个别人并发心衰或肾衰要抢救，这份续命水 在医院输还是在广场输没甚么区别。 　　对学生的救援工作，不论是在广场进行的，还是在医院里进行的，都有组织，并不是自 发行为。当然了，假如没有组织，没有卫生部和红十字会站出来协调管理，也会有自发的救 援，我们是医生。天安门广场的救援工作很有成效。开枪之前，几万人，十几万人长期露宿 并且餐饮在那样脏乱的环境里，季节又是春夏之交，没有爆发呼吸道或者肠道流行病，很不 简单。开枪以后就不用说了，在血源，器械，人员等等都很紧张的条件下，能救的都救了， 能抢的都抢了。所以，北京市民对几乎所有的国营企事业单位在枪响之后的表现颇有微词， 包括报案找不到警察，银行、邮局统统关门，食品价格飞涨等等，却没有任何人，包括死者 家属在内，说共产党的医院见死不救。共产党领导下的医生也是医生，人道主义是高于信仰 的信仰。 　　中国红十字会的主席参选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竞选词中最核心的一句是「我成功地组 织和领导了一九八九年在天安门广场的救援」，凭这一句话，他就成功了，虽然他是共产党， 而且还是老牌儿的。不选这种人选甚么人呢？国际组织的选票，到底还在明白人手里，争办 奥运，陈希同四处叫喊「我们举办过亚运会」，亚运会有甚么说服力，伊朗也办过。 　　八九年我三十一岁，刚刚提升了住院总医师不太久。这种年龄能够在上千人的大医院当 上住院总，就算是所谓的佼佼者了。我这个人的最大优点就是肯下死气力，只要干，就得把 事情尽量干好些，没有凑合着过得去就行了的作风--外科医生长期站手术台，开膛开得太多 了，一般来说难免只求成不求好。外科医生其实就是个技术工作，除了人命关天之外，和修 理工没太大的区别。 　　六月三日晚上，刚好轮到我当外科的总值班，按规定我是半夜十二点，也就是六四的○ 点接班。那天白天就很乱，我家住西郊，怕迟到，所以我提前好几个小时就离开家，骑着自 行车去医院。结果路上还顺利，到医院才十点多一点。这时候外面的形势已经很不妙了，可 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大兵压境，广播也一再警告市民不要上街，不要到天安门广场。我给我太 太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外面很紧张，千万别出门，我值完班就回家。 　　没想到这个班值得特别长，两天两夜没能离开手术台──刚放下电话就有伤员送过来了， 一下子就拥进来一群十几个，都是徒手格斗或者就地取材，也就是砖头木棒等等乱打所造成 的外伤。轻伤皮开肉烂，清创缝合就行了，重伤也是很一般的闭合性骨折，开放性骨折极少。 所谓重伤只是当时的标准，有骨折就算重，等到一开枪，这种伤员就只能算轻伤，反正死不 了，您先靠边儿等着吧。正当班的同事说：哥们儿帮把手，要不然咱们就赶不上吃十二点的 夜班饭了。所以，我等于是提前一个多小时就接了班。当时还惦记着夜班饭，根本想不到连 第二天的早中晚饭也都吃不上了。 　　军队从东西南北四面往城里开，和市民发生严重冲突的是西路和南路。西路从军事博物 馆那面朝天安门广场打，所以最初的伤员集中在紧靠西长安街的公安医院和邮电医院；南路 呢，从红桥就开始和市民打起来了，但是没开枪，拼命往前跑，目标是抢先占领天安门广场， 跑到崇文门以南，被市民彻底截住了，于是就大打起来。我们医院就在崇文门十字路口的西 北侧，这一路的伤员，除了在红桥附近受伤的少数人送到了友谊医院，基本上全到我们这儿 来了。 　　刚开始打枪时，我们关在手术室里听不清，护士报讯说西面有枪声，我当时正给一个股 骨骨折的市民上夹板，他是从军车上摔下来受的伤，抬头问：具体是西面哪儿？护士说大概 比工会大楼还得往西吧。过一会儿她又跑来说北面也在打枪，这时外面有人喊：还他妈的甚 么西面北面的，坦克都快到东单了！随后，手术室里也能听到枪声响，冲锋枪突然响成一大 片，就在我们医院外边，是被截在崇文门的军人也开枪了。 　　这种情况下，当总值班的就不能还在手术室里埋头苦干了，我刚出门，楼道就拥进一 大群市民和学生，七嘴八舌喊：法西斯使的不是橡皮头的防暴弹。是他妈的真子弹。一梭子 就把马克西姆的玻璃全都扫没了！当时我还很幼稚，心想只要不朝人群打，让皮尔卡丹破点 财无所谓，不曾想身受枪伤的市民随即就到了--血淋淋的一个接一个送进来。市民们没有急 救知识，两个人抓着手，两个人抓着脚，就这样四个人连抬带拖地运一个，嘴里喊着「快！ 快！快！大夫在哪？大夫在哪？」与此同时，本院和外院的几辆救护车也在打闪灯响警号， 表明车上有伤员，但是进不来--大门坡道和门厅里挤满了伤员和送伤员的市民，到处都是血。 时间就是生命，别的我也管不了，转身抓了个就在身边的右胸背贯通伤，跑过急诊室的时候 我朝里喊了声「氧气包！」抬着他的人和围在急诊室的人也都跟着喊：「氧气！氧气！氧气！」 乱成一片，直到进了手术室，他也没有吃上氧，事后才知道，急诊室当时已经没有氧气包了。 此时送到的伤员，有的是在崇文门附近负的伤，也有的是在建外--东单沿线负的伤。 　　回到手术室，我就再也出不来了，手术一个接一个，几乎全都是枪伤。手术室的无菌环 境完全打破了，人来人往，伤员由市民直接抬到台子上，还有甚么无菌可言。这种情况下家 具能采用战地手术的方式，局部消消毒，术后投用大量的抗菌素。这时候我还算比较清醒的， 还想着提醒同事：咱们忙而不乱，千万小心别切了自己的手。外科医生在手术中不小心碰自 己一下的事并不是很少见，平时无所谓，此时却十分危险--我们根本不知道受术者的既往病 史，万一弄上个艾滋病或者乙型老肝炎，那就真成白求恩了。 　　我们一面抢伤员，一面竖着耳朵听天安门广场那边的动静。基本上没枪声，有也是三三 两两，而且学生的广播还在响。后来，两点多的时候，忽然间天安门广场上枪声大作，就像 年三十放鞭炮似的响成一片。我说：坏了，这一下广场上不知打死打伤了多少人。后来才听 说，这是藏在大会堂里的军人冲出来和学生抢纪念碑，朝天开的枪。所以，这阵枪声之后并 没有在广场上受枪伤的人来。后来，天将亮的时候，广场又响了一阵枪，这是军人们催促正 在撤离的学生快走，为他们「送行」。撤离过程中，有的学生因为挤压跌撞，或者在混乱中摔 倒被践踏负了伤，陆续送到我们医院。 　　在天安门广场，也就是那片方砖地上到底有没有打死人，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据我所知， 和政府发言人所说的一样，没有。有个男青年在人民大会堂西侧路中弹，身份是否是学生不 清楚，他是我所知的距离天安门广场最近的死者--和广场隔着一个建筑物，人民大会堂。 　　我经手抢救的市民，学生和军人，上了手术台的有二三十个，大多数是胸腹部负伤，形 成气胸、血胸以及胃肠等脏器穿孔。头部、或者腰椎高位以上中弹，再经过刚才所说过的搬 麻包式的运送过程，多数已经没有抢救意义了。至于大动脉破损，更是如此，只要没在第一 时间有效止血，送来没有用。除此之外，一般性的外伤，包括四肢远程的小骨折，没有上手 术台的必要，包着缝合打夹板之后自己能走，或者在别人扶助下能走的，到底有多少，更是 说不清了。这种伤员的大多数，处置完毕就走了，也没有留病历。 　　有必要说明的是，市民们送来的伤员有学生，也有军人，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军人都 是救护车捡来的。至于我们，那就不用说了，我们是医生。 　　死者，经我认定确已死亡的是十七位。但是，没有送进来的不算──在院外几十米陈尸 街头的就不止一具。 　　一年多以后，我三十二岁，外科医生的黄金年龄，辞职离开了医院，离开了中国，在国 外做完全不专业的事。我没有为了谋取一张行医执照重修旧课，更没有拼命挣钱。九三年底， 我总算得到了在国外的永久居留权，一个月之后，我飞回北京，进修了半年中医内科…… 　　说不定有一天，在远离北京的外省乡下，会出现一家合格的小医院，我在那里为真正需 要医生，但是付不起钱的贫苦农民们服务──我救不了国，那就尽量想办法多救些真正需要 医生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