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一日不实现，
  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


             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

    近年来，很多大中学校中有“民主墙”的设置，这是一
个好现象。但假如只有在这一垛墙上才有民主，那就不能不
使人有民主太少之感了。民主墙的精神应该发扬，使整个学
校，每一个学校都成为民主的堡垒。
    说学校要成为民主的堡垒，这就牵涉到学校是否要和政
治牵连，学生是否要过问政治的老问题。但这其实是不成问
题的。学校成为民主的堡垒，并不是要把学校卷进政治的漩
涡，让学生成天去做政治的活动。恰恰相反，假如办学校的
人及教师和学生不一起努力来使学校成为民主的堡垒，结果
就使得学校完全落到政治上的坏倾向的支配下，也就使得学
校既不能好好的教，也不能好好的学。
    这几年大后方学校的教育情形可以做最好的证明。据
说，有一个大学的负责人自负为“以办党的精神办学，以招
兵的办法招生”。又有人说，有的学校拿了国库的经费，却
只在培养“升官、发财、造谣、生事”的人才。这话也许言
之过分，然有着这种情形，不能不令人痛心。并不是没有认
真办学的人，但是他们被当做教育官署的下属，经常要应付
各方面来的公函训令，一会儿要注意那几个教员，一会儿要
严防那一些学生，试问如何能叫他安心办学?也不是没有认真
教书的教师，更不是没有认真读书的学生，但是反民主的政
治用恶狠狠的面孔高压着他们，监视着他们，威胁着他们，
叫他们如何能安心的教书读书?在这种情形下，不学无术的官
僚可以主持学校，靠面子有后台的人可以当教授，挂起手枪
横行不法的学生可以坐享公费。这简直可以说是斯文扫地。
假如不改变这种情形，恢复学府的尊严，后患何堪设想!
    很多人慨叹近年来学校国文程度的低落。其实何止国文?
更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程度的低落。学生试卷上暴露出的对于
社会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无知，那决不应该做为笑话来传述。
应该使人痛心地感到党化教育的贻害。中国现在已进入和平
建国时期，没有千千万万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做中坚，谈不
到建国。学校的任务太重要。中等学校要培养出大量的有科
学知识的初级人才，大学要培养出大量的有科学知识的高级
人才。国家要建设，必须要安定；学校要培养人才，更非安
定不可。使学校成为民主的堡垒，意思就是要使学校的内部
安定，不受政治外力的干涉、扰乱和破坏，让办学的人能安
心办学，教书的人安心教书，学习的人安心学习。
    和平建国纲领中在教育项内规定“保障学术自由，不以
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学校行政”。又规定，“根据民主
与科学精神，改革各级教学内容”。这规定很切要，也就是
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使学校能负起培养建国人才
的办法。能够做到这样，学校就成了庄严的民主堡垒。学校
行政受外力干涉，教学内容受党化思想的范围都是最有害的
事。此后，学校应该让真心从事教育事业的学者去办，西南
联大所行教授治校制极值得赞美，教育行政机关只能处于辅
助地位，党部团部更无权干涉。大中学校长成为委任职的官
员，是极坏的制度，尤其是大学校长更应是极荣誉的职位，
只有教授与学生的公意才能决定其去留。此后，教科书的统
制应该取消，让学者根据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而自由地编撰，
在党化精神下所订的各级学校课程标准应该征专家学者教育
工作者的意见进行修改，学校内教师讲学、学生讨论的自由
应该做到充分的保障。此外，现行的统一招考，教育官署审
定教授教员资格等制度也是变相的干涉学校行政，也没有保
留的必要。
    有了民主的空气就能有安心教学的环境，就能促进科学
和艺术的进步发展。学校内部情况的变革固有赖于外面的政
治社会的进步，但学校是应该做移风易俗的先导的。希望政
治协商会议能够给中国带来民主与科学的福音，首先使学校
变成民主的堡垒。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2月6日


                斥“人格教育”
                    ·舒  芜·

    士气怎样败坏，“人格教育”怎样重要，这些呼声，不
知由于什么一种触发，近来又常常出现在时论中了。人们引
证“经商易得、人师难求”的古训，对于今之教员，深致其
不满，责备他们只作知识的贩卖，而不会建树人格的仪型。
似乎有一种企图，要从这些呼叫中把整个教育引导到一个
“新的”方向上去。
    必需指出，这里面包含了一种阴谋，而这“新的”方向
其实是旧的，完全陈旧的。
    教育，是社会的、阶级的武器。没有一个社会、一个阶
级，不施行它自己的教育。中国的新式教育，自清末起，数
到现在，历史是很短的。然而，“五千余年古国古”，倘要
说清末以前就没有教育，那可说不通。我们这些习惯于新式
教育的人，对于以前的教育，总觉得格格不纳，总觉得那仿
佛是全然相异的别一回事。不客气的说，就简直觉得那并非
教育。太学国学，以及州郡府县学之类，不必说了，就是常
为论史者所啧啧称羡的书院，倘以我们今日的眼光看过去，
也会感到阴森窒息，一点也没有所谓“春风化雨”的风光。
好在眼前就还有什么“复性书院”之类，只要去参观参观，
就可以知道的。
    封建的教育，民主的教育，这是本质的不同。封建教育
是反理智的、要求盲从的；民主教育则是建基于理智主义之
上，要启发自由的思考，鼓励自由和意志。二者的目的，都
在于受教者的实践，但在怎样使之实践的关键上，就有了决
定的分歧。
    柏拉图说：知识即道德。实在的，凡与知识不能相合、
不能用理智来阐明、经不起理智的批判的，就是说，没有理
智主义的基础的“道德”，都不过是僵死的教义的武断，陈
腐的习俗的盲从，统治者打造出来的精神的桎梏。反过来，
真正的大哲，亦必是大圣。因为真正的道德不外是现实社会
现实生活的斗争之路，这个路必需深湛刚强的理智的力，才
可以探明，可以遵行。，现在说，新式教育错在注重智育，
应该转而注重德育了。这话就表明了那所谓道德，是在理智
之外，与理智不相容，就证明了那“道德”其实是什么东
西。
    不过，空言不如实事。即使真正的道德，也应当有一个
能实行它的人站在面前作具体的仪型，效果可以大得多。提
倡“人格教育”的人，也许会这样解释的吧。只要不是机械
论者，当然不会否认，而且充分的尊重人格的力量。然而，
第一，这人格也应当是一个合理的存在，也应当能被理智所
阐明；第二、效法这仪型，也应当通过深彻的了解，不能只
是盲目的习惯的跟从；第三、最重要的，真正具体的仪型，
究竟还是社会生活，不是这个或那个的个别的人。而社会生
活又就并非不要理智所能认识清楚的。
    今天的社会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个不必在这里说。
姑且借用一句老话“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者，一方面是荒淫
与无耻。”大体上还是如此。据说这种荒淫无耻，大大的引
诱了青年人，他们看到这条稳当便捷的路，觉得平日接受的
知识、所指示的路都迂远艰难，就纷纷的就彼而舍此。于
是，阴谋者也就趁机站出来，说道：由此可见人格教育的重
要，知识无用了，有些知识也适足以济恶了。
    就这个情形来说，知识可以说是无用的。但绝对不是说
一切的知识，而是说今天一般学校里所传授的知识。这些知
识，都是僵死的，脱离了社会生活；不但不能说明社会生活
的真相，反而会掩蔽它的。社会生活的全面，是庄严与荒
淫、光明与黑暗、新生与没落的交织。今天学校里所传授的
知识，当然不会公开歌颂那黑暗面；然而，有意或无意的，
却严密的掩藏了光明面。一切这个时代的通向光明，为了光
明的努力、争战、进行，新生的东西的面貌，光明的力量的
招引，大抵都被视作洪水猛兽，不许在黑板上或讲义上透露
分毫。新生的东西又究竟比较的不甚显著，不如荒淫无耻之
彰彰在人耳目。这样，青年人之易于被荒淫无耻所引诱，当
然就是当然之势；倘不，倒是奇怪的事情。
    所以，改革的道路，仍然在于“智育”的加强，以有用
的知识代替无用的知识，以现实的知识代替迂远的知识，以
知识的自由的探索代替死板的灌输，以社会生活的全面说明
代替歪曲的描绘；绝不在于废弃知识、绝灭文化——这是法
西斯主义的道路。
    自有新式教育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我们的民
主主义的、理智主义的教育传统，是可珍贵的；尽管它曾经
被封建主义的残余所拖累，被半殖民地的精神所阻滞，更曾
被东方法西斯主义所强奸，却仍然是——更其是可珍贵的，
在青年的启导、斗争的组织、文化的促进这些巨大的任务
上，我们的教育起过什么样的无可估价的作用，我们都知
道，我们也不允许任何人加以抹煞。别有用心的，拚命的夸
张着“教育破产”，想借口提倡“人格教育”，而把青年拖
回封建教育的黑暗中，成天去静坐观心、踱方步、记功过、
洒扫应时进退：这些，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知识即道德，愚蠢即罪恶。人格，决不是反理智的东
西。

               ——《新华日报》1946年7月30日


     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
                   
    今天是“五四”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日。
二十七年前的“五四”运动，在反帝、民主与科学的大
旗之下，曾经猛烈地反对旧政治、旧文化、旧礼教，实行了
空前的文化革命，开辟了民族自觉的新民主主义纪元。从
“五四”以后，在中国表现得如此的明显：一方面，新的文
化、新的群众政治运动，以中国工人阶级为首，在艰难困苦
的斗争中，在曲折崎岖的道路上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旧的
政治与文化在被群众强烈的打击之后，买办官僚的代表又从
东西洋运进一些法西斯主义的货物，在旧专制主义的基础
上，再加上那种法西斯主义，以继续压迫人民，戕害青年，
并企图从此完全埋葬民族的智慧。自民国十六年“四·一
二”国民党右派举行法西斯政变以来，剥夺了中国人民的一
切思想自由，新文化战士及青年为之而捐躯的数目，在中外
古今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八年抗战，在国民党一党统治区
域，为爱国与民主而奋斗的青年，被法西斯派劫杀，依然是
无数的。在那里一切讲学、读书、出版、发行的自由，被残
酷地摧残。复古成为时髦，思想即是有罪。在所有的学校
中，秘密侦探、欺诈迫害、武装威胁、金钱收买的特务作
风，盛极一时，教育与学术的尊严，扫地以尽。一切知识分
子完全失掉做人的自由。无论在街上家内，好好的一个人会
被突然抓去。集中营里至今还关禁着数万无辜的青年。然而
同时，中国的光明也毕竟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涌现
出来了。一万万以上的人民把大片的土地从敌人的魔手下夺
回来，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保证了文化方面的彻底
改革。造成了新文化发展和大众化的新天地。
一方面是青年人、文化人没有一切的自由，思想有罪，
爱国有罪；一方面是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青年思想的活泼
发展。这一个对照，已经最好地说明了一切。
它说明了：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能使
青年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没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发展
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没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
而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便绝对不可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绝
对不可能由贫弱变为富强。
    它说明了：法西斯主义与民主、科学，与自由思想永远
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万恶的纳粹党徒戈培尔说过一句法西斯
主义的格言；“当谁在我的面前讲起智力的问题，我立刻就
要拔出手枪来。”这句话，实际也正是为中国的法西斯派所
从来信守的格言。因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吃人，就是恐怖的统
治。所以它们在政治上、文化上极端仇恨思想与理智，而极
端歌颂野蛮、独断与盲从。中国法西斯派有一条独断的根本
教条，叫做“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按照中国法
西斯派的规矩：大家一听到那代表法西斯派的“一个领
袖”，就必须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表示愿在这“一个领袖”
的叱咤之下；只要是少数买办官僚寡头的利益，就要无条件
服从，视之为“民族的利益”。多少年来，中国法西斯派拼
命把这种罪恶的教条灌输给纯洁的青年，一切不接受这种法
西斯主义特制的思想模型的，都是异端，都被认为该杀。拿
着枪杆对着中国人民的脑袋，这就是中国法西斯派的政治与
所谓“文化”。
    “五四”已过去二十七年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仍然是
辉煌的。完全推翻中国法西斯派的压迫，争取全国的民主，
打碎思想统制，使得中国完全新生，这是一切民主人士、进
步人士的严重任务。
今天，中国人民为民主自由的斗争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也处在一个严重的历史关头。从昆明血案到南通血案，中国
法西斯派公开无所顾忌地犯下了一连串的血污罪行。这一连
串的青年被杀被捕的事件，是和当前中国的和平与内战、民
主与独裁之争联结在一起的。历史证明：中国青年是不可征
服的。“五四”以来，他们反抗外来的法西斯侵略者，反抗
国内的法西斯压迫者，站在英勇斗争的最前线，不愧为中华
民族的优秀儿女。今天，中国青年更要再接再励起来。
中国青年纪念这“五四”的伟大历史日子，应该更进一
步地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新人生观来武装自己的思想，应
该用毛泽东这个伟大的人生观来充实“五四”以来民主与科
学口号，使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获得更坚实的新内容，更明
确的新目标。我们要求的民主，就是人民的民主；我们追求
的科学，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中国青年必须培养这种为
人民服务  的新人生观，才能真正成为民主与科学的战士。
各解放区的青年要为人民服务，把中国和平民主堡垒的
解放区建设得更好!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要为人民服务，坚决
打击中国法西斯派的进攻!全国的青年们团结起来，在为人民
服务的伟大旗帜下，消灭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贯彻为民主自
由的斗争，向着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
的目标前进呵!
             ——《解放日报》社论1946年5月4日
            民主和自由新论
                 ·黄元真·

    某大学的一位院长在纪念周上公开讲演“民主”，说
“校长为政府之代表，有资格谈民主；教授为校长所聘，可
以稍谈一点民主；至于学生则根本不能谈民主。”
    可惜无法亲聆那位院长先生的“高论”，不知他所说的
详细理由是什么。但从这简单的新闻报道中，我们也不难推
论一些出来。能够代表政府的校长(不能代表政府的校长并没
算在内)，当然“有资格谈民主”，而且只要能够代表政府而
决不是代表人民的，就都有资格，某院长本人即为实例。因
为他们这类的先生们所谈的不过是括号内的“民主”，也可
以说是“政府主”或“××主”，与人民利不相关而害相
连，大谈之是不妨的。教授又不同了一些，他们的言论不一
定都能够代表政府，有的谈到民主就要认真起来(这是每个爱
好真理的学者所必有的态度)，这样会把事情弄得大不妙。不
过他们到底还是校长聘的，双方都应该顾及到一点情面，只
要在不大妨碍校长以及校长所代表的政府情形下，是“可以
稍谈一点民主”的。至于学生呢?只要不是那些赋有特殊使命
来挂名读书的人们，都是年少气盛，遇事更其认真，说起话
来，不懂得情面，也很少顾忌，若让他们来谈民主，就会要
真正的彻底的来谈一下，这是与校长及其所代表的政府要谈
的“民主”完全不相符合的，所以他们就“根本不能谈民
主”。
    在另外一位名人教训青年的文章中，我们又看到这类的
话，要我们青年牺牲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来贡献给国家和革
命。乍看起来，这是很有道理的。为了国家利益和革命事
业，我们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这必须事先解决两个问
题，第一，我们那样牺牲自己是真正为了国家和革命么?第
二，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些什么?头一个问题暂且不去讨论它，
只就第二个来说。要青年牺牲个人的自由，就来看如今的青
年有些什么样的自由可拿出来贡献和牺牲的。今天青年有集
会结社、读书阅报的自由么?完全没有。有谈话作文、交友通
信的自由么?也完全没有。也许可以说，青年不是还有失学、
失业、饥饿和死亡的自由么(目前这样的“自由人”真太多
了!)?这些“自由”都是青年所乐于“牺牲”而唯恐“牺牲”
不掉的，试问教训青年要牺牲的先生有办法让他们“牺牲”
这些自由么?否则叫青年贡献什么和如何贡献给国家和革命?
说到平等，青年并没有和一切别的人争取到平等的地位，青
年群中也有许多等级的不平等，没有什么可以拿来做牺牲品
的。至于所谓“个人的平等”，在我这个笨人看来真太难
解，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对自己还有什么平等不平等的问
题发生，自然更想不到还有“个人的平等”是应该贡献出来
的了。
    话说到这里可以转回来，我们不要骂那位院长所说的都
是屁话，而应该说他所说的正是实情；也不要以为这位名人
对青年的要求太过分，其实这也不算什么新的要求，而是
“既成事实”。
    一面说青年“根本不能谈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须
牺牲个人的自由”，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对青年所施行
的“标准”的“民主自由”的教育。虽然有时也要牵着某些
青年的鼻子，叫他们来唱唱“爱自由、爱民主”的歌调(但紧
接在后面的总要露出那些什么第一什么集中之类的狐狸原腔
来)，那不过是为着要装装门面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5日
   

          争取自由解放的中国学生
                 —— 世界学生日献辞

    今天是第五届世界学生日。
    一九三九年的今天，侵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法西斯匪
徒，在捷京屠杀布拉格大学学生九人，教授二人；其他各校
的男女学生也遭受到机枪扫射、殴辱和监禁。到一九四二年
今日，世界各国学生代表在华盛顿集会追悼，并决定每年的
今天为世界学生日，全世界学生应举行纪念，以警惕法西斯
的罪行，肃清法西斯的残余，防止法西斯再起，同时激励全
世界学生，永远不忘团结起来与反动势力作斗争，共同为一
个和平、民主、进步的世界而努力。
    法西斯匪徒为什么要屠杀学生呢?这没有别的，只是因为
不甘做法西斯奴隶的学生是每个被侵略国家最忠诚的爱国主
义者和最勇敢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先锋。因此，学生总是法西
斯的眼中钉，而法西斯也是学生和文化的死敌。但是法西斯
匪徒是不可能用屠杀的残暴手段，把学生的反抗镇压下去
的。捷克学生终究保卫了他们的祖国，而德国法西斯匪徒却
被世界人民的联合力量打败了!
象反法西斯各国的学生一样，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曾为打倒法西斯侵略者而作了最大的努力。但在敌人
投降之后，美国却又取日本的地位而代之，加上国民党反动
派的卖国、内战和独裁的路线，中国学生又被掷入没有民族
独立、民主自由、和平幸福的境地中!
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们既过着困苦的生活，又失掉一
切自由。例如北平各校学生天天有绝粮之虞，京沪及其他各
地学生因为缴不起学费和物价过高而纷纷退学。在校学生多
因营养不足而面黄饥瘦，精神颓唐。学校设备简陋，教师待
遇菲薄，致使教学无法顺利进行。至于言论、集会、研究、
信仰、人身的自由，莫不受到摧残。任何人都还记得：复旦
大学学生因壁报言论触犯忌讳，既被特务抓来罚跪殴打，又
被学校当局加以处罚；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在校内集会，竟被
关麟征指挥军警开枪干涉，甚至又派兵士冲入学校，用手榴
弹打死学生四人，重伤多人，造成有名的一二一惨案。此
外，迫害学生思想自由、人身权利的事件，真是不胜枚举。
在解放区，学生们虽然没有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直接摧残，
但，由于国民党飞机到处轰炸，国民党军队四出侵扰，使得
他们不能安坐读书。这一切，就是在法西斯侵略者被击败
后，国民党反动派给予中国学生的报酬。
不仅这样，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当局的卖国，
使抗日胜利后的中国民族地位又一落千丈。美国宪兵可以公
然在北平街上枪击中国学生；比“二十一条”还要丧失权益
的《中美商约》，更重重地打击了中国学生对于民族独立的
愿望!特别是在国民党当局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扶助，
而片面召开一党国大制造分裂的局势之下，新的民族民主危
机又尖锐地提出在中国学生面前了。
中国学生不能驯服他，做法西斯统治者的奴隶，也不甘
受帝国主义者的践踏，尽管国民党当局为了禁止学生反对他
们的卖国、内战、独裁政策，用尽一切方法来愚弄、镇压、
欺骗中国学生，但是中国学生的积极战斗性是有其社会的历
史的根源的，它是吓不到压不了的!压力愈大，反抗愈大。
“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
民自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作人民运动的
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学生用自己的
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
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国学生将一本过去
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
努力，也就是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国民党当局不但倒行逆施，压迫人民，摧残青年，还更
狡猾地，喜欢在自己面孔上抹上一些民主的脂粉，进步的唇
膏，装得自己好像不是法西斯，不是反动派似的。所以一方
面，他要破坏政协决议，大打内战；另一方面，他又要召集
一个御用国大来制定一部伪宪法，以使他的独裁统治合法
化。同样，他一方面，残害青年学生；另一方面，却又扭扭
捏捏地表示重视“世界学生日”，其实还要假装说点爱护青
年、反对法西斯暴行等面子话，以把他打扮成为一个“进
步”的“民主”战士!这种两面手法是反动派的惯技。但是在
反动派摧残青年、屠杀学生事实的对照之下，它是一点用处
也没有了。
    看着已经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铁蹄下得到彻底民主解放
的捷克学生们，看着全世界许多过着和平、民主和幸福生活
的学生们，中国学生应该再接再励，击退最后这一个帝国主
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争取中国青年完全的自由解
放!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11月17日
     “民主一日不实现 
       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

    “一二·九”运动是促成抗日战争的人民爱国运动的先
锋，这是中国青年学生的光荣史。今天是“一二·九”的十
周年纪念日，新的学生运动又在蓬勃生长。虽然十年前和现
在，各方情况都已不同，学生运动的内容和方式也不相同，
但同样都是中国青年抱着清醒的头脑和燃烧的热情而参与爱
国运动的表现。
这次昆明的学生运动遭受到有布置的武力摧残，和有计
划的诬陷和恐吓，但他们始终是方针明确，态度坚定。反对
内战，要求和平民主是他们的主张，并不因任何诬蔑刺激而
有所动摇。在一切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阴谋下，他们始终保
持着内部的团结一致，保持着行动步骤的稳重，为死者要求
惩凶，为生者要求人权的保障。今日青年的这种光明磊落、
勇敢而明智的行动，表现了他们无愧于“一二·九”的后继
者，的确是真诚爱国的青年。因此他们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同
情和响应。云大教授七十一人联名声明，对学生表示同情，
联大全体教授罢教一星期以响应，更是过去任何一次学生运
动中所未曾有过的。这正是因为昆明学生们的呼声与行动，
不仅可以代表全国的爱国学生，而且可以代表全国人民。他
们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意；
他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的精神，表现着全国人民的力量。
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民主的道路，还是一个艰难的斗争
过程。从这次的昆明的学生运动中也可看出。“一二·一”
惨案已经过了一星期，当局对于学生、教授和社会各方面的
呼吁还是置之不顾，他们一方面在昆明扮演了一幕叫“公开
审讯联大手榴弹事件”的丑剧与捏造出荒诞离奇的人物和故
事来遮掩他们自己的血手；另一方面他们又动员了纯官方的
舆论，向反对内战的青年和一切同情援助他们的人进行无耻
的诽谤和恶毒的中伤。照理，无论怎样顽固的人，听到千万
爱国青年一致的呼声，至少总该有一点反省，看到青年的血
流在自己的刀锋下，总该有一点心悸，但这些杀人的罪犯毫
不动心，他们只是把带血的刀暂时藏在怀里，继续用花言巧
语来否认内战存在的事实，又用杀气腾腾的口气来宣传“武
力戡乱”的必要。因为他们就是制造内战的罪魁，所以他们
不敢承认内战；因为他们口头所说的和平解决不过是个幌
子，所以他们要用全力来压迫爱国青年和爱国人民的反内战
运动。
    在“一二·九”时，北平学生有一句痛语是：偌大一个
华北，竟没有一块干净土摆在我们的书桌。十年前，国民党
当局的亲日外交断送了华北，使学生有书读不成，现在，假
如听任内战阴谋家继续活动下去，那就无法使学生安心读
书，也会使全国同胞长期陷落在饥饿流离死亡的苦恼生活和
不自由的奴隶状态中。国民党宣传员竭力用捏造和附会的伎
俩，想来证明这次学潮是由于共产党的挑拨，这完全是徒劳
无功的。既然你们自己所作所为和人民的意志不相符合，既
然你们对于和平与民主事业，还是心口不符，言行不一，继
续采取敷衍、延宕、欺骗的态度，继续坚持反人民的内战和
反民主的政策，那么广大人民在超过了最大的忍耐限度以
后，到底还会做出些什么事来，那不仅共产党无法保证，谁
也不能为你们保证的啊! 
从来反动统治者都把学生运动说成是一群学生的捣乱。
但实际上，学生运动总是反映着一个时期的人民的政治斗
争。这一次的学生运动，有教授参加，有广大社会的响应，
这固然不只是一个什么“手榴弹”案，也不只是一次罢课的
“学潮”。政府对于这次屠杀学生的惨案，假如立即实行一
些能令人民满意的善后办法，惩办真正的凶手和负责当局，
保证不再武力干涉学生自由，那么我们相信，学生是可以而
且也愿意复课的。但是内战一日不停止，民主一日不实现，
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却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中国青年继承
了从“五·四”到“一二·九”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和广大
人民团结在一起，为和平民主的实现和巩固而斗争到底。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9日


   睽睽众目岂容狡辩  屠杀学生罪责难逃
                    (舆论辑要)

    重庆舆论界，对昆明压迫学生爱国运动案的反应，除极
少数外，一致同情学生。
当云南省府改组后，就有人预言似的说：“人们却更担
心作为民主运动的堡垒的昆明，怕也抵挡不了特务的恐怖手
段”(见十一月一日昆明民主周刊“重庆风雨”)。“一
二·一”惨案，证实了人们的担心。当局为了掩饰其罪过，
已极尽其造谣诬蔑的能事，但所得结果，却是更使正义人士
愤慨。到目前为止，已经见于重庆报纸的公开声援，已有八
十余个团体，个别捐款慰问的人更难统计。本市舆论界多半
都有公正表示，与纯官方言论恰好成一鲜明的对照。

      对学生运动的估价——反动者蔑视青年。

对此次昆明学生反内战要求民主自由的运动，和平日报
认为是青年的“盲目自杀”(见本月一日该报)；恰好相反，
时事新报却将它比之“五·四”、“五·卅”、“一
二·九”学生运动，并且问道：“假使没有自五四以来的历
次青年运动，谁能说中国今日是个什么局面?八年的抗战有没
有支持下去的精神力量?”(见四日该报)。七日大公报虽根据
与事实不符的报告来说明这件事情，但也从历史上的学生运
动来说明“学生的爱国运动，都有其光荣的功绩”。商务日
报(六日)把这次学生运动看成是“历史的推动力量”，认为
在“某种政治条件存在”之下，“则这一性质的运动”，今
日固可产生于昆明，而明日也可能焕发和蔓延于全国各个地
方。”新蜀报(五日)说：“每一次学生运动，都是为了国
事，实际上都是一种政潮，……昆明惨剧正是一种以学生为
主的政潮”，希望政府当局“应重温过去学生运动的历史教
训”，这就是说：历史上哪一次学生运动是被武力压得了的!?

“一二·一”惨案的责任——反动者诿过共产党

反动者企图以“共党煽动”(见中央社电及中央日报、和
平日报社论)，轻轻把“一二·一”惨案的责任推得一干二
净，但是七日的新民报说：“学生罢课反对内战，当地军警
出动镇压……，在这情形中谁是谁非，几乎不待判断”，
“看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
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次惨案却证
明基本人权无保障……政府当局亟须反省”。国民公报在七
日社论中，也指出：对“手无寸铁”的学生施以残杀，“云
南省地方当局之未能慎为处理应该负责”。

 青年有发表政见的自由，反动者却怕青年过问国事。

青年应不应过问国事，应不应反对内战呢?大公报七日社
论说：“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其中就有学联会的代表，
可见学生是可以对国事发言的”。只有从来就蔑视中山先生
主张的人，才把这次学生运动看成是“无意义的，不正确
的”(见五日中央日报社论)。内战是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
也只有想以内战“统一”天下的人才怕人民“反内战”，才
有“反对内战”便是“助长内乱”的奇妙逻辑(见一日和平日
报)。新民报(六日)说：“学生们只不过是‘不要内战’，而
阴谋分子却‘不许’学生‘不要内战，岂不是证明这些人要
内战的么’”?七日该报又说：“仅仅反对内战就受到这样的
迫害，人民如何能够过问国事?……这是测验政府究竟愿否让
国民关心国事批评政治，也可以测验政府对于人民所作的诺
言，有没有兑现的勇气”。这些话不知那些自称为最“保障
青年们读书、讨论、开会、讲演、学术研究上的自由”(见六
日和平日报)的人们听见没有?商务日报简捷的说：要人民不
反对内战，只有事实上不从事内战，就是老老实实的“实现
民主宪政”(见该报六日社论)。如果“国事纷乱，民不聊
生，而青年学生犹漠然无动于中，依旧浑浑噩噩，这可说教
育已根本失败，而这个国家的生机也几乎绝矣”(四日时事新
报)。“何必惶惶然如临大敌，以致引起更多的纠纷?”(同前)
七日的国民公报指出这次昆明学生运动，“正是今日青年对
国内政治烦闷的部份暴露”，“试问世界胜利了，我们的胜
利在那里?国际和平了，国内的和平又在那里?”这正是青年
普遍感到的痛苦。为了国家的生存与青年的前途，还不该多
说几句话么?不当提出自己的意见么?只有那些一意孤行的反
动者才不敢正视青年的苦痛与要求，硬栽污青年是“受了利
用”、“诱惑”，说那“不是代表大多数学生的运动”(五日
中央日报社论)，他们把昆明学生反对内战运动歪曲为“反
美”(见中央报五日，和平日报一日)，欲以离间中美人民之
间的友情。这种阴谋诡计是骗不了人的。“我们相信同学们
反对内战是出乎忠诚，决非一二流言所能诬蔑”(见云大教授
告各界书)。名教授张东荪先生也说：“对某些不合理的
事……青年学生难免要闹起来，但这种闹，是出于爱国同胞
的赤诚，结果竟发生惨剧，是十分遗憾的”(见七日国民公
报)。“近日官方电讯，对学潮事实，竟存扭曲，颠倒黑白，
似在扩大政治纠纷，使问题无法解决”(见民主同盟发言人谈
话)。是非曲直，有目共睹，任你多少空口谎言与滑稽“把
戏”，也掩不了血写的丑行!

对青年应有民主态度——不可强加诬蔑，动用武力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
几乎一致(除极少官报)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青年，千万
不应以武力对付，并当保障其身体、言论、集会、结社等基
本自由。七日的大公报说：“今天是民主的时代，我们的国
家，我们的政治，正应该向民主大路上走，而民主精神，就
是要多数人民关心国事，参与国事，在此前提下，政府可不
必压制人民关心国事”。时事新报也认为，对待青年“不当
心存忌怕”；“不可强行压制”，更“不可强加诬蔑……指
为某党某派”。新民报(四日)说：“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
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我们主张在学校以内应当让我
们的学生尽量自由，……我们以为青年们对于政治问题的态
度，不应躲避隔绝，而应多研究，多辩论，以期真正了解，
我们政府正在实施‘民主’，我们以为这一点思想学术的自
由是应当有保证的”。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
中国统治者的“进步”
·茅  盾·
    “一二·九”的刽子手用大刀水龙头对付青年学生，现
在昆明惨案的刽子手却用机枪和手榴弹了。
    这难道就是中国统治者的“进步”么?
    “一二·九”的北平学生为了“救国”在大街上惨遭屠
杀，现在的昆明学生为了“反对内战”却在校内被“进攻”
而“围歼”了。
    这大概也正是中国统治者的“进步”吧?
刽子手们混赖罪名的方法，最早为掩耳盗铃的扯谎，例
如“碰伤”，例如“自行失足落水”，都是有名的“警
句”；其后则为诬赖，为含血喷人，例如“受人利用”，
“别有背景”；但这次昆明惨案除了这两套老调以外，竟还
跳出三个自承如何被“收买”的凶手来了。
这不用说也是中国统治者的“进步”了!
    我虽然不曾亲自看见昆明街上以及联大校舍内血肉横飞
的惨状，然而读了昆明各校罢联及教职员的各项文告，我对
于刽子手的按语是残酷而又卑劣。这样的残酷和卑劣，正如
鲁迅先生所说，不但禽兽中绝无仅有，即在人类中也是少见
的，更不用说“民主”的假面具这回是撕得粉碎了。
    青年学生的血，自来是不能白流的，让我们后死者咽住
热泪，沉着地踏着死者的鲜血前进吧!
 ——选自《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陪都各
界反对内战联合会编，原题为《为“一二·一”惨案而
作》
              为死难学生呼吁

    昆明大中学学生为反对内战，竟遭军警便衣屠杀殴打，
死伤达数十人之多，这件事情本身的严重已不容我们来多赘
一辞了。谁无子女，谁无兄弟，当有良心的人看到手无寸铁
的一群纯洁爱国的青年，遭受当局用如此野蛮残暴手段对付
的时候，心里会是多么沉痛与愤慨!  
    昆明的学生们喊出了反对内战，这是全国广大人民一致
的要求，昆明学生们这一争取和平民主的行动正是表现他们
的赤诚受国，除非是别具肺肝的人，谁能忍心加以污蔑?谁更
忍心用炸弹枪枝来加以摧残屠杀?!但是很不幸，昆明学生们
这种争取和平民主的爱国运动竟遭到军警的屠杀，不能不令
人非常愤慨!惨案发生后，那些屠杀青年的凶手们，又企图诿
罪别人，想含血喷人的把责任加在中共的头上，但事实俱
在，绝不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的。
我们谨对昆明学生这次纯洁爱国的行动，表示极大的崇
敬，对他们今天所遭受的摧残，表示极大的关怀，希望全国
正义人士给他们以一切可能的援助。希望政府当局迅速惩办
造成惨案的凶手，并立即停止内战，使昆明学生所要求的和
平民主的中国能早日实现。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4日
              原题为《为昆明死难学生呼吁》                             


        德国纵火案和昆明惨案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党徒为了消灭德国人民的力量，树
立法西斯独裁，玩了一个毒辣的阴谋，就是纵火把德国国会
烧了，而把纵火的责任推在德国共产党身上。好了，现在纽
伦堡的战犯法庭，证明了主使这个阴谋的就是纳粹元凶之一
的戈林。德国国会纵火案，早在十二年前就被季米特洛夫揭
穿了，现在，戈林自己在盟国审判之下也没有话说了。
    其实，“嫁祸”的阴谋诡计，在我们中国，几乎成了反
动派的家常便饭。眼前的例子就是昆明的“一二·一”惨
案。明明是国民党反动派企图镇压昆明学生的爱国运动而一
手造成的对手无寸铁的学生的武装屠杀，却妄想抄袭嫁祸惯
技；自己屠杀了青年学生，殴打了教授之后，硬把责任推在
中国共产党身上，以为这样就可以掩蔽自己的凶残罪行，伪
饰自己的狰狞面目了。
让反动派听听纽伦堡的声音吧!希特勒法西斯十二年的血
腥恐怖，也不能淹没国会纵火案的真实案情，难道任何捏造
的谎话，能够掩蔽用血写成的昆明惨剧的事实吗?!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6日


               人民是骗不了的

    昆明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无不感到无限的悲愤，连日
各界捐款慰问，写信声援，有如潮涌。足以证明昆明学生的
爱国行为和他们的不幸遭遇，已博得全国普遍的同情和支
持；同时也反衬出国民党反动派嘴脸的丑恶和手段的卑劣，
赤裸裸地暴露在人民的眼前。
本来，这件惨案的事理至为清楚，责任也很分明：一般
青年学生只不过激于爱国热忱，凭了赤手空拳，起来要求民
主反对内战，究有何罪?而国民党反动派竟采取残暴手段，惨
加屠戮，并在屠戮之后，为了“嫁祸”起见，还不惜含血喷
人，肆意诬蔑，居心恶毒以至于此，真是史无前例。
但是人民是不会受欺骗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国
民党反动派要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徒见其日益心劳力拙而
已。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7日


        反动派也该想一想：人民岂可轻侮

任凭你有怎样偷天换日的本领，任凭你有怎样移花接木
的手法，可是，终究敌不过血写的事实，血写的历史。
真的，这些年来，人民的眼睛已经给万重的苦难磨炼得
异常尖锐了。昆明血案不但在一般人民中间引起了深刻而广
大而深厚的同情，而且在人民中间引起了悲痛的回忆：他们
想起了“刘和珍之死”，想起了“淡淡的血痕”，想起了段
祺瑞时代，想起了民国以来一连串黑暗的日子。
    当人民能够回忆历史的时候，也就能够从历史中取得教
训，更能够从教训中生长起力量和信心，人民岂是可以轻侮
的么?
    反动派也应该想一想了。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9日


             希特勒的法宝应该收起了
    
    成都各大学学生为声援昆明爱国学生运动，于九日召开
追悼昆明遇难师生大会，并在会后举行游行，经过情形，已
见昨日本报成都通讯。
    这是合情合理的行动。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反对人
民的任何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运动。在昆明，采取了“嫁
祸”阴谋，制造出一个莫须有的“姜凯”，把屠杀学生的责
任推到共产党身上，捏造了若干“文件”，说共产党“指示
暴动和学潮”，又说民主同盟如何如何，这样地把共产党和
民主同盟放在一起，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扩展其摧残压迫一切
为争民主的党派和人民的“根据”。这种阴谋的一演再演，
这种阴谋的毒辣阴狠，对民族的危害，真是大到万分!这种阴
谋，只是更加在人民面前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恶面目。
    我们曾经一再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有一套荒谬的逻辑，
就是把所有反内战争民主的人士都指为共产党，而把反内战
争取民主的任何行动都诬为共产党的“阴谋”。他们企图造
成“合法”借口，来实现自己假“戡乱”之名进行内战之实
的反动政策。他们不惜用流血的手段来对付昆明手无寸铁的
学生，就把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套逻辑完全揭穿了。现在为
了准备又一次用流血手段来对付成都的学生和一切主张民主
的人士，所以，他们就又祭起这套从希特勒那里学来的法宝
了。真是卑劣无耻到了极点!
奉劝国民党反动派们：希特勒是学不得的，希特勒的一
套“栽赃嫁祸”的法宝，已经到了收起来的时候了!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4日
             

          青年教育与思想问题  (节录)

    编者按：我们访问了好几位青年的前辈，提出几个关于
青年教育的问题，请他们发表一点意见。但因为时间和交通
的困难，有许多受我国青年敬爱的前辈，还未来得及去访
问。现在就我们所采访到手的，发表出来作青年读者和国际
青年友人的参考(本期文章编者以收到先后为序)。
    一、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教育政策，起码应该具备哪些
条件?
    二、有人要求青年的思想统一，因而决定实行严厉的思
想统制(如象法西斯国家那样的)，他们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吗? 
    三、领导青年的思想，最好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

郭沫若：
    对于国家的教育政策，郭先生认为至少必须具备着这几
个特点：
    “1.  人民本位。为最大多数谋最大的幸福。它的反面
是一切变相的帝王本位，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以谋少数人的
安全。前者是扶植主人，后者是训练奴隶。
2.  国民教育普及。作为一个健全的人的普通常识，即
初中以下的教育，应使全民享受。
3.  高级教育保护。高级教育应因材施教，杜绝一切特
权，不使贫苦者被拒、而富者滥竽。
    4.  学术研究自由。凡人民本位的思想有尽量阐发的自
由，帝王本位的思想有尽力打击的自由。以真善美为目标，
不能受任何有意的虚伪、歪曲、变态的箝束。
    5.  尊重学者，保卫师资。
    6.  国际协调。与进步的民主国家保持协调的步骤，肃
清法西斯思想，共策人类的和平”。
    郭先生更认为法西斯的思想统制政策是可以达到其预期
的效果的，德国和日本便是绝好的证明。但这并不是“统一
思想”，而是“消灭思想”。“它使一切人民化为工具、化
为猛兽。这是人类文化的叛逆，为害于人民，更为害于世
界。”“使这一次的世界大战，为争取解放不知道流了好几
千万人的血，而且在战争结束后，德日法西斯的思想的肃
清，还要费很长远的岁月的”。郭先生更很沉痛的指出：
“满清入关后统制思想，使中国退化了三百年，现在却还在
受着它的余痛”。
    谈到青年思想的领导问题，郭先生说：
    “青年思想的领导，最好是启发式的、感应式的、培养
式的。
    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都要顾到。有健全的身体，
便容易有健全的思想、健全的品德。
    目的在使每一个青年熟悉自由思想的法则，养成自由研
究的习惯，发挥自由创造的精神。
    给以丰富的养料、美好的环境、高尚的师资。
    废除剪削绳束的盆栽主义。
    废除脚带腰缠的畸形主义。
    废除髯首阉割的奴才主义。
    一句话归宗，让青年自由自在的发展便是最好的领
导”。

陶行知：
    (一)民主政治下的教育，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甲. 天下为公，教育为公，不以教育为一党一派及任何
小集团谋利益。
    乙. 尊师重道，不以侦探作教员，不使教员兼侦探。
    丙. 使师生之间，没有隔阂。
    丁. 使学生打开眼睛看事实。
    戊. 关于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学生有阅读自由、讨论自
由、批评自由。
    已. 学校内团体生活，要有民主的组织使学生在民主生
活中学习更进步之民主。
    庚. 动员广大群众，在真正的民主生活中学习民主。
    (二)三民主义一开始就说：“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
究其中的道理，首先是发生思想，思想贯通方生信仰，有了
信仰方生力量”。我首先指出“思想统制”与“思想贯通”
是不能相容的。其次可以分两方面说。那不得已而受统制的
人是越弄越没有追求真理的兴趣，结果不是思想统一而是思
想消灭、智慧消灭，统一于愚；那不甘心受统制的敌人，一
部分倒会突破千磨万击，而发展出更高的思想与更大的智
慧。
    (三)领导一二人，可用豆油灯；领导一二十人，可用火
把；领导一国之众及全世界就要太阳，至少要月亮那样的光
明。统而言之，无论领导多少人，总是要拿着真理之光，照
着人向那正确的道路走去。如果领导的人把火熄了，或把跟
随的人的眼睛闭了看不见光，或者甚至把他们的嘴也封起来
了，连路上遇着危险也不能喊，那领导的人们不但是费力不
讨好，而且大家在半途上难免会出岔子。

夏  衍：
    一、起码要承认青年学生是一个有人格有人权的人。尊
重他们的人权，让他们有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自己的头脑
来想的自由。
    二、假如这样的思想统制能够收效的话，那不仅希特勒
可以永远地支配世界，秦始皇也不会二世就亡国了。希特勒
充分地利用了现代化技术的庞大机构，在德国人民中散布了
法西斯思想；可是现在，对苏联的侵略战争失败之后，德国
人民不就开始用同样现代化的机构在反对法西斯主义么?
    三、我以为最好是培养青年人的客观态度。——让青年
人和现实社会接触，让他们自由地感觉、自由地思索，然后
让他们根据自己实际所感和所想得来的一切，来自由地判
断。

茅  盾：
    家庭是一个圈子，学校是一个圈子，这两个圈子外边又
有社会这个大圈子。这是个比喻。这比喻好象有点机械。但
我们姑且这样假设(当然事实上这三个圈子不能彼此各不影
响，而且这三个圈子在什么线上交切，交切的角度如何，我
们也暂时不谈)，一个青年他的家庭是一塌糊涂的家庭，除了
赌和吃，便整天想些损人利己的勾当，甚至损人而并不利己
的勾当，他所见的社会又是以贪污为能干、以强横为威风、
以欺诈为德行，那么，即使他进了个好的学校，结果他会被
教成个什么呢?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此所谓好的学校只是设备
差、尚能灌给他一点知识，那么，有了知识的他，将来要贪
污、欺诈、强横的时候，其作恶的能力和方法也会大些。然
则这“好”学校给人的知识适足以济恶而已。我们又设想：
如果这所谓好的学校是不但有好设备、好教师，还有好学
风；教师不但教得好，还有好的人格，起熏陶作用，那么，
该青年将来的结果，大概是三条路罢：一是家庭与社会对他
的“示范”作用，完全抵消了学校中所给他的影响。二是他
觉悟了，且有勇气反对家庭与社会对他的“示范”作用，而
成了叛逆者。三是思想矛盾，精神苦闷，悲观厌世。
    因此，我相信，要希望能够教育出配作民主国家的公
民，教育设施之必须符合民主精神，自不待言；而最重要
者，社会上必须真有民主，即国家真是一个民主国家。如果
外表与内容不合，决无好结果。由此可知法西斯国家即一套
思想统制的办法，乃至领导青年的办法，自然都是不应当有
的。而领导青年姑不谈威胁利诱等手段，单是自己不检而且
以言语欺骗，其结果也一定不是不堪设想、便是适得其反
的。

沈志远：
    民主和法西斯在一切方面都表现为极端对立的姿态。教
育方面亦非例外。
    法西斯(不论它穿的衫是黑色也罢、褐色也吧，或其它任
何颜色也吧，都没有两样)的教育者，首先是把受教育者当作
一群木偶看，而自己则充当着耍木偶戏的人；他两手拉住一
群木偶头上的线，就可为所欲为了。因此，在法西斯教育政
策之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是主与奴的关系。完全
相反的，在民主制度之下，民主的教育者首先应当把受教育
者看作是人——是和他一样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正因受教育
者是独立的人，教育者就得尊重他们的人格，让他们尽量去
发挥他们的天才，而自己居于从旁辅导的地位。两者的关系
是兄弟般朋友般的关系。教育者对受教育者不但绝对不能为
所欲为，且不容许采取任何强制性的手段(哪怕用意是极善
的)，而只有用说服、解释、理喻的方法。主与奴的关系，在
民主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域内都绝无存在余地，何况乎在神圣
的教育园地内?
    其次，和前一点相连带的，法西斯的教育者对于受教育
的青年们的主要“教育”手段是威迫利诱，一只手手枪(或者
棍棒)，一只手钞票(或者地位)，根本谈不到人格教育，而是
十十足足的奴才教育。
    极端相反的，民主制下的教育家，最基本的方针恰恰是
要发展人格教育，培养青年的独立人格，因而他们的教育方
法是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依照最新的集体主义民主制的原
则，教育者并且应该和受教育者共同一起生活、共同一起来
检讨问题和解决问题。在民主制度的教育机关内，那种一手
手枪、一手钞票的卑鄙勾当，是绝对没有存在余地的!至于
“盖世太保”之类的东西，更不许其混迹于神圣洁白的教育
园地之内!
    极端相反的，民主主义的教育，却以培养和鼓励青年大
众的自由自觉精神为其神圣的基本方针。它不要青年盲从，
而偏要青年怀疑：遇事要问一问为什么?怎么样?以及怎么一
回事?它最忌把青年当作木偶、当作奴才；它所努力追求的是
受教育者的自由思想、自由活动(包括学术研究、生活训练，
以及各种集体活动之自由)，培养他们成为高度自觉、精神活
泼、极富于自动创造力的一批国家社会之自觉的栋梁。
    法西斯的奴才教育即将随法西斯本身之总崩溃走进坟
墓；民主主义的教育必将随民主主义在全世界上的总凯旋而
得到进一步的昂扬。世界上一切法西斯奴才教育的梦想者
啊，赶快让给进步的民主主义吧，不然你们的坟墓也不会比
纳粹们远一点的!

黄炎培：
    我认为教育的道理是“先知觉后知”。既然如此，年长
者应该尽量将自己的知识去告诉后辈。但是有两点应该认
识，一是人类的思想和天赋才能、性格很不相同。我曾实验
过，以同样一句话，某甲的反应与某乙的可以有很大不同。
所以站在教育立场最好要因材施教，对甲应用适合甲的方
法，对乙应该用适合乙的方法，决不能笼统用一种方法。其
次，青年天赋不同是很好的一件事，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各色
人材。为青年本身想，应懂得他们天赋的不同；从社会需要
想，也不应教以同。
    讲政治与教育不同，政治应有政策、方针，应该同。把
政治意义施之教育，应该是把政治所要求的最大的统一目标
提出，让青年各人去走自己的路，以求达到这目标。具体
说，一个国家生存要有民族国家的观念，这是最高统一要
求，不能放松；又如教人知道应该为人服务不自私，这是基
本做人道理，这都要说得透彻；至于怎样去做，那就让每个
人自定办法。
    最不相宜的是先做一个框子，叫别人进入我的框子，这
样一定失败。须知青年最富自尊心，譬如你一定要他如何去
做，也许他服从，但绝对不及让他自己选择一条路，施教者
施以暗示启发，使他很了解这条路最好、最适当，这比命令
式的施教要好得多。

翦伯赞：
    翦先生首先说明一国的教育政策，与其政治制度是分不
开的。英美苏联等国的民主政治，其教育政策自然也是民主
的，是能促进青年思想自由地发展的。而德日法西斯国家的
教育政策，则是反民主的，对青年思想是统制的，是屠灭文
化思想的。“用武装筑成一条文化思想的狭路，在狭路的这
端，写着智识分子从此入口；在狭路的那端，写着智识分子
在此领取官吏的委任状。因而一切智识分子为了升官发财，
都挤满了这条唯一的狭路。这就是法西斯统制思想的教育政
策。”翦先生这样说。
    谈到希特勒、墨索里尼那些法西斯所施行的教育政策，
能不能达到他们统制思想的效果时，翦先生就说：
    “中国有句古话，‘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今欲以
教育的方法，强不同之人心而使之同，这又何异强天下之人
同其面貌呢?”
    “庄子说了一个笑话，他说，人有恶其影而欲去之者，
己愈趋而影亦随之，终不能去也。文化思想就是社会的阴
影，今日法西斯一方面不能阻止物质社会的向前发展，另一
方面，又制止他的阴影停止在指定的地方，这和庄子所说的
笑话同样是一个笑话。”
    “除非永远站在黑暗之中，则一个人总不能去掉他的影
子。而且即使在黑暗之中，影子还是存在的。不过淡薄一点
而已。一旦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一根头发，也有他的影子。
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文化思想的统制是徒劳而无益的事
情。”
    最后翦先生说：
    “一个皇帝和一个乞丐，他们的思想，用任何方法也统
一不起来的。因为皇帝所想的，是国家大事；而乞丐所想的
是明天的早饭。我们既无法要皇帝担心明天的早饭，也就无
法要乞丐担心国家大事。所以还是让他们各人想各人的。这
不过是一个例子。”
    “所以，我以为领导青年的方法，最好是让他想他自己
所愿意的，研究他自己所愿研究的。这样，他们的天才才能
充分地发挥出来。因而民主国家的教育政策，是要从青年的
身上去掉那副文化思想的枷锁；换言之，要求自由。”

                ——《新华日报》1944年6月25日


              美国的教育和民主

    北美合众国成立的时候，马上就认识了全体人民受教育
的基本重要性。奠定美国政治制度的人们很早就开始了解，
如果政府的基本决策须由人民通过自己所选的代表们来决
定，那么人民就必须握有了解问题的手段。因此，美国现在
实施着的青年教育制度，大约在两百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建立
了。
    原则虽然很快就被人接受，但自由公共教育制度，使全
体人民可以获得基本知识的教育制度真正建立起来的过程，
是长久而缓慢的。虽然使全美国青年都受初级教育这一目标
已经大部分实现了，确立教育制度的过程却还在继续中。民
主国家的教育制度必须经常改变和改进，目前战争环境对于
教育的要求，就可以很容易说明这一点。
    不论在欧洲战场或太平洋战场，联合国家今天正在取得
胜利，主要地是因为英美的教育制度优于轴心国家的教育制
度。那结果，可以在许多方面看到。由于人民教育程度早，
美国就能够很快地重新组织全国的生活，从平时生活转入战
时生活，美国就可能生产已为全世界知道的令人难于置信的
大量的军需物品，练出一支全世界最大的战斗的力量之一的
部队。要没有民主的民众教育，那是不可能的。
    那成为可能，因为在美国的学校里，青年人不但学到基
本的语文和科学，学到各国的政治和历史，而且学习如何思
想，如何去发现真的和假的，如何组织自己，实行合作的团
体活动。美国青年在踏进学校的第一天起，就学习如何负责
任，如何独立思考。不论在课程中，在学校生活中，教的都
是这些东西。在美国现代化的小学中，教学的进行，是教师
和学生之间的有趣的合作事业。学生学到和自己切身有关的
一切材料，这样就对于学习发生兴趣。在教授各科中，经常
使用问题法，把学生必须解决的问题放在学生的面前。问题
的解决，也许需要参考图书馆里的书本里的一些材料，也许
学生们不得不去请教镇市上的某一个商人，才有办法；这之
后，也许还得运用自己的数学知识，计算一下。最后，教师
和全体学生把各人所得的材料汇合拢来，开会自由讨论，在
会上，判断了各人所得的事实和知识之后，才得出结论，解
决问题。美国学校里的教师们帮助孩子们的工作很辛苦，每
天都有很多诸如此类的经验。
    这种教育的结果，使美国人民具有十分熟练的才能，而
且一方面注重个人的责任，另一方面注重个人和别人合作解
决各种问题的能力。
    这些本领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效用。美国参战后的二
年半中，受训练学习新的工作的人在三千万以上。美国工厂
里今天有好几百万人是短短的几个月以前还没有梦想到会在
工厂里作工的人。现在美国武装部队有一千二百余万人。两
年以前，这些人之中大多数还不知道如何使用现代化武器。
但现在，他们都学会了。他们都明白为什么要学习作战所需
要的新的技术。他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能力已经救了国家。
    这种教育制度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效用。小学和中学
是战时许多社会活动的中心。美国小学生已经收集了几百万
吨的废铁、废橡皮，废纸和废油脂。学校对战争尽了很多的
力量，而且卖出战争邮票和公债票，募集了巨额的款项。中
学的课程已经改动了，改得更适合于美国青年进入军队或工
厂服务。美国青年满了十八岁的，差不多全部进军队服役。
专科学校和大学，没有一所是象平时一样照常开课的。美国
教育制度所以能在短时期内作这些变革，因为它是由负责的
和受过民主教育的人民所管理的，这些人的思想和工作，是
在使教育成为人民生活中的真正的一部份，使学生的知识和
品性的发展，成为民族的力量的真正的工具。  
的确，美国民主的基础是自由和民众化的教育。这次世
界大战中，民主国家正在胜利，因为民主国家不仅教育了它
的青年，而且教育了全体公民。

                  ——《新华日报》1944年6月25日


      目前青年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

    三月二十九日晚上，已经停顿很久的复旦师生合组的宪
政研究会召开了第七次的座谈会，座谈的题目是“青年与宪
政运动”，同时，并由周谷城教授讲演“青年运动在历史中
的地位”。
    “中国青年在现阶段中所从事的运动，应该是争取民族
独立，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为这三大目标而奋斗的人，
在历史中就有他的地位。”这是周先生全篇演说的结论。在
结论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政治民主是一切民主的先决条
件。有政治民主，才会有经济民主，有了政治的民主，才能
动员一切人力物力从事民族解放的战争，“所以”，周先生
强调的说：“中国青年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政治民
主。”……
    在说到国内政治方面的情形时，周先生表示他不愿多
说。但是他说：我们现在连政治民主的起码条件如人身自
由、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都还没有，距离“人民是主
人，官吏是公仆”的真正的民主政治更是遥远得很了。
周先生的话讲完以后，就有一个同学起来发言，提出中
国青年应做的两件反省工作：肃清自己的奴才性和为新中国
的需要而努力。另一个同学则指出国民大会代表的产生及召
集的不民主。他说：“定于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
会，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这天到会的除周谷城先生外，还有张志让先生，陈望道
先生，张孟闻先生等以及同学近千人。那位同学的话刚一讲
完，校长章益先生就慌忙提前做结论，把这成千热诚关心国
事的同学散了。
屋外的月光很明亮，不知是谁轻轻的说了一句：“嘉陵
江月为谁明!”黑压压的一股人流，静静的向校门外流去。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重  视  青  年

    今日的报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消息：一是莫斯科正在
举行青年大会，生动而热烈；一是英国商务部大臣达尔顿氏
的演说，对英国政治有所评述，最重要的一点，则是“盖居
高位者，老年人过多，青年人则殊缺乏展其抱负之机会”，
他要求能重视青年。
达氏这种由热爱祖国所指出的批评，我们读了很感动。
平常有些人也都说得出青年是民族最宝贵的力量，然而实际
上却未能积极使青年的纯洁进取勇敢等的特具才能加以发
展，这实在是一大损失。这情形实在并不限于某一国。

            ——《新华日报》短评1942年10月20日


 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必须得到
    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


   只有解放区才能真正发展私人资本主义

    抗战胜利迄今十个月了，国民党当局的一切经济措施，
不独未能帮助国内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在物价波动，通货膨
胀，交通阻塞，外货涌入，以及不合理的外汇关税政策与官
僚资本垄断诸方面，给予民族工业以打击，造成民族工业极
其严重的危机。……说明了今天要在国民党独裁政府统治下
来挽救民族工业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等，都是不可能
的。只有象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大解放区所采取的发展私
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措施，才会给我们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
辟一条新道路。
    没有去过解放区的人们，往往误信那些顽固分子的恶意
造谣，认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区的经济措施，不是发
展资本主义，而是破坏资本主义。理由是共产党的理想和目
标，应该是实现社会主义，怎能是发展资本主义?其实，这问
题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早已清楚地解答了。他
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
而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发展资本主义
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
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
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
主义与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
义。相反的，我们的资本主义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
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
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统治下，除了国家自
己的经济与发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及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
让私人资本主义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国家与人
民，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中国
共产党人不仅在理论上，主张在目前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必
要的，而且在事实上，在一万万以上人口的广大解放区内，
采取了一切措施，促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向上发展。在这
里不必引证许多老解放区私人资本发展的事例，只举几个新
解放区，在打走日寇不久之后的数字来看罢。例如张家口在
日寇占领时，该市两百多家皮毛商行大部倒闭，解放后，仅
仅两个多月，不仅旧的商号纷纷复业，而且有新的商号开
张，并比战前增加了三十多家，该市现在繁荣起来的商行，
已达二千七百余家。河南的安阳、焦作等地的煤矿产量，比
敌伪统治时期增加了一倍。河北的邢台一千多家皮坊，在解
放后都相继复业，四万失业工人，尽都有了职业。……从这
些零星数字中，我们看出了解放区工商业发展的特点，就是
在胜利后，不仅过去倒闭的全部复了业，而且一般都有了新
的工厂与商号增设，这正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工厂倒闭、商号
停业，成为一个相反的对照。
    我们再引两个美国记者的报道来证明，就更加清楚。例
如美记者宝丁在访问张家口后发表谈话说：“张市为八路军
解放后，虽只两个月，而社会秩序已很安定，我所遇到的政
府人员，他们所做的事，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我又看到许
多工厂都很快地复工了，真引起我的钦佩”。又如胜利后特
往解放区作五个月旅行的美国记者博乐报道解放区的经济实
况时说：“在解放区：(一)私人生产企业不但存在，而且受
到政府的鼓励；(二)地主经营仍旧，所不同者，只是过高的
田租由佃农要求减低而已；(三)外来的中外资金极为解放区
所欢迎；(四)解放区的政府除对敌伪的产业外，并无没收任
何财产的企图”。博乐并且报导在解放区不论资本家、地主
也一样热心工作的情况说：“在解放区从事工商业的资本家
也很热心。我和许多商人、地主、制造商谈天，发觉他们热
心是有理由的，因为共产党人虽然坦白地以改善工人生活为
目标，但同时，他们也给地主和制造商以利益”。
    这些引证，还说明了解放区工商业的发展，并不等于一
般的通常发展，而是具有迅速发展的趋势。然其所以能够这
样发展，又是有深远的原因的。这就是：
    第一，因为解放区首先有民主的政权，实行了减租减息
的土地政策，使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提高了农村广大
群众的购买力，因而刺激工商私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第二，因为解放区民主政府还积极地实行了各种正确的
经济措施，例如实行贸易自由政策，废除了敌伪统治时的种
种统制、配给等对贸易发展的限制；又实行合理税收，取消
了一切苛捐杂税，大大减轻了工商业的负担；更实行发放贷
款，解决了工商业家的资金困难，同时还注意运输事业……
来便利原料和商品的流通。
由此可见，要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是必需有
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它时刻为人民服务，处处为人民打
算，并能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这个
条件，正是解放区已经做到、并且还要继续做好的。因此，
在今天的中国说来，只有解放区才能真正发展私人资本主
义，确实是很明显的了。

              ——《新华日报》1946年6月14日


       战争结束后，私人资本必须
       得到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
         ——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答根舍·斯坦因问

战争结束后，恰当地对待资本是一件互利的事情。这不
但适用于中国资本，而且也适用于外国资本。私人资本必须
得到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我们需要发展工业。我们要用
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原则，去取代日本使中国殖民化的原
则。我们应该用发展现代工业，提高农民生产力和增加购买
力的政策，去代替限制工业发展、恶化农民生活条件，以至
导致他们对发展生产失掉兴趣的政策。用工业进步代替工业
落后，(这是指国民党现在执行的经济政策)我们预期，取得
土地以后的农民，对提高生产会更加关心。

                ——《美亚文件》第690～717页


   “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行社会主义 , 谈论
          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就是‘反对革命’,
                   试图付之实行就是自取灭亡”
               —— 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

中国人民实际上是农村人口，是农民。四亿五千万中国
人当中，农民至少有三亿六千万。知识分子、高级职员、商
人和资本家只占上面薄薄的一层。农民就是中国。
像中国这么幅员辽阔而又落后的国家，不可能迅速得到
改造，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必然是农业占优势。
因此，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中国将来的基本问题。中国除
非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基础，否则是不能成功地实现工业化
的，因为农民必须要为这种工业化的产品提供真正的市场。
    我们以日本为例，由于它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去谋求
工业化的，所以不得不追随帝国主义和向外侵略。它没有从
解决本国的土地问题入手。
    华莱士和其他一些美国政治家、作家(例如最近在《纽约
时报》上发表《中国农民》这篇文章的布鲁克斯·阿特金)对
中国的这一基本事实表示出一种清楚的认识。
    中国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从封建的租佃关系中解放出来，
不再依赖地主资本家贷款和收购他们的产品。这就要进行土
地改革，还要实行民主。农民必须独立自主，有权维护他们
自身的利益。
    从总体上看，农民和全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现社会主
义，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不会准备实现社会主义。
还需要经历一个长的民主管理私人企业的阶段。谈论立即实
现社会主义就是“反对革命”，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试图
付之实行，就会自取灭亡。
    国民党与中国人口中的广大农民群众没有任何联系，它
是一个由军人和地主集团组成的政党，这些集团通过一种保
守而又毫无创见的官僚主义实行统治。国民党对于根本改善
农民的状况，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和清除至今依然存在的封
建残余这样一些事情，过去无所作为，将来也不会有所作
为。它之所以不能做，是因为这样做了就会侵犯国民党主要
支持者的权力基础。
    国民党由于惧怕真正的民主，不得不法西斯化。这样，
它就成了一个希奇古怪的封建法西斯的混合体。这就是国民
党不能从中自拔的背景和特征。
    国民党不愿解决土地问题，借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来
作为工业化的基础，它就转而采取硬性规定的、国家支配和
控制工业发展的原则。因此，它在国内的政权方面，或在国
外同俄国和其他邻国的合作和友好关系方面，都不能建立起
一个牢固的基础，它就倾其全力发展“国防工业”，并迷恋
于权力政治的危险游戏。
    可以预料，在这些政策当中埋伏着未来的国内和国外的
冲突。如果它坚持这种政策，那么这种预料一定会成为现
实。在这些政策指导下，国民党不能解决中国国内的基本问
题，不能引导国家走向完全民主化，不能成为远东的一种稳
定力量。而这些政策如果没有国民党内部的一场革命，没有
一个全新的领导集团，是不可能改变的。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则是一个代表中国农民利益的政
党。它制定的纲领是要使农民问题得到民主的解决：减租减
息，实行累进税，扶助生产，促进合作化，从根本上实行民
主政治。在这一基础上，随着各阶层人民在团结的而不是互
相冲突的基础上建立必要的自由资本主义企业，中国共产党
就将成为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健全的工业化的促进力量。这些
就是实现和平和稳定的唯一可行的保证。
正如在中国的前途上不能忽视农民一样，也不能忽视中
国共产党。国民党想要忽视它，但是它的枪炮不能给它带来
胜利。总之，绝大多数战士象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农民。因为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且来自人民，所以我们是代表中国人民
说话的。人民从我们的经历中认识了这一点。
……
召集国民大会，这是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美国认清
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将关闭和平的大门。一旦召开
国民大会，则木已成舟，和解就不可能了。如果迫不得已，
我们将进行战斗，因为我们不仅为目前解放区一亿人民的民
主权利而战斗，而且为全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战斗。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
                      《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可分
    
一  不民主的经济和政治 ：
    中国现在既需要经济民主，又需要政治民主，那是没有
人能否认的事，因为没有一定形态的政治民主就不可能建立
一定形态的经济民主；而没有一定形态的经济民主也将无从
保障一定形态政治民主的。——这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
论。因为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的人并不深究目前所需要的
是什么形态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去认真检讨现实的情
况，从现实出发来提出问题，却从社会主义的空论来自娱，
以为实现经济民主就是意味着实行社会主义。
但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来看问题。
    从实际上看，我们只能断言说，我们现在无论经济、政
治和文化上都没有任何民主。我们处于比资产阶级民主社会
更落后的情况中。
从经济上看，现在的广大人民毫无私有财产的保
障……。
另一方面，自由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好的命运。他们的产
业得不到合理的保障。在特权官僚资本的排挤和统制下面，
谈不到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原料被控制，市场被垄断，自
由的民族资本家的企业，要按照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而发展
是不可能的。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中，有一个就其
本身范围而言是公平的法则，谁能提高生产力，提高产品的
质量，谁就能在自由的市场中取胜，这是一个民主的自由竞
争，因此它在一定时期能有促成社会进步的作用。但是当腐
败的官僚资本挟着国家权力而猖獗的时候，就不会有公平的
竞争，于是正规的民营企业只能破产。自由资产阶级要正当
的由企业经营中来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积蓄资本是不可能
的。结果也就必然造成生产力停滞甚至降低的现象。
    由此可见，经济的不民主，既有害于工人，也有害于一
切小私有财产者(包括农民)，同样有害于自由资产阶级，而
只是有利于寄生在农民血汗上的大地主，依靠帝国主义势力
的买办和那操纵着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由此就产生了政治
上的不民主。不民主的政治关系就是以不民主的经济关系为
基础，而其目的也就是为了巩固不民主的经济关系。
    反映到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上面，也同样表现着极端落
后的不民主的状态，广大人民群众在实际的生活苦难中，没
有过文化生活的可能。他们的生活欲望被遏制，他们的一切
知能都集中于如何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这一件事上。特
权者不承认劳动人民有独立的人格，以为这只是一群蚩蚩者
氓，分不出每一个人的个性；而劳动人民在同样的苦难生活
下，普遍地被愚昧和迷信捆缚着精神生活，不可能各自发扬
其心意和才知。这种个性被压死的状态，决不能产生民主的
文化。
    自由的思想是和独立的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的。封
建时代很少有自由独立的思想者。就是因为人们在经济生活
上都不得不仰给于统治者的“恩惠”，只有最大胆的人才会
有反对权威的思想。纵至现在，社会上真正的自由职业者(甚
至于教授)很难得有生活的保障，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发扬
自然是受尽摧残。广大的人民凭自己劳力，所得到的一点最
卑微的财产都没有保障的时候，那种把个人的一切都归于命
运和天道的支配的迷信思想也就是不可免的了。
在这各方面都极端表现着不民主的落后性的时候，中国
要进一步，就必需实现政治民主，又必需实现经济民主，那
是断然无疑的事。就整个社会说，实现政治民主，还是为了
实现经济民主以求社会生产力解脱封建性的束缚，而能加速
提高；就广大人民的要求说，假如政治民主并不能保证每一
个人能够过自由的经济生活并且生活得更好，那是没有意义
的。因此，没有经济民主，则政治民主将只是空洞的东西，
也就不可能得到广大人民力量的支持。
    但和“毕其功于一役”论者不同，我们必须由认真地考
察现实而指出现阶段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方向到底是什
么?

二  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资本主义 ：
    由以上所述，已可看出，为什么现在需要“不是一般地
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的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性质的革命。
    不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并不意味着一时的让步，而是一
般地保护私有财产的积极政策。这正是因为现实条件下，广
大人民的私产并没有保障。农民没有享受耕种的收获的保
障，工人没有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保障，自由资产阶级也
没有获得合法的利润的保障。实行种种措施，以使得人民普
遍地取得私有财产的保障，那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么?
拿古代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来看，固然在那时代也有私
有财产，但是在法律上和在实际上，全国的一切财富其实都
属于专制统治者所有。在国家的名义下，人民的任何产业都
可以被括削甚至被剥夺。所谓“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就是
侵蚀人民的私有财产权的最通常的办法。只有皇帝、贵族、
官僚大地主可以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以一切手段来吞并人民
的财产而过其不事生产的寄生的生活。所以打破封建社会的
条件而前进一步，就必然要提出保护私有财产这一个问题。
不同于独占资本主义时期，在那时期，由于生产力已因
生产过程的高度社会化而提高，社会财富更加集中在少数独
占资本家的手里，因此就不能够提出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的
问题，倘若使社会财富(主要是生产手段)分散给众人所有，
那就是降低社会生产力。所以这时就必须提出社会财富的社
会公共所有制，那也就是走向社会主义。但在封建社会条件
下，生产过程一般地还是私人性的，少数特权者用强制力量
来并吞社会财富，所以社会公有制不可能实行；而使财富分
散为多数人所分有，那正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前进的唯一方
法。
    所以实行种种措施以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那是在现实
条件下所必须争取实现的经济民主。
    ——必须消灭利用特权势力以侵袭人民财产权利的活
动，所以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府”，“要求取
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必须切实地保障农民的利益，所以“要求实行农村
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障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息贷
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必须使民营企业家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消除对他
们的障碍，所以“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
统制政策，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与无限制的物价高
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
料，与推销产品的便利。”
    ——也必须使工人的利益得到保障。所以“要求改善工
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
业生产”，也就是要“根据情况之不同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
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社会保险、工会的权利
等”(均引自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实行了这一切措施并没有超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
革命的范围，但是使得人民不至于担心自己的财产横遭摧残
和剥夺，使得农人能够享受其自己的劳动收获，使得工人解
脱超经济的剥削，逐渐提高生活水准，使得民营企业家不再
在不公平的“竞争”下被扼杀，这不是经济民主么?
    要彻底实现这样的经济民主，没有政治民主的保障是不
可能的。中国所需要的政治民主也就必须能够认真实施这一
切经济民产的做法。假如是单独由自由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
主义的政治那也还不可能认真照顾到工人农民的利益，而且
中国自由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也将使他们不能够撇开工农力
量，单独完成解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任务。所以中国的
必须实行的民主政治一定是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乃一般平
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这也就是以全国绝大多数
人民为基础的民主政治。
    实现了这样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一定能够“为资本
主义扫清道路，而使之获得发展。”对于这，我们是否害怕
呢?一点也不。相反的，保护私有财产，扶植私人资本，正是
对中国有利的事。
    要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彻底解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
迫的必然的后果。固然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倘不解除，也可
以有资本主义，但那是买办性的。并且和封建剥削势力相勾
结着的资本主义，是凭借强制权力以掠夺人民大众，损害人
民的、民族的利益的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反对这种资本主
义，但不反对在以解除封建压迫与民族压迫为前提而生长起
来的自由的私人资本主义。在这两重压迫去除后，就产生了
私人资本能够独立自由地生长的可能，解放了并且渐渐富庶
了的农村更是为资本主义开辟了广大的市场。
    要知道，发展资本主义不是维持独占资本主义而是鼓励
自由的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还非常薄弱，并无力实行
经济上的独占，除非寄托在买办性的、封建性的政治独占
上。在取消了这种政治独占后，资本主义就会在自由竞争的
市场上发展，还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的，正如十八九
世纪，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提高了生产力一样。
    更要知道，发展资本主义，是既要保障私人资本，又要
保障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私有制的。在欧美资本主义
国家中，这种小私有制也是和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的，不过欧
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不断地牺牲这些小私有者而进行的。
在中国，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一时还薄弱，不能在全部国民
经济占绝对支配的地位；一方面这些小私有者在得到了政治
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初步条件后，将可以在合作社的方式下组
织起来，提高其生产力。
    由此可见，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中所
将实现的经济民主，虽不超过资本主义的范围，但是和欧美
各国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同的。封建性的土地关系将按
照民主主义原则逐步地完成彻底的解决——由减租减息到耕
者有其田，依靠土地剥削的封建残余将彻底消除，不象欧美
的许多国家中那样，在这问题上半途而废。劳动人民的小私
有制将在经济上获得发展的便利与在政治上获得充分的保
障，而不是象在欧美许多国家中那样被牺牲了作为独占资本
主义生长的肥料。这是对人民有真的利益的经济民主，和那
以人民大众为基础的政治民主相辅而行。由此我们也就不必
担心，由广大发展私人资本将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形
成对人民不利的独占资本主义。恰恰相反，我们倒可预见，
当人民的私有财产一般的受到保护和自由的资本主义扩大发
展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必能加速地增长；在中国的工
业化和农业化完成的时候，就会产生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的
可能；也就是走向更高度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可能。

三  “毕其功于一役”论的真象 ：
    社会主义不是让人们在口头上空谈的。能实行社会主义
不能由主观愿望来决定，不能由空洞的革命的要求来决定，
而要根据客观现实，根据广大人民实际生活所提出的要求来
决定。广大人民现在所要求的是什么?他们苦于民族压迫和封
建压迫的两层束缚，他们苦于没有任何经济自由和政治自
由；农民要求减轻负担，要求土地；工人要求减少工作时
间，提高工资；这些要求都没有包含社会主义的内容。只有
在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时，人民才会进一步提
出社会主义的要求，在现在的条件下，“毕其功于一役”论
不过是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空话而已。
但我们要知道，“毕其功于一役”论者其实并不都是认
真想在现在实行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说这种空话往往不过
是掩饰其不肯和不敢认真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的
任务而努力。譬如，为了避免触及最现实不过的减租减息的
问题，他们就空谈社会化的集体农场，为了使自由的私人资
本不能充分发展，他们就空谈社会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在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实质上是前资本主义性质的独占垄
断，却自命为比自由资本主义更进步，以此为借口来图谋扼
杀民营企业。——这就是许多“毕其功于一役”论者的真
象。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脆弱，他们中有些人也不由自
主地倾向于“毕其功于一役”的说法。他们不提出正面发展
资本主义的问题，害怕遭遇无产阶级的反对。其实，资产阶
级与无产阶级间的阶级矛盾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因为从
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下解放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那
是既对资产阶级有好处也对无产阶级有好处，所以阶级矛盾
是可以调节的，要使之调节，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在资本
主义里加上一点社会主义。只要私人资本保持着他的独立自
由，并且使其生产事业适应于人民的需要，更照顾工人的经
济权利与自由权利，那么它的广大发展决不会遭受人民的反
对。假如怕人民，空谈社会主义为点缀，实际上却投到了封
建买办性的独占资本的怀抱中，那说是自己走向了绝路了。

     ——《群众》周刊第十卷第十六期 1945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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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赋人权  不可侵犯


                切实保障人民权利

    从来的革命运动都是人民争取民主的伟大运动，革命与
反革命的分野，只在于要不要民众，给不给民众以民主自
由。对于英勇斗争中的中国，民主始终是团结与进步的基
础，因为离开了民主就不能团结全国人民起来战胜日本帝国
主义，没有民主也就没有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而民主
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
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
不到民主。
    这是为什么边区施政纲领明确的规定：“保证一切抗日
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
责成当选为行政人员的共产党员应坚决执行之，并指出“人
民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可以想像得到，在帝国主义借战争的掩护把人民从多年斗争
中获得的民主权利剥削殆尽的时候，在中国大资产阶级实行
高压政策以致人民的人命、财产、自由没有一点保障的时
候，在陕甘宁边区从过去的民主传统向新民主主义的路程前
进的时候，这样的尊重民主自由与保证它的彻底实现，是具
有怎样伟大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
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
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
与向上发展的愿望，对犯过错误而愿走向光明的份子采取宽
大的态度，禁止不经过法定手续来逮捕、审问、处罚任何
人，反对把人拖到卑鄙无耻的道路上去，用这些事实来使得
人权得到充分保证。我们决不空谈保障政权，而是真心诚意
地要人民起来参加政权的管理，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
位，提高民意机关的职权与威信，建立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
的投票选举制，并实行三三制，保证民意机关与行政机关中
的人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我们决不空谈保障财
权，而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做到保护私有财产，奖励私人企
业，严禁随意动员征发，实行合理的统一累进税收制度，维
护农民从过去土地革命中获得的利益，保证佃农债户向地主
与债主交租交息，使得一切抗日人民都能安居乐业。这样就
不只是给人民带来了美丽的希望，还真正地要他们享受到新
民主主义的果实。
    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
由权，边区过去早已注意保护，今后仍当循此前进。只要是
抗日的有利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言论与出版物，无论是出
自任何抗日党派与团体个人，都有发表与出版的自由，政府
还给予使用会场与印刷机器的便利条件。在这里，不会有思
想的统制，我们鼓励自由研究，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
欢迎边区境外愿做抗战工作人士来此开办学校，设立出版机
关，组织文化团体，并且给予必要的帮助.人民不仅有集会结
社的自由，还有武装自己的权利，我们不怕人民的组织与活
动，只怕他们不能积极动员起来。我们要保障的居住与迁徙
的自由不是消极的，因此我们帮助外来移民解决他们各种困
难，保护因革命行动被迫来到边区居住的人民，救济流亡学
生与灾民难民使得他们不仅能够自由地生活，还可以幸福地
生活。只有这样，才真正的保障了人民的自由权利。让全国
人民看到我们高举起来的民主旗帜，是飘扬着多么鲜明的色
彩!
    仅仅政府明令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是不够的，公务人员
知道要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还是不够的，必须人民自己珍贵
这种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才能获得的权利，要求它
在边区得到切实的保障，并把它推到全国的范围里去。
当广大的人民掌握到民主自由的权利时，它不仅成为物
质的力量，还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保  障  人  权

    “除司法机关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
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处罚……”。这是
二届参议会通过，经边区政府命令公布的“保证人权财权条
例”规定得极明白的。
    但是，在延安，却发生了不幸的“学疗人命案”：学疗
的总务科长、秘书和管理员，竟然把运输员刘世有捆押起
来，以致酿成人命大案。
    从这事件里，我们看出，我们有的同志还不懂得尊重人
权、保障人权，乃是建立革命秩序的起码条件；还不晓得，
随便捆人押人是应该肃清的“游击作风”之一。
这类违法事情，在边区恐怕不只这一件。我们愿意唤起
社会人士严重注意它的揭发与纠正。让我们共同努力于革命
秩序的建立与巩固!

                 ——《解放日报》1942年1月27日


       平民人身自由是政治民主的标尺
    昨天本报和别的几家报纸都刊载了一段本市新闻，说是
朝天门屠户张德操家在本月四日被保安队的几个警士借口捉
赌，劫去钱财。事后张德操和他的弟弟及街坊三人(其中有一
个是保长)，反被拘押毒打。这十几个警士是派驻民食供应处
仓库的库警，依理根本没有在夜间侵入民家捉赌的权利。出
事时，当地保长签署证明书，证明张家并未聚赌，且有卫戌
总部稽查处水上检查所人员到场目击并无赌具，则捉赌之
说，显属无稽，但纵然真是赌犯，也绝对不能把本人及其街
坊和保长一起关在警察局里，毒打成招，而且还不准其家人
探视，比对付江洋大盗还厉害!所以这件事情的是非是很清楚
的。无怪乎张德操的家属和该街居民百余人要到卫戌总部王
总司令公馆门首伸冤，又拦截汽车、呈述冤状了。
    这样的事也许算不了是新奇的事。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受
冤屈，被栽诬，遭虐待，简直已习以为常了。但正因为这类
事情一向层出不穷，我们更不能不唤起社会的注意。就在同
一日《大公报》上又有中一路永新服装店被一群也以抓赌为
名的军人冲入，损失了数十万元的消息。军警可以不经过任
何手续而冲入民家，人民有什么居住自由可言?人民的财产可
以这样地被劫掠，还有什么私有财产的保障之可言?对平民的
拘押拷打，如此随便，又有什么人身自由可言?假如政府和法
律竟不能保障人民的人身、居住、财产的自由权利，叫平民
怎么能安居乐业?
    据说，这一案的被害人家属现已聘请律师向法院起诉，
卫戌总部王总司令对此事也极为震怒，想来法院与当局对于
这样一件事，应该能很好的处理吧。由这一类事件，我们更
不能不感到，政治法律各方面的除旧布新实在不容稍缓了。
假如兵士警士在平日的生活较有保障，又经常施以卫国爱民
的教育，经常督责他们以爱护人民为天责，就不至于发生这
种骚扰民间的事情。在张德操家保安队的一个队长曾向到场
的卫戌部人员说：“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大家不要为难”
(《商务日报》所记为“我们军警原是一条阵线”)。这话分
明是把军警看做是在一条阵线上共同对付老百姓，岂是卫国
爱民的军警说得出口的?又假如现在各方所主张的《损害人民
自由治罪法》早日颁布，且根据此法，严办几次，则虽有不
法之徒，也会有所忌惮，不敢胡作乱为了。再假如政府早就
宣布的提审法已经实施，并且法院对平民诉冤给以最大方
便，使人民感到法律真是为保障平民而设，那么虽有冤狱发
生，也立即可得到法律的保障。象张德操等五人的被拘押
案，只要向法院要求出一纸提审状，就可很好地处理了，何
至于在今日的陪都街头还要演出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的“掷舆
告状”?保障人权，严禁非法拘捕，实施提审法，改革司法，
这都是在《和平建国纲领》中明白规定的，都该快快实现才
好。
假如实行民主而不能使普通老百姓个个能安居乐业，免
于强暴侵凌的危险，那么民主还是落了空的。所以我们断不
能把张德操案以及其他与此类似的事件看做是无足重轻的社
会小事。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2月8日

              保障人民自由的开端

    国民政府蒋主席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日，宣布了《政府
决定实施的事项》四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关于保障人民自由
的。这个宣布深得各方面舆论的欢迎。不过我们也需要指
出，政府当局在抗战中和抗战结束后宣布保障人民的自由已
经有好几次了。远的不说，较近的如三十三年八月，当局就
曾颁布过一次保障人身自由条例，最近的是在三个月前的双
十会谈纪要中，当局又一次表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
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
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
正”。但是政府当局这种诺言，并未兑现，其中道理何在，
现在我们也不必再来深究。无论如何，这些基本自由本是在
一般民主国家中人民所应享受的最低限度的权利，政府无论
用什么理由，只要是侵害人民的基本自由，在民主国家中是
总不能容许的事情。我们自然希望这回不再落空，当局如果
真有与民更始的决心，就不应再行拖延，或另行前提条件，
而应立即切实地做到。
    政府当局要使人民的自由权利得到保障，其实是不难的
事，无论如何，这比束缚人民的自由权利要容易得多。过去
政府当局为了限制和妨碍人民的自由，真可说殚精竭力，用
尽了一切办法。既订立种种法令，使得人民动辄得咎；这还
不够，又另外想了许多办法，设立许多机构，以补法令之不
足。本来，在政府机关中的公务员，都是“公仆”，这些
“公仆”都应该为人民服务，可是在中国竟有为数很不少的
“公仆”，专门以迫害人民为本领，难道真是中国人民的命
运不好么?国家的财政一向都很困难，但在拮据的国库中却有
相当大的一部分却用来残害人民。譬如拿过去大后方的各大
城市都有的新闻检查所和图书杂志审查处说吧，每一个这种
机关中的人员，都比一个大报馆的编辑部还多。现在这些
“公务人员”又纷纷到“收复区”去办同样的事了。而在大
后方各地，航空邮电检查员至今还在忙于检查和没收。为了
控制纸张、印刷所、会场、出版所，当局所费的人力和财力
更是不可胜计。官办的出版所，虽然出版品不受欢迎，但仍
无限度地赔钱，无所顾惜；官办的团体，虽然得不到群众拥
护，仍大量地给以津贴，这都无非是出于包办一念，要使人
民的出版和人民团体活动困难。还有庞大的特务机关及其所
属的集中营等等，更不知道每年要从国库中开支多少经费。
这一切经费从何而来，还不都是人民的完粮纳税的聚积么?以
人民的血汗来养活许多迫害人民自由的人，来创立许多压迫
人民自由的机关，天下还有比这更不合理的事么?
    当局花了这许多人力财力，究竟收效如何呢?结果只是证
明了一句老话：就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不畏
死，奈何以死惧之”?人民到底是不会在强制的力量下面屈服
的，人民的进步意志究竟还是缚束不了的。现在政府既已作
了改弦易辙的表示，那么第一步做法就应该是立刻放弃一切
害怕人民的想法，取消一切为了束缚人民自由而设的法律、
办法和机关。这是最不花钱，最不费力的事。只要当局有决
心做，立即就可以做到，决不象束缚人民要费那么多的手
脚，花那么多的人力财力。
蒋主席所宣布的第一条关于“人民之自由”说：“人民
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
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
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由此可见，政府当局也已承认
蹂躏人权的特务机关不应再存在，妨害人民的法令不应再有
效了。在这方面，人民也应该帮助当局来考虑，哪些法律条
例、哪些措施、哪些机关都是残害人民自由权利的，一一公
开提出。事实上，人民已经这样做了，如出版界指出现行出
版法应该废除，对收复区的民间出版事业的限制法令也应该
取消。只要人民的建议的确有事实根据，符合民主的原则，
政府就应立即采纳，立即实行。取消过去一切妨害人民自由
的镣铐，就是保障人民自由的最切实的开端。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1月13日


            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保障
                 —— 论张君励先生的建议案

    宪政实施协进会第二次会议里，通过了张君励先生提出
的《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之建议》一案。早在一月三、
四、五日，张先生就曾在成都的新中国日报发表了《人民基
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一文。这次提案的内容，是和那篇文章
相同的。
    张先生所说的三项人民基本权利是：一人身自由；二结
社集会自由，三言论出版自由。第一项自由，是为了人民不
致遭受非法的秘密的拘捕、限制、审判和处决。第二项自
由，是为了“第一，可使人民以集体发抒政见；第二，各种
政治结社可以互相切磋；第三，养成民间领导政治之人，使
其发为负责的言论；第四，在朝党在野党各有互相监督之机
会。”其主要建议，是人民可以组织团体、政党可以合法存
在公开活动。第三项自由，是为了人民能够发表意见、批
评，监督和改进政治及社会等等的各种设施。其主要建议是
实行图书杂志新闻的事后检查。张先生所提出要保障的三项
人民基本权利，虽然并不包括全部民主权利，却已经涉及了
重要的三项。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必须以此三项为重要的标
帜。因此，我们和张先生一样，很重视这三项人民基本权
利。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
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除了上述三项外，包括选举权、思想
信仰自由等等在内。英美更有其议会等等。就是这样，英美
人民也还认为目前的民主制度缺点还多，还不广泛、不充
分，连罗福斯总统也主张在经济民主的基础上扩展政治民
主，使民主制度带更广泛的人民的性质。我们在中国谈民主
政治，还是把它当作要建树要实现的东西。而且，我们现在
谈实现民主政治，不是单纯的因为人家如此，我们也要来搞
一下，装装样子。也不是单纯的添为民主国家联盟的成员之
一，不能不急起直追，以便列身四强。主要的还是因为新的
民主主义已成为世界政局的主流。如果我们不能实现民主政
治，我们就不能充分的动员、积极的奋战、亲密的合作，取
得抗战的胜利。我们该知道，一个国家在战后世界民主大家
庭里的地位，是以战时努力的程度来决定的。这里说的战时
努力的程度，应该包括打仗的努力和民主的进步。所以，尽
管还有人反对民主，民主已经和战争的胜利及战后的和平分
不开了。尽管中国的民主政治要根据实际情形、循着自己的
道路发展，可是，人民必须有民主权利，民主必须以广泛的
人民为基础，却是不能改变的原则。这样，人民必须获得基
本权利，并予以保障，难道还有怀疑和犹豫的余地吗?
为了抗战胜利，为了战后和平，为了政治的进步，为了
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
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
的基本民主权利。

              ——《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


              集会结社自由的实现

    国防最高委员会在一月二十八日通过废止的三十八种法
令中，属于集会结社自由的，有十四种之多。其中应由国民
政府明令废止的有《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共
产党人自首法》、《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共三种，
规定由原公布机关废止的还有十一种。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
到国府及各原公布机关的废止这些法令的明令。想来总该马
上能做到。让我们来看看究竟为什么这些法令要废止，废止
了对人民有什么好处。
    所讲《共产党人自首法》，自然是在各党派不能取得合
法平等地位时的产物，和民主原则根本违背，当然应该废
除。至于别的十三种法令，也都是对于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
加上了一重严格的束缚。所以的确是非废除不可的。我们可
以指出这些法令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害的几点内容：
    首先，这些法令对于人民的集会结社加上了极严格的特
许制度的束缚。本来集会结社自由是人民基本权利之一，不
能稍加侵犯的。英美民主国家的人民集会结社，是无论性
质，地点及参加者的职业性别如何，事前均无须请求警察许
可，亦无须报告警察。假如参加集会结社者有违犯普通刑法
的行为，则亦按普通刑法治罪；否则，听其自便，在所不
禁。但是，在我国就与这完全两样；“各种人民团体组织之
成立，无论下级团体或上级团体，均应先经政府之许可”
(《人民团体组织纲领》第四条)。在《人民团体开会规则》
第二条也有同样的规定：“……每次开会应于会期前将开会
事由、时间、地点等呈请该主管官署及目的事业主管官
署……”。这就是把人民的基本自由交给行政机关控制，人
民要集会结社，必须去请求“恩准”，反之，就构成“犯
法”行为。可是，现在既然废除了这些法令，那么这种不合
理的“特许”制度就不应存在了。人民可以自由集会结社，
不受单行法令的束缚。
    其次，这些法令又赋予军警宪兵及行政机关以任意干涉
和解散人民集会结社的权力。所谓《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
说办法》，就是在民国二十九年为此目的而设的。规定警察
可以有权随时命令一个集会一个人的演说中止。又如《非常
时期团体组织纲领》第一条上规定：“各种人民团体，除受
中国国民党之指导、政府主管机关之监督外……并受军事机
关之指挥”；同时也有“明令解散”之权。这样，凡主管官
署认为不适合的就可任意加以刁难或解散。以如此广泛的权
力交给官署，便是给以侵害人民自由的全部权力。所以英美
警察在平时就根本没有解散人民集会结社之权的，只有认为
某种集会可能发生骚乱时，英国警察才可以禀准内政部，当
场宣读骚动法，使会众自动解散；假如警察机关判断错误，
还须负一定责任。美国的法律亦大致如此。显然地，两相比
较，英美是合理得多了，我国的作法是要不得的。这次政府
当局既已通知过废止，当然就是把所谓“主管官署”的这种
权力取消了，不再给军警机关以侵害人民自由的“令法”权
利。
    最后，由行政官署委派民众团体中重要主持人员的制
度，也是在这些法令中规定的。人民集会结社，原本是自己
的事情，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组织的形式和选举
与任用一切负责人员，而不应该遭受外力之牵制与干涉。可
是，我国过去就不是这样的，政府硬要指定职位，派遣人
员，比如在《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第十条确定：
“各种职业团体应设书记一人，以曾经特种训练合格之人员
充任，……得由政府指派”，其职权是：“负推进各该团体
各种活动之责任”。这一来，纵然除指派职员外，民众团体
另外还选出了大家信任的人物，也还是没有用处，因为已给
政府指派的“书记”一揽大权，全都包办了，这还说得上什
么人民团体呢?这种制度当然也不是应该可保留的了。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法令未废止前，中国
人民的集会结社自由既受到特许制度的束缚，又随时会受军
警和“主管官署”的干涉，经常会务也常为官派人员所把
持；另一方面在废止了这些法令以后，一切束缚人民自由的
行为已失去法律的根据，那么，人民就应该努力把已失去多
年的自由拿到手，而且立即把它运用起来。
    我们希望，政府方面赶快把这些已决定要废除的彻底废
除，并且继续审查是否还有别的同类的法令也应废止，在这
次决定要修改的法令中，有三种是关于集会结社的。当局到
底准备如何修改，也希望快快公布，因为这三种法令原文也
有种种极不合理的定规。如《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中
规定“人民团体之组织，应由发起人向主管官署申请许可”
(见该法第十条)。这和已决定废止的《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
织纲领》中的规定也是一样的，也应该废除才好。又如工农
组织团体，在《工会法》、《农会法》尚未废除的今天，也
照样有法可凭而加以限制的。因此我们希望彻底废除这些法
令的束缚；我们人民也尽量帮助政府，搜集这方面的法令，
提供出来，请求政府以明令废止。
    在人民方面，在恢复了自由的时候，为了运用这些自
由，就应该充分运用起来，因此，就可以成立各种必要的团
体会社，并且依法改造和充实原有的人民团体。过去的人民
团体，内部的组织与人事，可能有很多地方是不合民主原则
的，不适合各该团体会员的要求，就可以根据各该团体会员
的意志来加以改造过，使它成为名符其实的人民团体。
集会结社自由的根本权利，又重新回到人民手里来了，
我们应该好好的运用它，发展它，让他在整个民主建设事业
中，表现出更辉煌的成果来。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2月18日


 人民自由又遭损害，内政部颁限制游行法
            —— 在“呈报”、“审查”的一串
                 规定下人民游行已无自由可言

本市消息  内政部公开颁行一种限制人民游行自由的法
令，借口是“恐稍有不慎，足以影响社会秩序与公共安
宁”。据中央社讯，其要点如下：负责筹备游行的人员，需
于事前将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游行宗旨、集会地点、
进行日期及时间经过路线等呈报当地“治安主管机关”。散
发的印刷品和张贴的标语须事先送当地“治安主管机关”审
查。上项法令，已由内政部发致全国各省市地方机关，本市
市政府业已接到，且已分令警察局及各区公所“遵照办
理”。有了这个“法”的根据，今后各地当局更可以随意于
事先防止临时禁止一切人民团体之游行。人民游行已无自由
可言了。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3日


                快释放政治犯

    政府早经明令公布释放全国政治犯，但直到今日仍有成
千上万的人被囚冤狱，未获释放；并且仍有成千上万的无辜
被囚的人，在遭受着非法的毒刑拷打，甚至暗地惨遭杀害。
今日何日，人民仍受此荼毒?啊，死者不得瞑目，生者能不刺
心痛愤!
    杜重远先生不明不白的死了，今又闻得羊枣先生含冤殁
世，中国呵，你的优秀的儿女究竟犯了何罪?抗战胜利、和平
建国开始，国家正在用人之时，他们却竟屈死冤狱，怎能不
叫人感到万分痛心!成千成万的学者、专家、教授、进步的青
年，无故被捕入狱，受着非人的待遇。他们正是中华民族的
精华，才高有能的优秀儿女，他们为国家为人民奔走呼号、
不遗余力，不但不得国家的敬重，反而治罪下狱，有些害民
祸国的败类，不但不遭诛戮，反而冠戴优加，横行不法。这
样下去，民心怎能得乎?
我大声呼吁：立即实行蒋主席四项诺言，立即释放全国
政治犯!严惩虐待犯人、毒杀犯人的凶手!未获释放的政治犯
应切实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拷打犯人
的非法行为。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


               法 治 与 人 权
          
         一  立法必须依据人民的公意创制
衡阳《大刚报》：“……一般对法治往往有所误解，以
为法治之极，只在要求人民守法。其实法治和非法治(人治)
之分，初不在法律之有无，亦不在人民之是否守法。真正的
法治和非法治的分别，是在于这所谓法，是否最后渊源于民
主的公意?这所谓守法，是否执法机关的本身行为也须依照一
定的法律?而法治之极，则不在人民是否守法，而在执法机关
的政府本身的一举一行，是否悉合法度?”“法治的真义，不
在人民是否有法为‘守’，而在政府官员之是否依法为
‘治’。然则怎样才算真正的法治?从政治学的一般的观点看
来，至少有下列几点：(一)法治状态下的所谓法，最后必依
据于人民的公意而创制，故法治必须以民主为其内涵，倘法
律最后决定于个人或少数人的意思，则一切依法，便成为毫
无意义……。(三)最后而最重要的一点，即在法治之下，一
切合法进行的公私行为，非依法律，绝对不能变更之。因为
法治的起码要求，在于建立合法的社会秩序，合法的社会秩
序之所以能建立，在于一切合法的行为，受到法律的保
障”。

           二  真法治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

    云南《正义报》：“所谓法治，即建立一个健全的法
度，这个法度是全国人民所共同议决的，也就是全国上下，
都要在这个法度的规范之内行动，任何人不得违反，任何人
不得加以变更”。“我们认为今天问题的关键，倒不是要不
要法治的问题，而是要哪一种法治的问题。因为法治有真法
治和假法治之分，这是我们不能不加以分别清楚的。什么是
假法治呢?我们且看封建时代，同样有一套法律，可是这个法
律是为了便利控制人民而设的，皇帝及其特权阶级是站在这
个法律之上的，他们可以执行法律，也可以抛弃法律；他们
可以创造法律，也可以毁灭法律。换言之，法律的执行是他
们束缚人民的工具，而他们本身则可以不受法律的支配”。
“什么是真法治呢?概言之就是建筑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
而作为民主政治之表现形态的法治，它必须具有这几个特
征：第一、国家必须有一个真正上下共守的根本法——宪
法；而从这个根本法所派生出来的一切法律，也为全国上下
所一体共守……，第二、宪法的作用，主要在保障人民的权
利，而限制政府的权力，防止其滥用权力。故国父中山先生
说：‘宪法者，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在这种原则之
下，诚如中山先生所说，政府只是人民的公仆，它没有无限
制运用法律的权力，它必须受宪法的支配。同时，在宪法的
规范之内，它必须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得侵犯。第三、选择
保障人民权利的宪法及其所派生的一切法律，其制定权、修
改权及废止权，应当掌握在人民手中，或委诸代表人民的民
意机关。同时，政府当局不仅要受人民的监督，而且人民应
有选举及罢免之权。一名话，要认真实行中山先生的‘民权
主义’，要行使直接民权，使人民获有选举、复决、罢免、
创制之权。”

                 三  应有一可守的法

    柳州《阵中日报》：“厉行法治，先要养成守法的观念
及具备完善的法典，人民方能了解法律的重要，然后有所重
知所守。惟有法可守而人民能守之，方够得上真正的法治，
其所遵守者方为真正有价值的法律”。“中国历史辗转于封
建专制的束缚之下，政治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部完美的法
典。……封建时代，‘天下一家’，帝王为一切人的主上，
即区区一个县官，也号称‘民之父母’；‘圣旨’便是法
律，‘宪谕’尽成典章。民国以来，诸法纷立，可是国家的
根本大法——宪法至今没有正式产生。……欲期法治真正建
立，则于逐渐养成法治精神以外，一部为人民共同要求的良
好宪法决不能不早日具备”。“抑法治和治法互为因果，不
是说法律产生于先，法治即必然兴起于后，须知徒法不足以
行，法律究竟是死的条文，非另有一种制度，即法治和实行
法治所寄托的根本——宪政实行以后，法律固难以发生充分
的实效。”“官吏的敢于违法，人民莫从检举，就政治的角
度视之，又为法治制度的根本——宪政没有实施之故。所以
重申法治精神，诚为实施宪法的张本。但最后完成法治，
仍有赖于宪政的实现。二者互为结果。也互为前提。”

               四  立法精神要大公无私

    成都《华西日报》：“要想国民虔谨奉法，必须对于立
法与执法的各个方面，均须详为考虑，乃能收效。先就立法
而论，应当以‘立德’作基础。所谓‘立德’也者，一种法
令精神，应当以最多数的最大幸福为出发，而不能含有任何
偏私之用意，同时还应当切实体检国民之实际生活环境，勿
使法令有任何扦格难通之处。”“其次谈到执法，政府当首
重‘立信’……，假使朝令夕改，假使不能公平贯彻，某甲
可以逍遥法外，而某乙却又尽法惩治；或者今日之诺言，明
日即成废话，而不能使人民发生坚强之信赖，则人民之玩法
恶习，必难根除”。
        
五	 先决的问题是保障人权

成都《新中国日报》：“要变宪政、谈民主，必先要保
障人权；要人权得到保障，则必须有一定的法纪，所谓法治
轨道是也……。”“要建立法轨、保障人权，行得彻底、行
得普遍，不只是一道命令、几番条告便可以成功，便可以使
玩法违法者有所畏惧”。“要法轨和人权被尊重，必须人民
自己起来监督官吏，必须实现民主的监察制度。人民一日没
有权来监察政府、特别是下级机关的行动，则人民身体自由
的保障，虽重申、三申、四申其法令也是空话”。“要建立
法轨、保障人权，必须先使人民有言论的自由。违法犯纪的
事无论大官小官，人民都不能秉笔直书，把他宣布于报纸，
则贪顽之徒，不啻得着了保障，而社会舆论便不能表示公是
公非……。因之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是不可分开的，我们希
望言法轨与人权者同时加以注意”。
                ——《新华日报》1944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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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打开我国的地图，睁开眼睛一看，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
地区，哪里没有灾荒?单就报纸上发表的材料来看，可以看出
灾荒是异常严重的。如湖南、河南、安徽、广东、广西、江
苏、湖北、江西、四川，以及陕、甘、青、滇等省，真是遍
地是灾，尤其是湖南等地，实在是惨不忍闻。  
固然，大部分灾区是经过敌伪占领的地区，但有许多地
区都是从来没有沦陷过的。现在的严重现象，是耕地荒芫，
副业凋落，耕牛尽失，农具俱毁，疾病蔓延，难民流离失
所。总之一句话，农村的生产几乎已完全破产，农民的生活
已陷于绝境。举例来说，湖南本是产米之区，现在却以草根
树皮为食；衡阳附近，每家饿死三分之二。豫西廿三县，遭
敌伪破坏，至今损失粮食八百多万担，房屋三百多万间，牲
畜三十多万头，农具七千多万件。养蚕本为副业，但是饲养
用具损失了一半以上。安徽全省六十余县中，受灾县份竟达
五十多，损失耕牛近百万头，农具三百多万件。江西、广
西、广东等省，情形相似。至于各省因疾病而死亡的，难民
流浪在外的，更是没有统计，也无法统计。即以广西一省而
言，难民就有三百十四万四千人，伤病的，就有一百六十八
万余人。江西伤病的三百五十万，流离失所的达一百六十多
万。至于川、陕、甘、青、滇等省的旱、水、风、蝗、雹等
灾，更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之下的人民所熟知的了。“以农立
国”的中国，立在这样的农村大破产当中，还说中国没有经
济危机，简直是骗人，那只是国民党一党领导毫无办法解决
的自欺欺人的手法!
    怎么会有这样严重的灾荒呢?敌伪破坏固是一个重大原
因；然而，为什么抗战期中，没有能够阻遏敌寇的前进；这
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应该负责的吗?敌寇投降以后，至
今已有七个多月，灾荒却还在扩大和严重化起来，这又是谁
负责呢?比如：湖南老百姓在吃树皮草根，却还有十一万日本
俘虏“却吃着从老百姓那里‘征’来的米”，这种情形又何
止湖南?现在待遣的日俘，不是都在吃着老百姓的米，而且还
在受“优待”吗?而且像山西阎锡山那里，不是还有收编了的
日军在吃老百姓辛苦耕耘而自己吃不到的米麦吗?此外，不是
还有待遣返的日侨三百万人，也在吃米，迟迟不遣送日俘日
侨回国，好好供奉着他们的，不也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
其次，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并没有立即真正
进行整军复员，还继续保存许多正规部队和各种名目的队
伍，不久以前，且有在重庆取缔“衣冠不整，拉去当兵”的
事情发生。这些也都是只有消费民粮，丝毫也不从事生产
的。由于上述原因，更由于日寇投降以后，内战再起，至今
反动派的内战阴谋仍炽；内战的进行，以东北为尤烈，所以
征军粮始终未减未停。以已经破产之农村，负无法负担的军
粮；加之原有苛杂，原封未动，而物价高涨，竟达无法捉摸
的速度，怎能不造成遍地灾荒呢?叫人民怎能不奔走呼号，到
处求救呢?湖南人士提出“迅予有效赈济，并豁免摊派，缓征
军粮二百八十万袋”，提出“应停止摊派军粮，并速调撤别
动队及遣派俘虏”。湖北人士呼吁：“军粮俘粮负担太重，
县乡两级人员随意建立名目，苛扰人民，望当局赶快解
救”，安徽代表跪请减免军粮等，都是身受其苦而发出的衷
心呼吁。这也证明灾荒之原因，实在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
府人为的原因，而不是其他。
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一面否认经济危机之存在；一
面对救灾则完全依靠外国，本身却什么也不做，这种不负责
任的态度，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人民没有事实证明政府是真
能为人民的，救灾如救火，决不是拖延敷衍所能混过。现
在，应该赶快从治标治本两方面入手。赶快进行赈济，免征
军粮俘粮，抑制物价等，以稍纾民困；同时，却须用大力迅
速遣送日俘日侨，整编军队，并用一切办法使灾区灾民能够
开始从事生产，安定生活。老实说，国民党内反动派的内战
及维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
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
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
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
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
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
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
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
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
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
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
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
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那样的共产党
         不会模仿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1944年毛泽东与福尔曼的谈话   

    在延安，毛恰巧并不是一个难以接近的预言家，不是一
切智慧与指导的源泉，他的话也不是毫无问题的法律。当
然，毛泽东的观点与建议在形成政策上，有着极大的影响，
但它只拿来当为讨论的一个基础，而由该党各领袖组成的一
个委员会来作最后通过，这些领袖们自然不是些橡皮的图
章，因此毛所宣传的演说，是首先小心地思考出来，再由他
的党中同志整理过，最后的形式，因此是党委员会的混合表
现，而并非纯粹是毛自己的观点。
    ……
    他对我说，“第一，我们不是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
的共产主义。我们更其愿认为我们现在所在做的，有些象林
肯在你们内战中所为之作战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今天
的中国，我们有好几亿的奴隶，为封建社会桎梏着的奴隶。
80%以上的我们的人口是依赖小块土地生活的农民，大部分的
土地是属于穷奢极侈的大地主的。由于近80%的佃农，须以
他们生产品50%-80%偿付地租，它等于实际奴隶所偿付的。
    ……
    “不过为设法解放这几亿人民与用土地改革来改进农民
生计，我们不想象苏联那样趋于极端——没收地主的土地，
重行分配于人民。我们承认，我们确然在过去那样做过；但
在1937年9月22日，和国民党与政府缔结协定后，我们放
弃了这种政策，代以修改的政策——一个劝告地主减租达到
合理的数字，而同时向他们保证这些减低了的地租一定由佃
户正常地交给他们。在这一点上，就经济的意义上讲，我们
是和苏联不同的。
    “政治方面，在我们既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阶级专政一
点上，我们也和他们是不同的。我们也不主张一个足以沮丧
个人创造性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我们是鼓励竞争与私人
企业的。并且在一互利的协议之下，我们要准许并且欢迎在
我们控制区域中的工商业的外国投资。我们自己能够做的，
我们自然要做。但有着好多我们不能做的事，我们将欢迎外
国人及外国资本流进来，去做那些事。我们是落后的国家，
因此对于外国投资十分需要。
    “讲到政府——象你晓得的一样——我们信仰与实行民
主政治，采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象
今天国民党所实行的那种情形。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和俄国
的苏维埃制度大不相同，那就是在那里面，我们的民主政府
形式，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小市民、以及工农。在今
天的苏联，却是没有地主、没有商人、没有小市民的。”
    “可是你们既不实行共产主义，”我要求说明，“那末
为什么叫你们自己为共产党呢?”他的答复是，这一名字是从
往日沿袭而来。“你在这儿已经看到很充分的事实来证实我
所说的话，”他说，“充分的事实使你明白我们不再是苏联
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
    “那末为什么，”我坚持着说，“你们不改名呢——改
为属于民主政治范围的‘新民主党’，或其他这样一类名
称——任何共产主义以外的名称呢?”
他摇摇头。“我们或别的人所称呼我们的政党的名称，
对于我们，或对于我们的天良上，并不关重要。如果我们是
突然改了别的名称，在今天的中国——以及外国也是一样—
—就会有那些人利用它来作资本，要指斥我们想隐蔽某些事
实。不，我们不能，我们也不该改换名称。我们也无此必
要。所重要的，是内容与实施，不是名称!”

 —— 哈里森·福尔曼著《西行漫记》第二十一章摘要


       “共产党员只有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义务
            而无排斥一切垄断一切的权利”
                      ·毛泽东·

    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
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
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中国社会是
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
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
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
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
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
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
级，而特别顾着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
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
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在土地关系
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
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
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
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
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
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我们希望
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不但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并
且在全国也实行起来。
    我们实行这种政策是有成绩的，是得到全国人民赞成
的。但是也有缺点。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
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
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
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这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
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陕
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
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就是针对着这
一部分还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同志而说的。共产党员必须倾听
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
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
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
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
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
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
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
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
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
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
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
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
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同
志们，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
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
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
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我想，我们
共产党的参议员，在我们这样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参议会中
受到很好的锻炼，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不
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
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
问题。也许到今天还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说，如果要和
别人合作，我们就不干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人是极少
的。我向各位保证，我党绝大多数的党员是一定能够执行我
党中央的路线的。同时也要请各位党外同志了解我们的主
张，了解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
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
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
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
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
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各位参议员先生不辞辛勤，来此开会。我很高兴地庆祝
这个盛会，庆祝这个盛会的成功。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2日
                   原题《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在共产党里，只想消灭别的党，简直和在别的党里，只
想消灭共产党，一样的错误。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毒。我才是
正宗，我以外都要不得。

  ——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与黄炎培等的
     谈话，载黄炎培《延安归来》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毛泽东·
             (一九四○年二月二十日)

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这里开宪政促进会的成
立大会，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个会为
了什么呢?是为了发扬民意，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
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做了，问题只在于坚持。
但是，还有一件事，叫做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做。这两
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
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
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一面少了两
件，另一面却多了两件。多了两件什么东西呢?一件是帝国主
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由于多了这两件东西，
所以中国就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在我们
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因此，我们要
破坏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主义。要坚决地彻底地破坏这些
东西，而决不有丝毫留情。有人说，只要建设，不要破坏。
那末，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
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设。
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
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
设新的健全的东西。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
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
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
一定会胜利。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刚才吴老同志的话，我
是赞成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
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
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
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
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从前有人说过一句话，说是“有饭
大家吃”。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
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讲得最好的是孙中山先生
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那个宣
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
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
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同志们，我们研究宪
政，各种书都要看，但是尤其要看的，是这篇宣言，这篇宣
言中的上述几句话，应该熟读而牢记之。“为一般平民所共
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所说的新民主义宪政的具
体内容，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
专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
一战线的宪政。
    ……
    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
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
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
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
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
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
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
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
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现在有些历来反对宪政的人，也在口谈宪政了。他们为
什么谈宪政呢?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应付一
下。而且他们还提高嗓子在叫：“我们是一贯主张宪政的
呀!”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多年以前，我们就听到过宪政的
名词，但是至今不见宪政的影子。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
是一套，这个叫做宪政的两面派。这种两面派，就是所谓
“一贯主张”的真面目。现在的顽固分子，就是这种两面
派。他们的宪政，是骗人的东西。你们可以看得见，在不久
的将来，也许会来一个宪法，再来一个大总统。但是民主自
由呢?那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给你。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
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大总统，那就
更多，第一个是孙中山，他是好的，但是袁世凯取消了。第
二个是袁世凯，第三个是黎元洪，第四个是冯国璋，第五个
是徐世昌，可谓多矣，但是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
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
    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
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
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
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同志们，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
斗争才能取得的。因此，你们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
电报一拍，文章一定，宪政就有了。你们也决不可相信，国
民参政会做了决议案，国民政府发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
集了国民大会，颁布了宪法，甚至选举了大总统，就是百事
大吉，天下太平了。这是没有的事，不要把你们的脑筋闹昏
了。这种情形，还要对老百姓讲清楚，不要把他们弄糊涂
了。事情决不是这么容易的。
    这样讲来，岂不是“呜呼哀哉”了吗?事情是这样的困
难，宪政是没有希望的了。那也不然。宪政仍然是有希望
的，而且大有希望，中国一定要变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为
什么?宪政的困难，就是因为顽固分子作怪；但是顽固分子是
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的，所以我们还是大有希望。天下的顽
固分子，他们虽然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也顽固，但是
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到了后来，他们就要变了。比方汪精
卫，他顽固了许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盘上逞顽固，只
好跑到日本怀里去了。比方张国焘，他也顽固了许多时候，
我们就开了几次斗争会。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顽固分子，
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
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斗，七斗八斗，他认错
了，就变好了。总之顽固派是要起变化的。顽固派，他们总
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已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
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
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曾说张伯伦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已经应验了。张伯伦过去一
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苏联人民的脚，但
是，从去年九月德国和英法的战争爆发的一天起，张伯伦手
上的石头却打到张伯伦自己的脚上了。一直到现在，这块石
头，还是继续在打张伯伦哩。中国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凯想
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
了。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等，他们都想镇压人
民，但是结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结
果都不妙。
    ……
    总之，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
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现在的宪政，也是这样。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
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
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
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
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
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
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
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
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我们今天开这
个会，很好，会后还要写文章，发通电，并且要在五台山、
太行山、华北、华中、全国各地，到处去开这样的会。这样
地做下去，做他几年，也就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
好，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
政。如果不是这样做，照顽固派的做法，那就会亡国。为了
避免亡国，就一定要这样做。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大努力。
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还要懂得，顽固派到
底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不是顽固派，他们是可以进步的。以
多数对少数，再加上努力，这种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说，
事情虽然困难，却是大有希望。

              —— 原载《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第689-698页  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党专政反民主，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政
                    ·刘少奇·

    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最高形式。它只有在平等原则上，采用完全的民主制度，
才能组织成功。这也是领导中国抗战与革命到最后胜利的最
好的最有力的形式。没有这种政权的建立，没有抗日统一战
线的大大巩固和扩大，不实行民主政治，抗日战争是不能胜
利的。
    抗战三年了，本来早就应该在全国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
权以领导抗战，那样，抗战决不只获得如今天这样的结果和
成绩，可能获得比今天大千百倍的胜利与成绩，也不致引起
今天抗战中的这许多困难与人民的痛苦。然而，没有这样
做，这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只顾其“一党专政”的私利，不顾
国家民族危亡造成的。这是国民党最大的错误，这是最违背
民意与违反法律的。
    我们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对于以上这一点了解得
很清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的任务是争取中国的独立自
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我们不会不尽忠于自己的职责。因
此，凡是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区域，只有可能的话，就不能
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能不实行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不
能不建立抗日各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如果不建立这种抗日
民主政权，也就不能长期坚持敌后抗战，最有力地打击敌
人，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
    这个政权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民主权利，如人民的言
论、集会、结社、出版、居住、营业、思想的自由。任何人
只要没有勾结敌寇和汉奸的行为，没有破坏与反对抗日军队
的行动，没有违犯政府法令的行为，不论他是属于何党何
派，属于哪一阶级、阶层，政府一律保护。一切党派只要抗
日、不反对民主，一律有合法的地位。
    这种政权，今天还只在部分的敌后地区建立。在全国，
由于国民党不愿意结束“一党专政”，不愿意“还政于
民”，这种政权仍然还是不能建立，仍然还只是宣传的口
号。因此，这种部分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只是地方政府。
它应该属于中央政府，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并依照敌后情形
执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同时它也可以在地方自治的原则下，
颁布该地区的单行法令。
敌后的抗日民主政府还没有为中央政府正式承认，因此
有人说：这种政府是不合法的。很明白，这说法是不对的。
我们问：什么叫合法和不合法?
    在目前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抗日利益高
于一切，这就是全国人民最高的法律原则。政府的一切法律
命令，都应该是为着保护民族的利益，保障抗日的胜利。三
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就是目前法律的基础。那末，在敌
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实行
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民族利益、抗日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
这就是最合法的。而不实行的，是不合法的。违背三民主
义、抗战建国纲领及抗日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的，是违法
的。大多数人民承认的，选举的，就是合法的。相反，大多
数人民不承认的，反对的，自己把持霸占的就是非法的。抗
日民主政权由人民选举，是合法的。其他政府不是人民选举
的，就是非法的。如果中央政府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
领，就应该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府，并以它作为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不予承认，只能证明中央政府人员的违法，违反了
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这个法律基础。中央政府不“还政
于民”，不改组为抗日民主政府，也是不合法的。在世界各
国的历史上，中央政府违法的事情是很多的。在各国的最高
法院中，就有审判这类案件的，在中国还没有过这种审判。
但这不是中国就没有这种事情，是有许多这种事情，只是没
有人敢于过问罢了。所以，在敌后建立的这种抗日民主政
府，在实质上是最合法的。由于国民党中一部分人不愿意实
行民主，所以中央政府的民主化，暂时恐还难于实现。但
是，在中国一部分地区，则已实行民主化。这种民主化的地
区，应该是新的民主共和国——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地方基
础。在中国，民主共和国的具体的建设道路，可能是由地方
到中央到全国，可能要经过长期的奋斗过程。因此，在敌后
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有着推动全国民主化的重大的模范作
用，它实行的结果之好或坏，将给全国以好的或坏的重大的
影响。这种政权，今天虽还只在敌后一部分地区建立，但它
有着全国的普遍意义。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
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
“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
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
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这种
政权，不是一党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
处，如果能够建立政权的话，就要建立统一战线的革命各阶
级联合的政权。即或因为人民的组织程度不够，而不得不委
任临时的地方政府人员的话，那末，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
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
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
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共产
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这也是包办不了的。所以共产党很愿
意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和公正的人士来参加抗日民主政
权，共同管理政府。只有大多数的人民都积极起来参政，积
极担负政府的工作，并积极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大多数人民
的利益而努力的时候，抗日民主政权才能巩固与发展，帝国
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才能推翻，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
民主自由才能实现。这是共产党的目的，也是全国极大多数
人民共同的目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
他的利益与目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国共产党彻底实践坚持民主
             政治、反对一党专政的诺言

    我们在民主方面做了些什么实际工作呢?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证人民有民主权利，有集会、结
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这在上段已经讲过了。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障了人权与财权。人权受到了政
府的保障，非依法律由合法机关依照合法手续不能任意逮
捕，并且必须依照法律，以合法程序予以审判和处置。财权
受到保障，人民的私有财产，完全受到法律的保护。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障人民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凡是
及龄公民，不分阶级、性别、信仰和财产，都有这项权利。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不论在政府与参议会之中，都实
行了“三三制”。什么叫“三三制”呢?就是：人民选举出来
的各级参议会代表也好，各级参议会选举出来的各级政府委
员也好，中国共产党自己规定，共产党名额都不超过总数的
三分之一。如果选举出来的代表或委员，共产党员超过了三
分之一，就有一部分自请辞职，让给次多数的非共产党人
士。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对一党包办，反对一党
专政，而和各党派、无党派的各阶级人士，更好地团结合
作。中国共产党是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的。从共产
党本身起，就不做一党包办或专政的事。
以上种种措施，保证人民有民主权利，保证政府是民主
的政府。这是最好的民主制度。          
           —— 摘自《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见《董必武选集》第110—112页
          

 三三制的实质：政权共享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在他成立的日子起，一直
就主张联合民主政权。民国十六年国共分裂是人家不要他，
而不是他不肯和人家合作。内战时他没主张过无产阶级专
政，而是主张革命的统一战线政权。廿五年的八一宣言、廿
五年十二月的决议都是说明：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份子，不
论他代表那一阶级，那一政治派别，那一社会团体，那一武
装队伍，都可以加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抗日开始以后，这类文件更多了。廿九年毛泽东同志在
一篇文章上说：
    “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
党派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
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既统一战线的政权。共产党人在敌
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采取我党中央会
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
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占三分之二。”
    “不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
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有存
在与活动之权。”
    三十年五月一日西北中央局制定在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
领上说明：
    “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
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
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
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
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
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拿共产党在政权上的主张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比较，完
全一致，共产党也和孙中山先生一样这样说就这样做：陕甘
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已实行了三三制。因为他深切
知道没有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政权，不能发扬全民的民主力
量，就不能有全民的民族解放的胜利。如果某党派占优势政
权就归某党独霸，那是违反历史规律，背叛民众要求，必然
要使革命走向失败。
    除有长久革命历史的国共两党外，几十年来屡仆屡起
的，包括中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以至其他阶层的民主运
动，远之如“好人政府派”近之如“救国会”“民主政团”
以及某些较小的党派。他们的纲领，都是要求“选贤与
能”，要求政权大家有份。他们不赞成“一党专政”，更反
对把他们当“阿斗”。
    三三制是共产党约束自己的一个制度，人民不选或少选
共产党员，共产党无权去要求他选或多选。但当选的共产党
员若超过三分之一时，共产党就得辞去一些。为甚么要这样?
因要革命须要有坚强的领导的党，而处于优势的领导的党，
很容易走到把持包办。把持包办，不但广大人民不满意于当
政的党，党的本身，也很不利。党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其党
必归于失败。
          *            *            *
    旧社会遗传下的劣性：
    一，“自以为是”。不管人是否“以为是”而强人是我
之是。他不知道世上的道理，是多方面的人才也是无穷的。
“自以为是”即令有几分是而未必能成为天下之公是，而常
流为所谓“成见”。二，“惟我独专”。这是权利欲或领袖
欲的表现。生怕人来争权利或者分权，于是排斥、忌刻，甚
至屠杀随之发生。三，“以小失大”，个别利益，包在全
体；各阶级党派的利益，包在全民族社会。然而人们往往见
不及此，既然“外御其侮”仍要“内阋于墙”。四，“互不
信任”。由于上述三者，造成各党派阶级间深刻的裂痕，你
怀疑我，我怀疑你，人家是人，无端疑之为鬼；疑人为鬼自
己也变为鬼，鬼道横行，“特务成为国是”。他不知道，揭
开一看，原来不过如此，小的异完全可以统一于大的同。
    这些劣性，是不易克服的，但必须克服。然后三三制才
能实行、才能有实际。
         *             *              *
    政权是人民的，党是人民中前进部分，替全体人民争取
政权的。孙中山先生革命四十年，为的“求中国之自由平
等”，为四万万人找出路，不是为若干国民党员升官发财。
共产党也是一样，一切为着使“只要不投降不反共的均可参
加政府工作”。
           *             *              *
    什么叫领导?“领导是带路的意思”(毛泽东语)，党的主
张合乎各个阶级的利益，他知道跟着我党来有好处；其次，
党员很积极，有信义，站在一切政治斗争的前头，他知道跟
着我们党员走不会吃亏。少数人带路走前，多数人在后面跟
着，从没有带路人要比跟着走的人多的道理。靠人多强迫人
家跟着走，那是押送，不是带路。
           *             *              * 
有些无党无派的人士特别是从来就屏在政治之外的农
民，对于参政不很积极。因而有些人说：不是不要他来，而
是他不肯来；不是我要把持而是他们不提意见，或提的离题
太远，然而这，不是不能施行三三制的原因，而是从来没过
三三制即民主政治的结果。历史经验告诉人民的：要人民对
参加政权有兴趣，只有当权的党一次又一次地把政权公开的
事实摆在人民的面前，要人民知道，运用政权，也只有一次
又一次地要他在政权与民意机关中练习。如果说“训政”尚
有某种意义的话，那末三三制就是训政的最好办法。

        —— 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
             见《解放日报》1942年3月26日—27日


    全民民主优于阶级民主：以三三制为例

    三三制的民主，比阶级民主的内容更丰富，要有包涵同
中之异的度量，和发现异中之同的见解，要有驾御一切的远
见，才能取得一切的赞成。然而一切都归宗于一点：民主习
惯，遵守决议，不以私害公。
    目前民主作风的养成，共产党员应为首导，一，是共产
党员有实力的区域，易使人畏；所以他首先须约束自己。别
人对的，虚心采取；自己不对的，马上改革。追求真理，没
有成见。其次，共产党人要知道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不是
和共产党人一样，否则会使他们感到不满与不安。第三，要
有诚恳说服的态度，要知道有枪的人一句话不谨慎，可以使
人家一晚睡不着觉，而勉强使人家服自己，常常使人气破肚
子。如果说阶级民主今天这样明天仍是这样，甚至后退；那
末，三三制民主，必然是使政治一天赛过一天。因为三三制
内包有阶级党派的矛盾，矛盾是推进机；不进必然是矛盾爆
裂或者窒息，而三三制也就不复存在。
前进的纲领与建议，前进的工作效率和彻底执行——言
行一致，上下一致，是三三制的营养剂。比如共产党西北局
的五一政纲，二届参议会中某些决议和某些提议，不管提出
的是谁，而因为恰合于大多数人的要求，得到大多数人的拥
护而见诸实施。于是三三制就更有力了。因此参加三三制各
阶级各党派必须力求进步，否则不会在政权和民意机关中出
色，尤其有实力的党派，更应提高自己，以党的卓越的政策
和党员的模范，行动加上“开诚布公”，才能保持住与提高
其领导地位。

            —— 摘自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 
                 见《解放日报》1942年3月26-27日


          三三制：一党专政的天敌

    老百姓在解放区做了主人，就是说，解放区实行了民
主。解放区实行了那些民主呢?解放区实行的民主有好几方
面，比如今天要说的“三三制”，就是政治上实行民主的一
种办法，一种制度，用这种办法、这种制度，好让各阶级、
各党派大家都有机会来参加政府、管理国事。
    要知道什么叫三三制政策，我们看一看解放区的老大
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情形，就可以明白个大概了。陕甘
宁边区政府完全是由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民主选举出来的。
主席是林伯渠，大家称他林主席，林主席本来是老同盟会
员，革命几十年，现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副主席呢?副
主席是李鼎铭，大家称他李副主度，李副主度曾经服务教育
界好多年，精通国医，是陕北的公正绅士，不是共产党员。
边区政府的厅长，比如教育厅长柳，是救国会派人士；比
如教育厅副厅长霍连果，还有建设厅副厅长霍子乐，都是地
方名流，也都不是共产党员。政府委员会，十八个人中间，
只有六个人是共产党员。
    在陕甘宁边区，除去边区政府有非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
务以外，县长、科长，以及乡长、乡文书以上的各级行政人
员，也有很多是非共产党员，统计起来，共有三千五百八十
人；参加经济文化工作的，也有二千二百一十人不是共产党
员。
    共产党员与其他党派、无党无派的人在一起办事，互相
商量问题，实行民主合作，共同建设边区，大家一样，在政
府中间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只要
你所提出的意见在讨论的时候，得到多数人的同意，那就能
够实行。比如，在一九四二年冬季开始，陕甘宁实行“精简
政策”，最初提出这个政策的，还是非共产党员李副主席。
    边区政府是由边区参议会，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出
来的。边区参议员，当中也有许多非共产党员，有国民党
员，有地主绅商的代表，有回族、蒙族少数民族的代表等
等，他们又是从边区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党派，以及
各种不同信仰的人民当中，经过由下而上的普选运动，选举
出来的。
    在参议会上，参议员们和衷共济，不仅批评政府的工
作，并且通过了许多议案，交给政府去做，还选举出参议会
常驻委员，在参议会闭会的时候来监督政府。常驻委员有九
个人，其中只有三个人是共产党员。
    各位听众!十八个政府委员当中，只有六个是共产党员，
参议会九个常驻委员当中，只有三个是共产党员，可见得，
共产党员在里面所占比例，都只占三分之一。
    为什么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呢?这就是因为实行了中国
共产党的“三三制政策”，这个政策规定参加政府工作的共
产党员，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好让更多的其他党派及无党
无派的人士参加到政府里面来。
    过去，解放区里的老百姓熟悉共产党，常常选出许多共
产党员来为他们管事，自从共产党规或无党无派的人占得更
多一些；如果共产党员当选的不够三分之一，怎么办呢?那当
然是选了多少，就算多少。
    解放区为什么采取三三制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共产党主
张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广大人民及爱国党派、民主人
士都来管理政权。中国人口很多，共产党员占一小部分，为
了要使党外的广大人民都有他们的代表来共同管理国事，所
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政权机关里，自己约束人数，不超
过三分之一。
中国共产党反对一党专政，反对象国民党那样，由一个
党的少数人来包办政府，主张各党派、各阶级都有代表参加
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现在都在努力争取实
现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现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还
没有实现，只有解放区实行了三三制政府，这就是地方性的
联合政府。

                   ——《解放日报》1945年12月7日


          政权开放才有利于党的领导

    让我们设想，有这样三个不同的县参议会和县政府：其
一、县政府和县参议会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其二、议会
议员、政府委员会中，党外人士都在半数以下；其三、真正
实行了三三制。这三种县政府在政策掌握上、工作方法方式
上、工作作风上，会有什么差异呢?在共产党员思想意识的锻
炼上、工作能力的培植又有什么不同呢?
    先让我们看第一种。
    议会、县府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党员的第一个任务
是服从组织决定，因此当一个任务到来时，他们考虑的第二
个问题就往往是(而且不能不是)“如何完成这一个任务?”关
于这一任务本身的政治意义在那里?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一个
根本问题，却不会发生争论。对于党外人士的心理如何看这
一问题也很少考虑，因此对于政策的理解也就不会深刻，甚
至对于政策的研究与把握失掉兴趣。大家统都以“完成任
务”为满足，逐渐发展的结果，是政治上的迟钝，以至麻
痹。
    在工作制度上，极容易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一方面议
会和政府不能发挥其独立的机能，在人民面前减低了它们的
威信，同时也使党委纷忙于日常的政务，反而疏忽了政治上
的领导。大家都是党员，做的是一件事情，讨论的是一个题
目，又何必挪移三个地方(县党委、县议会、县政府)开三次
同样的会?在工作方法方式上，因为对于党外少了解、全是自
己人，因而就容易对于领导群众也常应用党内的领导方式，
强迫命令偏偏多于解释说服；而党员或干部在群众间起的
“模范作用”往往也十分勉强或过于突出。
    结果是：党的政策不能变为广大人民的主张，人民看到
的只是“公家”加到自己身上的负担；县委、参议会、县政
府、以至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在人民眼里多变成了“公家
人”，不再是与他们血肉相关的“自家人”。
    第二种怎样呢?
    因为县议会、县政府都只有少数的党外人士，党外人士
来时勉强，进门不敢讲话，或少讲话，办事则敷衍表面。因
而我们也就容易不把党外人士当数，或误以党外人士当真没
有跟我们不同的意见，于是多数人已经讨论决定了的东西，
回头来再特为少数人开一次会，把原案照样通过一番，日子
一久，又感到太麻烦。党外人士自己知趣，也就懒得参加这
种党政不分的会议了。于是一切事情仍旧习惯的进行起来：
照样地不研究政策，照样地没有解论，照样的“完成任
务”……。我们主观上也许当真想跟党外人士合作，但是实
际上变成了“请客”，党外人士也许当真打算到议会里来发
抒他们的意见，到政府里来施展他的抱负，但实际上却做了
“不愉快的客人”。
    这种情形，对于共产党员毫无好处；对于县党委的工
作，依旧是个累赘，而县议会则容易变成一个空洞的形式—
—甚至连形式也很难得保持。
    在第三种情形下，局面就完全不同了。
    党外人士一多，大家就敢讲话，他们或者根本就不同意
我们的主张，或者是同意我们的主张而不赞同我们的办法，
或者同意主张办法，而反对我们提出来的人选。在这种情形
下面，共产党员——首先是被选到议会里和政府里去的共产
党员，就不能不细心的、深入的去研究并把握党的政策，如
果依旧是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就不行了；另一方面，
他就不能不注意研究别人的立场和意见，而想出种种的对
策，使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同时也接受人家意见的好处。
如果依旧是自高自大，目无旁人，他们就会被孤立、受打
击，以至一事无成了。同时，他们也就不能不时时刻刻记忆
自己是共产党员，牢固的站稳自己的立场，为抗战和革命打
先锋、做模范。如果再马马虎虎、吊儿郎当，连群众都会公
开指责你不配做共产党员了。
    于是党的政策当更为广大人民所理解，党员行动当更为
广大人民所拥护，这便是革命胜利的保证。
    其次在工作制度上也就不能不实行转变了。党已经不能
代政，它就不能不主张与办法上多用心思，不能不考虑通过
政治领导争取大多数以实现党的主张的办法，关于实际政务
上的琐细项目，它就只好放弃、也不能不放弃了。议会里既
然有了不同意见的辩驳和斗争，它也就有了它的作用，再不
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形式；即使我们每一项主张能够在议会上
毫无异议的全体通过，这些主张本质上和以前也已经根本上
有了差异，因为它们已由党的主张变为人民的主张了。县政
府再根据议会的决定，负责制定详细的、具体的执行方案和
步骤，县政府也就有了自己一定的责任和独立的工作。
    只有党与政在工作上的明确分开，才适合于民主制度的
体例；也只有各自独立工作的建立，才能更泼辣、更有生气
的实现对于广大人民的领导。
    最后，在新的情况下，工作方法、工作方式以及整个的
工作作风，也就不能不从头到尾来个彻底转变了：关着的
门，必须打开；别人的意见，必须倾听，强迫命令，必须取
消；一意孤行也要“此路不通”了。
    所谓掌握与贯彻党的政策，所谓了解情况，学习并运用
策略，只有跟党外的主张与党外的人士相接触、相比较时，
才有其实际的意义；所谓党政分开，所谓改变作风，也只有
在议会里、政府里当真有了二分之一以上的党外人士时，才
更容易实现这一个转变。
    三三制不仅是符合于全体抗日人民的利益的政权形式，
三三制还是锻炼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党的组织，使之真正成
为全体抗日人民、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的代表者、成为引导
他们走向胜利之路的带路人的必须的途径。
我们一定要坚决的、毫无犹豫地实行三三制!

               ——《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
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
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
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
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
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
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
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
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
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
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
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
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
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
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
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选自黄炎培著《延安归来》
                      第二篇“延安五日记”。

             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政府是政权机关，它必须真正有权，而党是领导政府工
作的。我在这里想谈一谈党与政府的正常关系问题。
    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
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党的构成分
子——党员，在政府机关中工作，同时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的
一员。党和政府这样就发生了有机的联系。党在政府中来实
现它的政策，是经过和依靠着在政府内工作的党员和党团。
党只能直接命令它的党员和党团在政府中做某种活动，起某
种作用，决不能驾乎政府之上来直接指挥命令政府。这是我
们同志应当清楚了解的。
    政府在党领导下所颁行的法令，所公布的布告，所提出
的号召，我们的党组织和党员首先应当服从那些法令，遵照
那些布告，响应那些号召，成为群众中爱护政府的模范。
党包办政府工作是极端不利的。政府有名无实，法令就
不会有效。政府一定要真正有权。过去有些同志以为党领导
政府就是在形式上直接指挥政府，这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董必武选集》第54—55 页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政党本身不是权力机关，不能凌驾于群众和政府之上
                    ·徐特立·
             （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

    政党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第一是政治上的领导，第二
是组织上的领导。前者的任务，第一是政治理论的建立，第
二是政纲的制定，第三政策的决定，第四是正确领导方式的
确立。它应当因此而得到群众团体和政府深刻的认识和自动
的执行，而不含任何的强迫与命令，这便是平常所说的党的
领导权。党是没有强迫执行命令的权力的，所以它没有武
装，没有监狱，也没有法律上的制裁；它本身不是一个权力
机关，只能靠它的党员在政府机关中，群众团体中普遍的发
生核心作用。
    政党的每个党员都应该忠实于国家，忠实于民族，忠实
于党的政纲和政策的执行，在群众中成为一个最前进的模范
人物，然后能在群众中建立自我的信仰，建立党的威信，然
后能使群众团聚于党的周围，这就是所谓“起核心作用”。
但这里并不是用拉夫式强迫群众拥护党，群众拥护党是出于
他们的内心作用。因此，我们领导群众是要靠政纲政策的正
确，在事实上要成为广大群众生活意识所反映的要求。党在
群众的意识中要能够使群众认为党是民族的，国家的及自己
的救星，这才是真正的领导权。
    至于普通所谓争领导权并不是争取政权，而是争取自己
所提出的政纲政策的实现。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用党来
代替议会，也不是以党来代替政府，包办一切政治，成为党
的专政。把领导作用与政权混合起来，这在实际上便等于取
消了党。
    其次，党的领导作用不单纯是提出一些政治主张去取得
群众的接受，却是经过各种组织而使它实现起来。因此，除
经过党的本身的核心组织之外，还要经过政府的组织(当权的
党)及各种群众团体的组织去实现自己的主张。假若政府的组
织及群众团体的组织不健全，虽然有党的组织，也就徒然成
为一个空洞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在组织
方面必须有政府、政党及群众团体三种组织。
    党的任务是在领导；政府的任务是在行政，司法和立
法；群众团体的任务是在使群众自治。三者的任务各有差别
和范围，而且互相联系着，缺一不可，两两侵犯也不可。政
府有强迫作用，拿孔子的话来说，“道之以政，齐之以
刑”，即是政府的强迫作用；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深入群众的内心，却是今日正党的作用。在政府有上下级官
阶之分，对于群众有官民之分，这里便含着名分的差别。可
是在党内，一切党员都是同志，无所谓官阶，也无所谓名
分，更无所谓同乡和同姓，一致统一在相同的政治主张下，
没有任何猜疑，而只有平等的批判和说服：就是党内的处罚
也只有劝告与警告，到了开除党籍已是无以复加了，同时自
己也可以自由退出所入的党。因为党不是权力机关，而只是
领导机关，用通俗的话来说，假若我们认为政府是父亲的
话，那末，党却便是母亲。
    党的专政只能说是党的政治主张透过政府而达到实现，
并不是用党来代替政府执行政权。而透过政府也是由自己的
党员在政府中起核心作用，而不是党对政府下命令和强迫政
府执行。更不是政党驾乎政府之上，而是各别的独立机关，
各有各的上下级关系。即党被群众和政府所推重，也不是认
为党是他们的上级，在组织应该服从，而是为着党纲及政策
的正确，是一种救国救民以及救自己的主张，同时党员也是
群众所推崇的模范；因此党的“党德”和党的政纲不是在群
众和政府机关之上。倘若认为“党”是组织上在群众和政府
之上，那就必然会走到强迫群众和命令群众的路上去，而使
一个国家形成两重政府的形态。如果党的命令和政府的命令
是一致的，则成为屋上架屋；如果党的命令与政府的命令是
岐异的，则群众无所适从。故此政党必须集中精神于分析国
际国内形势，而决定正确的政纲和政策；不可降低自己的工
作重心，而替代政府执行一切政务。
    政党以政治为它的生命，每一个时期的政治转变，必须
竭尽全力发动全党来迎接这一转变，把国家社会乃至把整个
国际转危为安。在这种严重潮流之中，某一个政党起了中流
砥柱的作用，那么它自己的本身也就安如磐石，谁也不愿意
推翻它，同时也就不能推翻它，而且还会拥护它。因此，稍
有历史的政党，不会把争权夺利去代替救国救民的任务，也
不会把党的专政看做是党的权利，而不看做是党的义务。如
果以争权利来代替专政，那么，就会使党员变成党官，政治
家变为政客，政党变为政客的集团。专政的意义弄错了，结
果国家遭到灭亡，自己的党也会被敌人毁灭。同时一切政党
都应该拥护自己阶级的利益，但是只见近利而不见远利，及
只见狭隘的阶级利益而忽视朋友的利益，也是严重的错误。
尤其是在以党专政的口号下，变为以党专利，更为严重。因
为他不顾到朋友的利益，就得不到朋友的帮助，孤军独战，
结果就变为此路不通。例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马克
思是他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说：“共产党是
站在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同时另一处地方又说：“共产党
主张废止私有财产，而不是废止小农民的财产和小职工的财
产”。列宁也是共产党的首领，他认为农民大众和殖民地国
家都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殖民地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是无产
阶级同盟军的利益，间接就等于无产阶级本身的利益。殖民
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进攻时，全民族都陷在水深
火热中，如果离开了整个民族的利益，而只站在狭隘的阶级
利益上，使得国家灭亡，而自己的阶级也会同归于尽。在这
种情况之下，还不爱惜朋友，帮助朋友，以致牺牲了朋友的
利益，结果牺牲了整个民族利益，也就是等于牺牲了自己阶
级的利益。目前法国及中国的天主教也和共产党合作，因为
他们都知道目前共同的敌人是世界的侵略阵线，威胁了一切
人类。这并不是说，朋友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绝对相等，但
是在一定范围内，共同的利益是绝对相等的。因为政党自己
本身不是等于朋友，所以不能和朋友合并为一党，也不能够
随便拉朋友进自己的党里来。
    党的专政是保证政纲政策的实现，而实现的是大多数的
朋友，却不是单纯的自己的党员，如果一切都要自己的党员
来执行，那就无须要领导了。所谓“领导”也就是政党对友
军起核心作用。怎样才能起核心作用?就是站在共同的利害上
竭力帮助友军，使友军健全起来，以便达到共同的目的。苏
联只有一个政党，而政府中负责人不一定全是共产党员；一
九三○年，苏联联邦中的日尔曼共和国的劳动部长便不是党
员。而苏维埃的代表，只能保证党员占多数；中国共产党在
江西时教育部就有许多非共产党员，其中科长如赖子玉君，
冯观潮君都不是党员，师范学校校长罗欣然也不是党员。目
前边区政府柯柏年任编审科长，董纯才任科员，均不是党
员。不久以前，孙铭勋由边区政府主席团委任他为教育委
员，而孙是延安师范的教员，亦非党员(延安师范是西安省政
府办的)。社会教育科长杨其华，同样不是党员。因为有许多
人才，有专门学识和经验，他们自己不愿意加入党，却愿替
政府工作。或者有些人条件不够入党，但在政府负责却有
余；因为政党和政府不是完全无差别的。如果行政人员不问
他们愿意不愿意而强迫他们加入党，那末，党的组织就会不
能巩固起来。如果没有入党资格的人就不许在政府负责，那
么就要遗弃许多有用的人才。在过去苏联红军中的军长师
长，不一定是党员，但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必须是党员。因为
司令员是由政府委任指挥军队的，政治委员是由党委任指挥
党员，保证党和政府决议案执行的。现在国民政府的工作人
员也有许多非国民党员，可见以党“专政”不是政府机关都
用党员，而只有保证党的政策和政纲能够实现。怎样实现是
要经过广泛非党员的群众，而自己的党员，只是群众的核
心。
在一个国家内的组织力量，是政党政府及群众团体。政
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尽领导责任，而不干涉行政和命令群
众。政府用他的最高权力在党的领导下保卫国家，他的威权
是用来对敌人，而不是用来对友邦及对自己的群众。群众团
体拥护政府，拥护当权的党，在不妨碍整个社会利益，国家
利益条件下，而保障自己特殊的自治权利。以上三种组织互
相为用，缺一不可。三者均健全，则天下无敌，缺一就要削
弱，缺二就是幸存，走到灭亡是必然的。
       
               ——《徐特立文集》 原题《政党与政府》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版


  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
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
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
    什么是主权在民?依照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是人民对
政府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政制法律有创制和复决之权。只
有人民真正得到了这四种权，才算具备了民主国的基本条
件；如果这种权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说这个条件若不存
在，就不算完成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建设。
    因此，建设一个国家的民主，第一个标志，第一个步
骤，就是把上述四权交给人民，不作一丝一毫的保留；政府
的负责官员，由人民来选举，从人民中间产生；政府的大政
方针、政令法律，由人民来决定，由人民来创制；政府官员
的失职或政策法律行不通，是违反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就可
以罢免他或撤废它。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
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
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并且对于人民实行这几种权利，是不
是毫无保留地加以尊重。
    根据这种标准来衡量我们当前的政治局势，就可以知
道，我们要完成民主建设，首要的任务就是还政于民，就是
把人民应有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真正交还给人
民。如果离开这四种人民权利，甚至任何人民应有权利都不
交给人民，而高唱实施民主宪政，还政于民，那就未免是空
谈了。
    实现民主，完成民主建设，在一切主权还不在人民手中
的地区，问题是立刻使人民有权，立刻把人民的权利交还给
人民，而且是毫无保留条件的实行还政于民，产生民选的政
府，建立民主的体制，颁布人民决定的政令法律。至于在陕
甘宁边区和敌后广大的解放区，已经建立了人民选举的政
权，组织了服务于人民的军队，解除了人民的痛苦，改善人
民的生活与教育，就是说，人民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
济上、文化上，都已实现了充分的民主，在这些地方，问题
就是要在法律上予以承认和保障。只有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