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谁的历史？ 李　猛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批判大写历史（History）的危险，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 是最后一个。但是，正如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所指出的，认识论的障碍总是成对出现，如果不改变批判的模式，批判者会和他 指控的对象堕入同样的陷阱之中。柯 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对历史哲学的分析，其价值正在於揭示当启蒙者针对专制国家提出乌托邦式的批 判时，历史是如何自动转变成为一种 历史哲学的。而当历史蒸发成一种历史哲学，批判者也和他们的被告一起亲手建筑了一座“知 识的集中营”或囚禁生活的“圆形监 狱”。因此，仅仅指出“线性的空时间”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之间存在著不可抹煞的关系， 这算不上甚么新的见解。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早已看到，从乌托邦的天堂吹来的风暴虽然冠以进步的名义，但它实际上只是将 普通人的生活变成层层舼舼的残骸。如 果我们以为仅仅揭示这一点就能够拯救脆弱的“历史天使”（the angel of history）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单犯了幼稚病，更会在不知不觉中重蹈覆辙，践踏 这些普通人的生活。 　　杜赞奇告诉我们，如果要避免和民族国家有著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族主义的线性叙事，最 好是采纳他所提出的“分叉历史”。在 线性历史的暴政中，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消失了，只剩下由围绕单一的民族认同组织起来 的封闭叙事，这种叙事的封闭策略拒绝 理解那些没有历史的人们的生活，而“分叉历史”却要充当那些被压制的声音的喉咙。但杜 赞奇的“分叉历史”真的能够（甚至是 打算）帮助我们理解那些没有历史的人们吗？在全书尝试撰写“分叉历史”的第二部分中， 我们只看到各种“高级”话语。杜赞奇 著作的副标题是“置疑有关现代中国的叙事”，但它置疑的，也许只是“现代”和“中国”， 而不是甚么“叙事”，因为在他的笔下， 正是各种各样的叙事拥挤不堪地占据了历史的岔路口。这些叙事的作者往往赫赫大名，又有 谁不知道梁启超、陈独秀或者蔡元培呢？ 然而，在这些响亮声音的背后，杜赞奇向我们许诺的那些被压制的声音呢？我们听到的，只 有那些关於如何反对“封建迷信”的争 论。但是，和那些所谓“压制者”（既包括话语精英，也有各种制度和运动）一样，杜赞奇笔 下的“封建迷信”只有一个含糊不清 的背影，成为各种官方叙事和精英叙事的声音背后无声的沉默。也许，这些声音将注定在历 史中沉默？我不知道。但真正遗憾的是， 在杜赞奇的笔下，甚至连沉默也被小心翼翼地遮盖起来。我们只看到无休止的争辩——从国 民党政权与激进文人的争辩，倡导“文 化”的保守主义者与相信进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直到杜赞奇念念不忘的他和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或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争辩。因此，尽管我们在杜赞奇的分析中看到“历史”总是和民族国家、民族主 义等绑在一起被拉上批判的法庭接受 控告，但我们却根本不知道原告是谁，罪状是甚么，只看见杜赞奇作为原告和被告双方的律 师，代替所有人在发言。在“分叉历史” 中，真正的原告实际上依旧在法庭的门外徘徊。 　　问题的关键也许在於，人民真有一种杜赞奇声称的“反表述”（counter-representation） 或“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 吗？也许我可以先从一个故事开始。 　　在我们进行口述史研究的一个华北村庄中，被访谈的老人大都会明确地告诉我们：在40 年代，这个村子曾经一度为“治安军” （日伪军）占领，修建了炮楼，挖设了壕沟。至於对这些军队的印象，他们大都含糊其辞。 在他们的记忆中，各种留驻的军队和过 往的军队彼此之间没有甚么不同，他们的行为就像“概化的他人”（generalized other），模糊得失去了面孔，在记忆中只剩下了一些含糊的名字和糟糕的声誉，即使一些细 致逼真的故事，也往往没有“主人”。 当事人只记得“私人故事”，却忘了故事若要转变成为历史，就需要准确的时间定位和精致的 人物范畴化。不过，这里并非没有历 史。 　　村中的老人并不知道，在这个村子里驻蚕的那些面孔含糊的“外人”中，还有一位是抗 日政府派来的地下工作者。这位被战友 们称为“大神”的革命者，担任了该村的“维持会长”。在他的革命事迹中，有一个“智取手 枪”的故事。在关於这位革命工作者 的小传中，这个故事是这样被讲述的： 　　抗日政府有位领导同志知道“大神”在治安军的据点里面本领很大，想让“大神”为他 换支新手枪。“大神接受了任务，茶思 饭想，又悟出了一个门道”：一天夜里，一个伪军排长查岗回来，“大神”把他请到维持会， 一会儿喝得醉醺醺的。那个排长，解下 手枪，敞开胸怀，两个人划起拳来，正嚷得来劲，突然从门外闯进两个彪形大汉，胳膊上戴 著八路军袖章，猛喊一声：“不许动！” 缴了枪，又把他俩捆得紧紧的，用毛巾堵上嘴：“对不起，委曲点儿，把枪借我们使使。”接 著又打了个收条：“营长，今借手枪一 支，抗日战争胜利后归还。”落名：“八路军”。 　　被劫了枪的治安军“怕声张出去丢人，只好哑巴吃黄连，压下了这件丑事”。这个故事以 “大神”亲自将手枪交给了八路军的 首长时风趣的话结了尾：“我挨这顿捆可真不好受呢！” 　　“大神”的故事听上去就像我们今天经常看到的革命事迹一样普通，就连这个看上去似 乎惊心动魄的场面，也早已通过各种革 命教育变成我们耳熟能详的革命技术。但是，当我们发现了这个故事的另一种讲法的时候， 故事听起来就有点像是出自博尔赫斯 （Jorge L. Borges）的笔下了。 　　60年代，响应中国作协的号召，一些作家下乡“深入生活”，撰写了我们调查的这个村 庄的“人民的历史”。令人惊讶的是， 在这部历史的抗日战争部分，“智夺机枪”成了村史中重要的一章。在这个故事里，不仅容易 “解下”的手枪变成了需要“背著” 才能四处走动的机枪，而且最关键的是，故事多了两个重要人物——村民中的地下党员。这 两位新角色成了故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当“十同”（这是“大神”的化名）将“背著”机枪来喝酒的伪军机枪班长灌醉后，正是这两 个村民将这挺沉重的机枪转交给八路 军。这两个人物的增加，将一位活动超出村庄范围的革命者的英雄事迹变成了村庄历史的一 部分，变成了“人民的历史”，尽管这 里的人民仍然是由村庄的精英所代表的。 　　很普通的一个故事。但仔细想一想，两个故事之间出现了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手枪” 和“机枪”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差别。 随身携带的手枪无需另外找人来帮助携带，可是机枪就不同了，它确实需要两个人民代表来 帮助才能交给八路军。由於是机枪，我 们就需要一个机枪班长，只有他才有可能（？）“背著”机枪四处走动。而这个在“人民的历 史”中被夺走“机枪”的班长只有含 糊的外号（“李大个子”），他最终因为丢失了机枪而不得不开小差逃跑了；而在更具写实色彩 的“手枪”的故事里，他原本和“夺 枪”的故事毫无关系，他是一个有名有姓、出生在东北的青年排长，最后在“大神”的教育 下率治安军反正，枪口对准日本鬼子， 成为一个革命者。 　　从以上两种版本的历史来看，我们立即会面对一个问题：哪一个更真实？可惜，我们无 法找到答案。对这个故事，我们没有找 到哪一个村民能够提供更完整也更可信的说法。因为在他们讲述的个人生活史和村庄历史中 并没有这个故事的位置，而且，两个故 事都有些空白，“手枪”不知道怎样从两个“彪形大汉”手中回到“大神”手中，而我也始终 难以想像一个背著“机枪”喝酒的形 象。 　　突然，我又想起了杜赞奇，他也许会兴高烈地说：历史分叉了！不，我想告诉杜赞奇 的正是：历史并没有分叉，分叉的只是 叙事。他所看到的实际上是断裂的历史，这些历史的地层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但又保持 著清晰的等级制。在超村庄的地层上讲 述的“手枪的故事”和在村庄的地层上讲述的“机枪的故事”并非同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 它们是两种不同层次的历史生活。而那 些打算撰写“人民的历史”的作家，实际上并没有信守承诺。当他们试图借助村中两个地下 党员将这个超越村庄层面的故事纳入村 庄历史的时候，他们那些大胆的、想像的叙述所填补的，正是这些不同历史地层之间的空白。 　　同样一个历史事件，往往是不同层次的历史生活的交汇点。但许多时候，即使在同一事 件中，不同的生活现实也彷┗擦肩而过， 互不理睬。工作组到村庄中发动竤众，既是村庄历史（村民的“翻身”）的一部分，又是知识 份子改造历史的一部分，同时更是庞 大的土改运动的一部分。而普通农民除了模模糊糊地记得工作组成员的名字以外，对这些彻 底改变了他们生活的人在村子里的行踪 几乎毫无印象。冀东平原的传奇人物毛森司令，既存在於县里的文化精英撰写的革命历史人 物传记中，也存在於那些由我们的访谈 对象讲述的神话中。无论是传记还是神话，都是话语传播者踩著生活的地层所讲述的历史。 这座由不同地层堆积起来的历史金字塔， 其塔尖正是由那些全国范围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铺就的。只有在“梁启超”这样的精英的 眼中，才会有著眼全国的历史。在这些 历史中，甚至像“大神”这样的演员也总是沉默的，他们对历史的作用是用被概化的“范畴” （比如“人民”、“劳动人民”或者“贫 农”等等）来计算的。而当我们下降到县的历史地层，我们就会发现一些新的、活动著的身 影。在这些人的世界中，那些国家精英 成了遥远的神话人物，而在另一边则是更多的、更沉默的人民。与线性历史相对的，并不是 分叉的历史叙事，而是分层的历史生活。 那些沉淀在历史最底层、记忆中分不清过往军队类型的农民，过著似乎难以称得上是“历史 化”的日常生活，他们并没有提出与线 性的全国历史不同的另一种历史表述——一种反叙事。即使有甚么和杜赞奇的所说的“线性 历史”相对的，也不过是一种拒绝叙事 的“反记忆”（counter-memory），一种身体记忆。村庄中的人们度过的是一种村庄历史，不 过其中的精英人物有时能够与超村庄的 历史发生关联。这样说，并不是像传统的历史观那样认为村庄的事件“组成”了超村庄的历 史，因为在我们眼中，任何事件都是这 些不同历史之间的一次遭遇。村庄精英与超村庄历史的关联，就在於当他们将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谓的“身体化的历史”（embodied history）转变为一种可以讲述的历史、一种历史叙事时，不得不借助超村庄的历史来为他们 的故事提供“参照框架”。在叙述村庄 的历史进程中，时间关系、历史因果关系这些必不可少的“历史转换语”（shifters），都是 精英们掌握的基本话语技术。而正是这 些话语技术，使精英和普通村民区分开来，成为一种新的权力运作方式的基础。这里，我们 再次看到杜赞奇著作中蕴含的关键矛盾 ——线性历史的危险到底是压制了一种没有找到发声机会的“反历史”，还是拒绝理解那些没 有历史的人们？人民创造了历史，但 是，是谁的历史？ 　　“手枪”和“机枪”的故事并不是两个冲突的文本或叙事，而是两片破碎的历史（broken history）。分层的历史是没有办法黏合的历史。我们和经历历史的人们一样，只能面对一些 历史的碎片，而没有一块拼合了所有故 事的大历史。基於这个现实，观看历史也许只能采用近视的办法，它让我们看得细一些、慢 一些、少一些、模糊一些。在福柯（Michel Foucault）之后，我们应该有勇气说：我们是“历史的极少主义者”，拒绝填补历史的空白， 拒绝黏合历史的碎片，拒绝治疗充满 错误和病患的历史。因为，正像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当年指出的那样，更多的疾病来自这种徒劳的治疗。 　　米什莱（Juliet Michelet）当年曾立志撰写人民的历史，但是，他终於发现，人民的语言对於他来说是不可 进入的。最后，米什莱写下了一句平淡 而沉痛的话：“我不能让他们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