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和共产党----比较原苏联东欧与中国的知识分子 曹长青 二十世纪这最後十年对共产主义来说真是“世纪末”，共产党在波兰、捷克、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匈牙利等所有东欧国家都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了，在有七十年历史的“苏共帝国”， 仅仅三天，共产党专制就成为历史。但在世界的另一边，却是另一幅景观，中共继续统治 着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并且随着所谓的经济腾飞，好像还没有马上寿终正寝的迹象。 很多学者专家撰文探讨，为什么东欧、俄国的共产党垮台了，而中共仍然存在。这些探 讨有的从文化背景，有的从经济因素，有的从统治方式的异同。从这些角度来分析都有一 定的道理，但有一个因素却被忽视了，那就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 *全面否定共产主义* 我们在这里暂且不从知识分子在这两个地区中人口比例大小、知识分子的群体水准、知 识分子的独立性等角度来谈，仅仅从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认识水平来比较，就可 以对上面提出的“为什么”作出基本解答。 在原苏联和东欧，几十年前就有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完全否定，指出共产党是邪恶。这 些知识分子不是像中国的知识分子那样，支持党内改革派，而是对整个共产党持谴责的态 度。他们也不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否定斯大林、列宁，但肯定马克思主义，而是全面否 定共产主义，从而向人民传递必须结束共产统治的智慧，和必须起来抗争的勇气。人民在 这样的思想哺育引导下，才对专制更加痛恨、对自由更加渴望，对共产党不抱任何幻想。 因此当历史机会来临，人民才会揭竿而起，一举结束专制，获得自由。 *吉拉斯∶共产党是压迫人民的新阶级* 在共产世界最早发出这种真实声音的是南斯拉夫的吉拉斯（MilovanDjilas）。五十年 代初，吉拉斯是南斯拉夫副总统和“国民议会”议长，是仅次于铁托的掌权者。但他在高 官和真理之间，选择了後者，由此他成为东欧共产党国家第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一九五四 年，他被撤职。两年後，他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支持匈牙利人民革命，认为“匈牙 利事件标志着共产主义崩溃的开始。”因此他被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写出了《新阶级》 一书，偷运到西方出版。该书立即闻名世界，被翻译成六十种文字。在《新阶级》中，吉 拉斯指出，共产党已经成为巧取豪夺、压迫人民的新阶级。“共产党统治的世界，如同一 个没有观众的大剧场，只有那些演员——高级共产神父们在自享自乐，他们既是警察，同 时又是新闻媒体的主人。”一九六二年他在狱中写出第二本批评共产主义的著作∶《与斯 大林的对话》。吉拉斯以他两次去莫斯科见到斯大林的经历，指出斯大林是“历史上最残 忍的罪犯”。 吉拉斯官至国家副总统。在共产党国家中，还没有哪一个後来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人当 初在统治集团中有这么高的官职。但吉拉斯没有走“改革派”的道路，而是选择了直接挑 战共产党专制、全面否定和谴责共产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的道路。这既是他的勇敢，更是 他的智慧。即使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受到世界瞩目时，吉拉斯仍坚定地认为，共产党的唯 一出路是退出历史舞台，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吉拉斯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对戈 尔巴乔夫的改革评论说∶“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还有其他人，都认为他们能够改革共 产主义。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共产主义是无法改革的。” 吉拉斯一生著述很多，有多种小说、自传、和历史学著作，并翻译了密尔顿的《失乐园 》。今年四月吉拉斯因病去世，《纽约时报》的悼词称作家吉拉斯是“早期持不同政见者 反抗共产主义的旗帜。” *索尔仁尼琴∶共产主义是暴力加谎言* 吉拉斯的思想对东欧以及整个共产世界的知识分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苏联，物理学 家萨哈罗夫与吉拉斯的观点和做法完全一样，也是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谴责批评共产主 义。即使在戈尔巴乔夫提倡新思维期间，萨哈罗夫的批评也没有停止。萨哈罗夫的智慧和 勇气，使他的名字成为人类良知的象征。而和萨哈罗夫齐名的另一个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 尔仁尼琴在一九六四年就写出《伊凡·丹尼索维奇的一天》，以他在劳改营的监禁经历， 揭露共产党统治的黑暗。他後来写出的控诉共产专制的经典著作《古拉格群岛》，使自由 世界第一次详细了解到共产党集中营的残忍。“古拉格”三个字，从此成为人类的一个专 门词汇，涵指共产专制最黑暗的部分。 索尔仁尼琴为此遭到当局的迫害。克格勃甚至商讨在他的食物中下毒，来封住他的嘴。 西方学者斯凯麦尔（M·Scammell）最近出版了他以刚公开的克格勃档案写就的第二本有 关索尔仁尼琴的书∶《索尔仁尼琴档案∶苏联秘密档案揭示的个人与巨石的搏斗》，展示 了一个知识分子独力抗争共产专制的智慧与勇气。一九七四年，索尔仁尼琴写出了“让我 们别靠谎言过日子”的文章，该文被成百上千的苏联地下出版物刊载，流传全国。索尔仁 尼琴在这篇向苏联知识界和全体同胞发出的宣告中指出∶共产主义是一场暴力加谎言的运 动，它“要求我们向谎言低头，每天参与谎言。”“暴力以谎言为盟友，而谎言也只能依 存在暴力之中。”在这种谎言世界，“我们的人性已经被剥夺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以至为 了一点食物，我们就准备牺牲一切原则，牺牲一切灵魂……”他呼吁人们“唯有停止说谎 ，才能从苏维埃制度的桎梏中挣脱出自己。”每一个苏联人，至少可以从自己做起∶“不 再写作、签署和印刷任何违背真实的东西；教师、演员、宣传家，不再于私下或当众发表 歪曲真理的谈话；不去参加那些被要求去的游行和集会，拒绝举起被给予的横幅和标语； 当听到谎言和胡说八道的意识形态宣传时，立即退出会议、集会、演讲、戏剧或电影；只 要报刊歪曲报道，对重大事实掩盖不报，就不在该报上发表作品，并拒绝在报摊上购买这 种报纸……我们得到解放的最简单、最现成的关键就在这里，这也是我们所忽略的，那就 是，每个人拒绝参予谎言。”他说，“当然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会有“失去面包， 失去煤气，失去莫斯科的户口”的危险，但我们必须选择“是继续有意识地当谎言的奴仆 ，还是摆脱谎言，做一个值得同辈和子孙都尊敬的老实人，”“对于身体来说，这是困难 的选择，但对灵魂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他写出这篇文章的当年，被当局强行送上飞机，驱逐出境，从此开始了他在海外流亡二 十年的生活。美国学者雷尼克（D·Remnick）在今年十月底出版的《纽约客》杂志上撰文 感叹∶“这些有关索尔仁尼琴的秘密档案无可置疑地证明∶在本世纪，没有哪一个有关人 类尊严的故事比索尔仁尼琴的更伟大。” *戳穿共产谎言，在真实中生活* 和索尔仁尼琴一样对共产主义本质有着深刻认识的是现任捷克总统哈维尔，他也曾是著 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很早就指出共产主义的荒谬和邪恶。一九七八年十月，他发表了著名 的《无权者的权力》，指出共产党统治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依靠以谎言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来 维持的。那是“一个充满假象的世界，只存在一种形式主义的、与现实脱节的语言，一种 假装虔诚和伪造现实的语言。”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只能在谎言中求生。人们即使 不去接受谎言，但当他们认可在谎言中生活时，就已经是在确认这个制度，完善这个制度 ，制造这个制度，把自己变成这个制度的一部分。” 哈维尔认为，谎言世界的统治者最恐惧的是“有人喊出‘皇帝光着身子’，打破游戏规 则，揭露游戏本质”，使谎言世界的貌似坚固的“整个外壳无可补救地四分五裂。”因此 哈维尔和他的“七七宪章”团体的知识分子朋友们勇敢地喊出了“皇帝没穿新衣”，提出 看似简单，却极为深刻的口号∶“生活在真实中”。 *昆德拉∶共产世界充斥玩笑、媚俗并剥夺记忆* 和哈维尔一样揭露共产主义谎言世界的另一名捷克知识分子是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昆德 拉至今已出版的九本小说和评论集，都贯穿着对共产主义的道义审判。 在昆德拉的笔下，共产主义是一个像恶作剧般随意践踏个人尊严与人生的“玩笑世界” （《玩笑》）。在这种“玩笑世界”，往往是“惩罚先于过错”，“受惩罚的人不知道受 惩罚的缘由，其荒谬性叫人无法忍受。”明明是一个“卡夫卡小说的世界”，却被共产主 义意识形态编织成“一曲田园牧歌，每一个人都是这曲辉煌牧歌中的一个音符，而那些拒 不做音符的人，被视为只不过是一个小黑点，无足轻重也毫无意义，很容易就可以用手指 逮住，压碎，像小虫子一样。”这个世界“让人们以牺牲过去为代价去购买未来。”拒绝 的人，就遭到迫害，当局“把他们从国家的记忆中抹去，就像抹掉家庭作业中的一个错误 一样。”而“只有把他们变成一个影子之後，才让他们活下去。”（《笑忘书》） 这是一个制造、纵容媚俗的世界，到处洋溢着虚情假意和陈词滥调，“伪真实”以真实 自居，渗透生活的每个细节。“在媚俗作态的极权统治王国里，所有答案都是预先给定的 ，对任何问题都是如此。”（《不可承受生命之轻》）这是一个“希望把人类社会变成一 个机器的世界，在那儿一切都将准确地运转，按照程序表工作，服从于一个无视个人的制 度。”（《为了告别的聚会》） 这是一个许愿给人们天堂，却不断把人们带到“古拉格”的世界。“极权主义并不仅仅 是地狱，它是天堂之梦。这种世纪般古老的梦想是这样的境界∶在那里，人们之间没有争 斗，在单一的共同愿望和信仰下，生活在和睦、团结之中。但当人们开始朝着这个天堂之 梦走去的时候，或多或少会有人站在通向天堂的路上妨碍它的实现，于是天堂的主人们就 会在伊甸园的旁边修建一个古拉格集中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古拉格变得越来越庞大 、越精美，而邻旁的伊甸园变得越来越遥远、越可怜。”（英文版《笑忘书》附记） 这是一个给所有人洗脑，让人们失去记忆的世界。极权主义为了长久地奴役人们，采用 遗忘的方式，剥夺人们的记忆和良知，剥夺每个人的自我意识。极权统治的最终目标是造 就一个“孩儿国”，让人民像孩童那样，天真烂漫地按照规定的节奏跳天使之舞。在这个 孩儿国中，任何一个人有记忆、有成年人的感觉，就难免一死。（《笑忘书》） 面对这样的世界，昆德拉提出，必须戳穿谎言，恢复记忆。“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 与遗忘的斗争。”（《笑忘书》）“媚俗极权统治的真正死敌就是爱提问题的人。一个问 题就像一把刀，会划破舞台上的景幕，让我们看到藏在後面的东西。”（《不可承受生命 之轻》）昆德拉认为，“人们的最愚蠢之处就在于他们对什么都有了答案，而小说的最智 慧之处就在于对什么都提出问题。”（英文版《笑忘书》附记）昆德拉的小说、评论，都 是在向共产极权统治提出质问。它真像作者所说的，如同一把刀子，划开了共产铁幕，让 人们看到了後面的丑陋、肮脏和邪恶，从而唤醒人们起来抗争，结束这种“玩笑、媚俗和 剥夺人们记忆”的世界，使人性回归。 *米奇尼克∶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捍卫道义准则* 在原苏联和东欧，像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维尔和昆德拉这样对共产主义持完全否定 的知识分子，可以举出一长串的名单。像波兰的米奇尼克，很早就对那种主张“以理性方 式对待共产党皇上”的“体制内改革派”提出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在波兰结束共产专制要 有三种力量的结合，第一是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第二是天主教会，第三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在捍卫道义和政治的基本准则的同时，思考可供选择的方案。”正是这 样的知识分子，以这样“体制外”的独立思考，揭示了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促使了人民 的觉醒。因此当历史机会来临时，原苏联和东欧人民才不是像中国人那样在共产党中寻找 “胡耀邦”“赵紫阳”，而是为共产党寻找永久的墓地。 *"右派”的言论仅是抱怨和牢骚* 与原苏联和东欧的优秀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表现的却是另一种姿态。一九五七 年吉拉斯在狱中写出否定共产党的《新阶级》一书时，中国大陆正进行“反右”运动。有 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但今天回顾这些“右派分子”的言论，它们几乎都没 超出对共产党不满、发牢骚的范畴，而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几乎所有“右派分子”都是抱 着向共产党提“意见”，希望“党”能改正缺点，变得更完美一点的愿望。 *没有突破“体制内改革”的思路* 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是被迫害的对象，发不出声音。在“四人帮”被打倒、邓小 平复出之後，知识分子开始发出声音，但却是一面倒支持邓小平的声音。绝大多数知识分 子的理想是成为邓小平改革派的高参或谋士。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洋溢在一片对邓小平的个 人崇拜之中。唯一的例外是青年电工魏京生，他贴出了呼吁人民“警惕邓小平蜕变为独裁 者”的大字报，并提出没有政治民主化，四个现代化不可能实现。魏京生因此被判刑十五 年。那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们不仅没有声援魏京生，反而认为魏京生的言行激进、不符中国 的国情，尤其不满魏京生直言批评了他们热爱的邓小平。即使是十五年後的今天，在海外 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郭罗基先生，最近还在《争鸣》杂志上撰文（九五·九·）指责魏 京生当年的做法是“激进”，批评“魏京生为主编的《探索》却不允许邓小平探索民主， 不断向他开火，把他推到敌对的方面。”（没有当年魏京生的批评，邓小平後来就不会主 导“六四屠杀”吗？） 知识分子们不断地在共产党掌权者中寻找并寄托自己的希望，先是邓小平，後来是胡耀 邦、赵紫阳。他们希望突破原有理论框框，但他们的最大智慧是用早期的马克思来否定晚 期的马克思，或否定斯大林、列宁，而肯定马克思主义。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认为 共产党是可以改革的，因此支持党内改革派战胜保守派则成了中国知识人的历史使命。很 多知识分子都是“现代岳飞”，一心精忠报国。他们只反贪官污吏，但不反皇帝，更谈不 上像哈维尔、昆德拉那样否定整个“朝廷”。 即使是一九八七年初被中共开除党籍的三位知名的知识分子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 虽然他们当时都是中国最敢言的人，他们的言论对强化民众和学生对现实和政府的不满都 有冲击作用，但他们的思想并没有达到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挑战共产专制、否定共 产主义的水平。王若望说出“我国的领导体制培植个人专断的一言堂”，却没有认识到共 产党存在本身使监督制衡和多党政治都成为不可能。方励之走的较远，批评了马克思主义 ，但他仍然鼓励学生入党，认为入党才有机会改造党。其思路还是在内部改造共产党上， 而不是在“体制外”挑战共产党的权力上。刘宾雁的作品《第二种忠诚》，向中国人传递 的仍然是这样的信号∶共产党是可以改变的（变好的），只要持“第二种忠诚”的人多起 来，只要党能够招贤纳谏、听进逆耳忠言。这样的认识水平，显然与原苏联和东欧的知识 分子有着相当大的距离，而且是本质上的不同。而另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不同是，刘宾雁 发表《第二种忠诚》时，吉拉斯全面否定共产党的著作《新阶级》已发表了近三十年。 *"第二种忠诚”的阴影* 这些当年对中国民众有较强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这种认识水平，已决定了後来 发生的“八九民运”不可能以挑战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为主要诉求。因此才出现学生跪在 人民大会堂前几个小时请愿的举动，它是按照“第二种忠诚”的思路，希望用“忠诚”和 “谏诤”来感动统治者。纽约州立大学教授马克·赛尔顿（MarkSelden）对此评论说∶ “一九八九年的运动遵循古老的谏诤和对朝廷滥用权威进行有原则的抗议传统，……跟一 九八九年东欧发生的很多运动比较起来，中国学生尽管向党对权力的垄断提出挑战，却很 少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东德的运动则使不同公民 社会的结合跟党和国家对立起来，终于导致成功地推翻了共产党政权。”（《制度选择》 ）八九民运这一致命弱点，主要由于主导中国思想界活动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没有向民 众传播必须挑战共产党的统治，推翻共产专制的信息。当知识分子没有这样的智慧时，也 就谈不上有领导的勇气。因此人们看到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很多知名知识分子热衷的是 在政府与学生之间穿梭传话，目的是劝说学生听从政府的旨意，配合改革派在党内的斗争 。在人民终于有机会挑战共产专制的时刻，知识分子不仅没有站在人民的前列，而是充当 专制政权与挑战者之间的“调解人”。在运动中期，作家郑义建议学生绝食抗争，严家其 、包遵信等学者发表了“五·一七”宣言，指出“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中国还有 一个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中表现的并不多见的智慧 与勇气之一。但绝食的建议和“五·一七”宣言後来都遭到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指责，认 为正是这些言行“刺激了邓小平，才使运动砸了锅”。如果视八九民运为失败，究其主要 原因，除了中共的残暴之外，另一个就是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抱有幻想。而不久前海外一些 “知识精英”撰文批评学生当年坚守在天安门广场不撤离，才导致流血，就是在用以攻为 守的方式，来掩盖他们没有胆量承认（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共产党邪恶本质认识 上的浅薄和行动上的怯懦。 *共产党的历史从没有民主自由* 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崩溃已无可质疑地证明了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和哈维尔等原苏联和东 欧知识分子的预见和深刻——只有向民众传播彻底否定共产党的信息，直接指出“ 皇帝赤身裸体”，才能促成共产党的早日垮台。但这个摆在眼前的、已成为常识的历史事 实也没有改变那些对共产党存有幻想的中国“知识精英”。例如刘宾雁①、郭罗基②、戈 扬③等人，今天仍在公开宣称，对当年加入共产党，并不後悔。在中国大陆那样的政治环 境，“知识精英”加入共产党是司空见惯的事，人们可以理解。并没人追究你加入共产党 的责任，也没人要你“忏悔”。但在“共产党是邪恶”已成为今天任人皆知的常识的情况 下，你硬要宣称“不後悔”，则是另一种性质了。它不仅等于说“加入过邪恶不後悔”， 同时给人的潜层信息是，当年的共产党是对的。阮铭、郭罗基和戈扬後来曾分别在文章和 讲话中，把它说得非常明了∶我们当年加入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追求民主自由的。一九 四九年之後，共产党变了，而我们没有变，因此我们今天成了共产党的反对者。④任何对 中共历史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是一个列宁式的主张并实行暴力 革命的政党，在它的历史上，既没有自由，也没有民主。刘宾雁曾描述过参加革命後自由 被剥夺的痛苦∶“几乎从我接触共产党那一刻开始，它对于个人、个人自由的近乎残酷的 压抑，便使我感到格格不入了。”（《红色纪念碑》序言）而共产党的历任总书记都“没 有好下场”这一事实本身已说明即使在它的最高领导核心也从未实行过民主。而中共在“ 延安整风”时迫害知识分子、杀害作家王实味的残忍做法，在中国大陆都有过公开报道。 对这样一个给亿万中国人带来深重灾难的共产党犯罪集团，硬要美化、强调它以前是“追 求民主自由的”，这不仅是无视历史，更重要的是，它在向人民传递错误的信号∶既然共 产党以前曾经好过，那么它就有再变好的可能。 *马克思主义是罪恶之源* “知识精英”们对共产党存在幻想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仍然主张马克思主义。刘宾雁、 郭罗基、苏绍智、王若水等都曾这样公开宣称。郭罗基不久前在荷兰民运会议演讲时说∶ “马克思主义还是很有价值的……是斯大林、毛泽东这两个歪嘴大和尚把马克思主义真经 念歪了。”当时立刻有人质疑∶“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不歪嘴的和尚按原版 马克思主义来搞自由民主呢？”郭罗基无法回答，只好搪塞说∶“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没有 市场，在美国就有一种叫革命书店的，极左、激进。”这不等于指着一个健康人身上的一 块脓包说，看，脓包还是有市场的嘛。在演讲中郭罗基明确声称∶“我自认为是个马克思 主义者。当然对共产主义信念我至今仍未放弃。”（日本《民主中国》，九五·一·）马 克思主义与共产党暴政能够分割开来吗？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是《共产 党宣言》，它是共产主义在全球蔓延的滥觞。“知识精英”们这种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共 产党分开的想法，实质上是对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的邪恶运动的认识极为缺乏。而被 称为中国青年“四大导师”之一的大陆学者李泽厚与刘再复不久前发表的关于中国前途的 “对话”，也主张“经济发展先于个人自由”。这种视群体、国家利益大于个人自由，为 了经济发展可以剥夺个人政治权利的思路，与共产党的理论没有区别。当知识分子都在传 播这样的信息时，中国人的心中怎么可能播下否定共产党的种子？当亿万人民没有在心中 彻底否定共产党，仍对它充满幻想的时候，“八九民运”凭什么成功？ *缺乏认识共产邪恶的智慧* 严格地说，按西方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中国大陆五十年代那批文化人都无法算是知识分 子。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上远比上一代要深刻和勇敢。在 新一代知识分子中，刘晓波、胡平是对共产主义持完全否定态度的代表者。刘晓波曾写过 多篇激烈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胡平则在七八年北京民主墙时期就 发表了《论言论自由》，在海外撰写了很多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文章，是这一代人中较早 的觉醒者。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样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深刻”中，仍然有对共产党的 幻想。例如刘晓波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中起草的著名的“六二绝食宣言”，不仅没有 挑战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反而宣称“我们没有敌人”，主张与当局“合作”，要求人民 对共产党的专横要有“宽容精神”。本文前面提到的马克·赛尔顿教授对此有准确的评价 ∶“六二宣言……在实质上是要求协商，远远不是号召分享权力或转移权力，更不是要推 翻共产党统治。对比在一九八九年秋天在东欧发生的真正的多党政治的强烈要求、打破执 政党对权力的垄断、并最後推翻了一个又一个共产党政府的运动，中国学生的这些要求是 太温和了。”（引文同上） 胡平的《言论自由》虽然表达出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最有深度的思考，但立论仍然没 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通篇也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这一使人民的言论自 由被剥夺的根本原因。这种思想局限，并不是仅仅用政治环境所迫，必须采取的策略所能 解释的，因为它最初不是发表在官方的出版物上，而是张贴在“民主墙”上的。同样张贴 在“民主墙”上的魏京生的文章，就没有局限在官方理论的框架。刘宾雁于一九九一年在 哥伦比亚大学“人权会议”上讲话时对此反思说∶“一九七九年以後中国知识分子仍然迟 迟难以摆脱对于中共的幻想，不能设想除同政权保持某种合作关系以外的其他一种关系， ……这是中国人权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开发落後于东中欧某些国家足足一个时代的根本原因 。这往往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有没有足够勇气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刘宾雁没有 直接回答，人们已感觉到他要说的是，问题出在知识分子的智慧上，他们没能认识到对共 产主义从根本上否定的必要性。真正的智者是不能忍住让智慧禁锁在自己心中的，智者的 历史都不是这样。 *对共产党仍存在幻想* 正是这样的思想局限，导致胡平在出任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联”主席後不久，公开发 表文章宣称，“民联”不是要做反对共产党的激进派，而是谋求与当局“对话”。他并举 出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与美国激进学生的“对话”来比喻说，我们要的是这样的关系。不 久前，胡平在一篇批评学生当年没有撤出天安门广场的文章中，又再次流露了这种观点。 他认为学生如果当时撤离天安门广场，就“意味着民运的胜利，由此开启朝野双方良性互 动的局面。”（《北京之春》，九五·六·）共产政权与学生市民根本不是朝野关系，因 为所谓朝野，包含着轮流执政的可能，因而有某种意义上的平等，而共产专制和被压迫的 人民从来没有过任何平等。而且一个用坦克屠杀平民的政权与它的挑战者之间怎么可能会 有一种“双方良性互动”呢？这种谋求与共产党“良性互动”的希冀，仍是对共产党存有 幻想。正是这种“幻想”，使胡平和郭罗基一样，至今仍把魏京生当年直接挑战共产党， 呼吁人们“警惕邓小平蜕变成独裁者”的勇敢行为视为“激进”、“过头”、脱离了群众 ，指责像魏京生那样单枪匹马、不顾策略的激进言行，只能把大众吓得远远躲开，不利于 民运。胡平还为此找到论据∶“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 但为什么在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人“脱离群众”的地方，恰恰群众们一举推翻了共产 党统治？对此，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有精辟的解释∶像索尔仁尼琴等知识分子对 共产主义的抗争，“产生于这样的层次，即人的良知的层次。在这一层次上的力量不是用 跟随者、选民和士兵的数量多少来计算的，因为它是在人类受压抑的对尊严和人权的渴望 的层次上。”也就是说，当有人在谎言的世界猛然喊出“皇帝没穿衣服”这一事实时，表 面上看是“脱离群众”，与普通人拉开了距离，但实际上，这个真实的信息是播种到人们 渴望真实与尊严的意识深处。在信息传播的一瞬间，对真相的共同领悟已把勇敢的播种者 和大众的心联结在一起。人们虽然可能不会马上跟随这位勇敢者，但一旦有机会行动时， 人民行动的诉求就会是在推翻整个“新衣皇帝”专制统治这样的水平上，而不是去呼唤和 拥戴另一个穿了一点衣服的好皇帝。这就是哈维尔说的当“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 的平民百姓就能用来解除一个师的武装”的意思。因为士兵心中也有勇敢者播下的“真相 的种子”，当时机成熟，士兵就转变成了平民百姓的同盟。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 的残忍并不低于邓小平，但为什么军队掉转枪口对准了他，就是因为智者的种子在士兵心 中发了芽。 哈维尔在他的文章中特别指出，“在共产谎言中生活的人，如果无法听到真实的声音， 就很难有发现谎言的视角。”正是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知识分子发出的真实声音，使群众 有了重新审视皇帝的“视角”，猛然领悟到“皇帝的新衣是不存在的”这一真实，使谎言 的气球被戳出了洞，“一切事物都原形毕露。”因此哈维尔高度赞赏那些敢于最早喊出“ 皇帝光着身子”的“单枪匹马、‘没有士兵的将军们’”在“当年一个完全麻木不仁和道 德沦丧的社会从事的堂·吉坷德式的政治活动。” 索尔仁尼琴发出的真实声音，就像“跳棋”比赛中有远见的棋手，为棋子直通“终点” 搭好了“连跳”的桥梁，当机会来临，就可以一下子“连跳”到最底线，一下到位，一举 获胜。这就是为什么原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政权一下子垮台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中国人则 对每挪一个棋子都小心翼翼、左右策略。所以当东欧和俄国的“棋子”早已跳到了最底线 时，中国人还没有把“棋子”挪出自己的“三角地带”。 *皇帝不会穿上衣服* 今天像胡平等新一代知识分子是清楚“皇帝赤身裸体”的。但他们担心的是冒然喊出， 对上会惹怒了皇帝，招致镇压牺牲，对下会脱离了群众，形成单枪匹马。他们希冀与“朝 廷”“合作”“对话”，达到“朝野双方良性互动”。他们一点点地挪动棋子，希冀在上 不惹怒龙颜，下不脱离大众的和平演变中，哄骗或促使皇帝最终能穿上一个裤衩，或完全 穿上裤子。这种策略有两个糟糕的後果∶第一，对于那些看不出来皇帝光着身子的被愚昧 的民众，这等于加强他们对“皇帝穿着新衣”的谎言的确信。第二，对于那些已经看出皇 帝没穿衣服的敏锐者，等于暗示和误导他们，皇帝还是有可能穿上衣服的。这种想法的本 质，仍是寄希望于统治者的变化，而不是依靠人民知道真实後产生的力量。更坏的是，它 包含着“皇帝会改变”这一根本不存在的历史预设。如果皇帝真的能够穿上衣服，整个“ 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就毫无意义、也不会存在。 *比较之後的三点困惑* 把原苏联和东欧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加以比较，不仅可以看出两者思想水平的 差距，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主导思想界活动的知识分子的水平，决定着共产党在中 国垮台的时间与速度。也许有人会说，把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与哈维尔、昆德拉等世界级优 秀知识分子放在一起比较是不合适的。是的，这是一个问题。但以什么为中国知识分子比 较的标准呢？难道为了中国的所谓“独特国情”就降低知识分子的标准吗？这种比较还是 必要的，通过比较，可以使人们发现这之间的差异，也可以启发人们思考∶第一，为什么 在俄国和东欧能产生那样出色的知识分子，而中国不产生呢？第二，吉拉斯否定共产党的 著作《新阶级》至今已发表了近四十年，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不肯从那些早已写得 明明白白的道理中汲取一点智慧呢？第三，俄国和东欧共产党的垮台距今已有五、六年了 ，这些事实本身已完全证实了吉拉斯、哈维尔、昆德拉等知识分子彻底否定共产党的做法 是唯一有效的方式，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至今还要对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熟视无睹呢？ 难道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真的像清朝末年那些“宁可不要脑袋也要辫子”的儒生一样愚顽得 不可救药了吗？ 附注∶ ①、一九九二年刘宾雁接受英国《新左翼评论》（《NewLeftReview》）记者采访， 在被问到“你曾在半个世纪中是共产党员，对此你感到後悔吗”时回答说∶“回顾以往， 我对走过的道路没有遗憾，无论是我的参加革命，或是我和党的复杂关系，或是马克思主 义对我的影响。”在回答其他问题时刘宾雁说∶“我相信中国会找到一条自己的社会主义 道路。”“我不相信社会主义已经死亡，甚至在俄国，只是西方新闻界怀有偏见不予报道 而已。”“当多党制实现了的时候，我相信，一个改造了的共产党仍然有可能是中国的第 一大党。”“关于中国民主化的前途——答英国记者问”，《制度选择》，苏绍智主编， 美国“未来学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第一七九页。 ②、郭罗基在一九九三年八月号纽约出版的《北京之春》月刊上发表题为“中国人需要 民主的训练”中说∶“我早年参加共产党，至今不悔。”後来又在荷兰民运会议演讲时说 ∶“常有人问我对当年加入共产党的选择後不後悔。我反复考虑过，认为当时这样的选择 没有错，……没有必要後悔。”“记郭罗基教授演讲会”，日本《民主中国》月刊，一九 九五年一月号。 ③、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李洪林，八九民运後被中共给予“留党查看”的处分 。他于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一日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做了题为“中共存亡的关键”的演讲 时，宣称他对选择加入共产党不後悔，与会的戈扬女士附和说，“我也不後悔。”（据当 时笔录） ④、阮铭在接受《北京之春》记者采访时说∶“我入党的时候共产党追求的是自由民主 新阶段，这时候毛泽东所说的自由民主就是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 ”（一九九五年四月号） 郭罗基对此这样阐述∶“五四以後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的不民主的同时， 曾有过实行民主的尝试，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冲过封锁线，奔向解放区。”“问 题在于，共产党获得权力之後，事情逐渐发生了变化。”（引文同②） 戈扬在接受记录片《天安门》制片人卡玛·欣顿（CarmaHinton）采访时也做了这样的 表示。见《天安门》记录片中戈扬的讲话。 （原载香港《前哨》月刊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