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夏自由评论——中国网络自由思想文摘 | |
|
关于《说不》及批评(与古清生的探讨） |
|
| 春夏之交 《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一出来我就看到了，古兄可以想到我肯定是不认同此书的观点的。不过开始我并没有什么反感，只是觉得这书不过是当时书摊上众多东拼西凑的政论书的一本而已，商业抄作赚点钱罢了。至于后来的跟风之作更不必说了，连翻都不会翻一下的。后来看到王小波和鄢烈山的批评，引以为是。但让我真正反感的却是此书的续编中对王、鄢的反批评，什么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卖不出去眼红啦、什么鄢烈山历史上就是个汉奸啦之类的，完全已经是小孩骂街式的反批评，而且在续编中甚至没有勇气摘进王、鄢的批评原文。我想双方无论从文品还是人品都已经高下立判了。说老实话，刚到论坛时，我对古兄是敬而远之的。当然时间久了，对古兄的文笔和人品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 事过境迁，我之所以提起这个话题其实是想了解古兄是否已经有了思想变化。从古兄的答复来看应当是有的——“我今年连美国大使馆都没去，......,同时，又多了一些忧虑，即我们目前的经济如何走出紧缩的阴影。中国如何在２１世纪在经济上强大起来”。古兄已经开始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中国自身的问题上，而不再空泛地指责别人搞霸权。 我不认同《说不》的观点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并不存在需要说“不”的前提和必要，中国近二十年来的外交只是学会了弃虚名求实际、学会了遵守游戏规则，而且也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实利，不存在对谁软弱的事实。就象根本没有人强奸你，你就没必要见人就说：别想强奸我，我会报警的。中国的确还没有强大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份上，但中国也没有软弱到四处被人欺负的份上。这个“不”从何说起呢？ 古兄说鄢烈山挑错别字是“内行整内行”，我不以为然。我手头上有鄢烈山《粗制滥造的标本》的原文。关于错别字的批评实际上只占整个文章不到七分之一的篇幅，更多的还是对《说不》一书观点的反驳。何况《说不》一书做为一个出版物的粗糙是事实，有高中文化的读者只要细心都可以挑出不少错误，“外行”也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整内行”。 至于古兄对鄢烈山的评价：“看上去他有点可怜，天天写着一些激愤的文章，搞得好像真的是为民请命似的，但是同样拿着共产党的福利，出差也接受地方官员宴请，干嘛呀？”我就更无法认同了。我是媒体圈里的人，很清楚这个圈子里用记者的“特权”混饭吃的人有多少，相反象鄢烈山这样有责任感敢批评时弊的少之又少。何况吃“官饭”是中国新闻界的现实，不吃“官饭”你也干不了新闻这个职业，人家也不让你干。实际上现在在《南方周末》上已经看不到鄢烈山的文章了，想是宣传部的压力使然。如果因为他是“体制内”的人就否定其批评的正义性那未免因人废言或因言废人，更让人觉得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反过来我很想看看那些民族主义情绪激昂的“爱国者”们能写出什么真正为老百姓说话的时弊批评，没有，我看到的只是义和团式的英雄主义癔症。 王小波对《说不》一书的批评还算温和，不过他的文章一向也只是温和的嘲讽。以王小波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他的文章来看，他对《说不》必然是不怀好感的。说点题外话，王小波生前的寂寞不是他自己的悲哀，而是中国出版界的悲哀。虽然有人说王小波的出名有中国时下爆炒死人的风气有关，但我以为他与海子、顾城是不同的，实际上在王小波去逝之前他的文集已经开始付印。而且王小波之吸引人不在他的死亡本身还在于他的思想和文章。事实上也很少有人去关心他的死亡本身。 古兄所说“妖魔化作者”一事我有同感，这与几十年来中国人的政治化思维定式有关。但客观地讲，《说不》在坊间盛行一时的时候，恐怕还是吹捧者多冷语者少。至今我看到的当时就对此书做批评的也不过王、鄢二人。那时顶着风头批评此书是有压力的(此非虚言，我当时曾经想做一个批评《说不》一书的电视片，结果在报选题的时候被上面枪毙了),直到风头过后对《说不》的批评才开始多了一些。当然这种压力不是你们作者的本意，但这在中国也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从《说不》的续编来看作者当时似乎也乐于自己被“妖魔化”成政府或民意的代言人，更容不得别人的批评，如今再来抱怨委屈又何苦来呢？ 说了这么多，非有对古兄不恭之意，只是希望和古兄探讨一下批评的道理。 |
|
| 返回首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