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北京国家安全部对派遣情报员的要求，到对象国后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立足"，二是"身份"。所谓立足，就是要解决衣食住行，达到可以自食其力。当时国家安全部对于使用自然手段派遣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情报员在临走时一般给两千美元的零用钱。这两千美元的数字是经过专家反复研究后才定下的，是结合当时中国人平均生活水平，以及世界各国包括对象国对于携带现金的规定决定的。只要想一想，当时国民党逃到台湾后，为了反攻大陆不停派遣特务进入共匪区。     由于当时大陆比较乱，台湾国民党派遣的特务本来也是刚刚从大陆各地撤到台湾的，所以对于如何找出哪些是台湾特务确实不象后来电影演的那样獐头鼠目一看不象好人的抓起来就保准没错。后来中共解密的反特资料显示，台湾派遣的特务几乎都随身携带大量现金，有些还是美元。后来中共反特机关抓到身上有过量现金的人就开始审讯，巧的是竟然没有几个冤假错案。冷战中世界各国间谍曝光的直接或者间接原因中，高达百分之八十是因为金钱上出现问题。这个比例在中共清除台湾收买中共内奸中就更加高。中共情报机关算是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在各种曝光的中共间谍案件中，很少是因为金钱。国家安全部情报部门也就自然把情报员到境外自我解决立足问题列为首务。

    两千美金在当时对于年轻力壮投奔美国的人已经绰绰有余。可是云飞扬出来时并没有拿到这笔经费。当时的考虑是，飞扬是作为动乱学生遭到迫害外逃的，六四镇压后那段时间，这样外逃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共计数百人，除开少数原政府官员有一些积蓄外，绝大多数学生都身无分文。他们前期逃亡的费用多为香港等地市民学生的捐款。出去后得到美国等西方政府的少量资助。云飞扬既然要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黄雀计划外逃，自然不应该携带两千美元的巨款。所以为了不为今后工作制造隐患，组织决定云飞扬当时身上只携带了四百元人民币。虽说，组织上已经制定相关的帮助计划，但是那是万不得已时，也就是云飞扬无法解决立足才可以动用的。对于一个好的情报员，云飞扬知道，一到对象国就想着联系组织获得资助是后患无穷的。他决定自己解决立足问题。很快他获得了华盛顿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全额奖学金。

    由于都是晚上授课，他白天在华盛顿大学附近的冰汽淋小卖部某了个临时工，一年下来不但拿到了文凭，还积蓄了好几千美金。那时他几乎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北京汇报，"立足问题解决啦！"以他现在的学业有成，英语流利，他是不难找到工作的。北京发回的消息对他在一年内已经能够自立表示肯定。根据北京国家安全部的记录，派遣的情报员立足往往是个大问题，有些老情报员在外面生活了多少年还吵嚷着立足未稳。一年之内靠自己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情报员近年已经少见了。

    北京一并发来的指示表明，云飞扬该进行下一步了。解决"身份"问题。对于到美国的情报员，一般指两个方面，一是绿卡身份。国家安全部鼓励情报员尽快获得绿卡，并在等待期后马上加入美国国籍。二是掩护身份。也就是职业。对于解决绿卡，云飞扬几乎没有操心，只是感到有些伤心。那些六四前已经在美国的四万多学生很快联合起来劫持了六四后逃亡到美国的学生的斗争目标，很快天安门广场上大遍大遍鲜血变成了他们手中一张张绿色的小卡。

    在掩护身份上，云飞扬得操一番心。北京的指示很明确，目标：美国国务院系统。要知道云飞扬当时从共产党中国出来不到两年，绿卡才拿到不到半年，更不用说美国公民身份。这在以前要申请政府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北京国家安全部总部却发出了这样的指示。后来云飞扬回想起来才不得不承认，国家安全部确实有一批杰出人才，他们已经看准六四后逃亡学生得到美国这个自称民主龙头老大的同情和认可，所以对他们没有象对待以前留学生那样公开怀疑和暗中刁难。

    云飞扬把申请战战兢兢交上去不久，就获得国务院东亚司聘请，开始从事公开资料翻译和整理工作。云飞扬不久后获知，美国在1989年六四和接下来的苏联东欧解体后，开始把战略中心转移到亚洲，并且为了配合当时老总统制定的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大战略，不但国务院系统，甚至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都急速扩大对中国的人力编制和追加财政拨款。当时在对美国新老华侨都普遍存在不信任的情况下，美国内部高层决定在这些和中共有深仇大恨的流亡学生中招聘。云飞扬在后来吸收情报员时还发现，有些学生一到美国还在等待绿卡时就被允许参加了美国军队，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接下来，云飞扬不需要北京指示也知道该作什么。中国国家安全部1988年才公布的情报人员手册写得清清楚楚(此情报手册后来被1995年情报工作十三条代替)："钻深爬高"。那自然是要求情报员在有身份职业后，积极表现，争取获得提升或者创造到其他更加敏感部门工作的机会。这一点确实是北京国家安全部无论如何无法帮忙的。作为一名专业情报人员，即要时刻记住自己的情报员身份和自己的使命，又要搞好掩护身份的工作，殊为不易。云飞扬把当时投入国家安全工作的热情重新点燃，投入到美国国务院东亚司的工作。他早起晚归，加班加点，把翻译工作做到最好。后来他通过北京的途径在一些翻译工作中加入"自己的"分析，很快引起负责东亚的国务卿助理的注意。他被调配到翻译兼分析小组，算是小小提升了一级。不久对中国事物的娴熟使得他又一次移动办公室，这次被调派负责起草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主要供副国务卿和国务卿参考。云飞扬觉得好笑的是，这三次地位的上升几乎都伴随楼层的上升，先是在老行政大楼的一楼，后来搬到二楼，成为笔杆子后则搬到新国务院大楼的五楼。现在云飞扬已经上升到七楼，成为国务院多位起草对白宫报告的一员。他心中清楚，这已经是他这种华人可以在这个楼里上升的最高层。他已经无法钻深爬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