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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才”林彪9.13系列之二】来自外星球的电话
林彪的256号专机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2:25分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西北60公里处的苏布拉嘎盆地。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曝尸荒野,9月16日中午才由中国驻蒙古使馆的许文益、孙一先等在蒙古士兵的帮助下,安葬于现场西侧一处的高地。
在事故现场的勘察中,编号为9的遗体为专机驾驶员潘景寅。
―――――――――――――――――――――――――――――――――――― ◎ 《在大漠那边》(孙一先),第二十二章 惟一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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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个子高大,体格魁梧。衣服全烧光,只剩腰间皮带。仰面朝天,两
臂上伸过头顶,手心朝前,似举手投降状。皮肤烧灼很重,两手掌及手指均烧焦。
面部嘴以上焦泡连连,糊成一片,分不清鼻子和眼。头发全烧焦,但未露头骨。胸
部左右锁骨上下,各有一大片皮肤绽裂。腹侧及两腿也有串串焦泡。两腿叉开,左
腿挺直,右腿弯曲,脚跟蹬地,像是要挣扎着站起来。看来死前似非常痛苦而折腾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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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装入棺木的过程中,潘景寅因为“身躯高大而两手上举,装进棺材不能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司长看看许大使,许大使痛苦地点了点头。只听喀吱喀吱的骨折声,入耳森然。……”不才阅至此处,亦默认无语。
潘是专机驾驶员,与不才一样,属于“专业技术人员”,吃的是技术饭,干的是力气活,不靠趋炎附势、投机取巧为生;所以尽量远离是非、一心做好本职工作。潘的本职工作就是听从安排、驾驶飞机。潘同时还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才没有当过兵,不知道中国军人条例中有没有,在特殊情况下,如向民众开枪,或判断上级要叛国投敌等,军人可以违抗上级命令。不才估计是没有的。所以,潘作为军人,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任何情况下不得违抗,是他的唯一选择。
潘克尽职守、以身殉职,因此承担了极其悲惨的个人命运。913事件后被定性为“反革命”,妻子受牵连被关进监狱,一家老小生活无着。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要守条例、按规章,相信上级,相信党,相信政府,所有这些,前面加一个“不”字就对了。
潘景寅一家几十年的不幸遭遇,与一个神秘的电话有关。
据康庭梓回忆,256号三叉戟从北京飞到北戴河,机长潘景寅照例以机组会结束一天的工作。对于第二天的安排,潘宣布:“明天6点钟起床,6点半吃饭,然后早些到机场准备飞机。现在时间不早了,抓紧休息。”康庭梓“看一看手表,时间指在22时40分。”在此之前,机组的一切活动,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无丝毫异常。
从22:40开始,在康庭梓所在的山海关机场,以及近在咫尺避暑胜地北戴河、首都北京,乃至遥远的上海、南京、广州……,整个夜色笼罩的中国广袤大地上,一组精心设计的机括猝然发动,一股积蓄已久戾气森然暴起。一只无形的巨手又开始收紧早已布置的罗网,一群张牙舞爪的嗜血魔兽开始聚集等待新的筵宴。人们又一次被驱赶到互相杀戮、互相虐待的刑场,呀,多少人头准备落地、多少家庭准备破碎、多少骨肉准备离散、多少眼泪准备流淌。9月13日子夜,随着时间分、秒的流逝,局面变得越来越紧急、越来越诡异。
毫无准备的潘景寅被几股的力量交织簇拥,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并被身不由己地推到了最前沿,注定要成为这场最关键、最激烈、最复杂、最神秘的前哨战的牺牲品。潘景寅在一根细细的电话线旁边,度过他生命最惶恐不安的几个小时,接到了来自不同部门、不同级别的人的各式各样、相互矛盾的指令。最后一条指令来自一股最神秘、最强大的力量,令他义无反顾地走向了他的宿命,成为一个游荡在异国他乡、荒郊野外的野鬼。
第一个电话,22:50左右,是胡萍从西郊机场打来的,询问为什么把康庭梓调到山海关去了。潘接了电话之后,去康庭梓的门口问还有没有其他可以飞三叉戟的人。这时康庭梓刚准备睡下。答完后,就躺下睡了。(《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康庭梓);这个电话是正常的业务电话,没什么。
第二个电话,23:00左右,胡萍。胡萍把刚刚与吴法宪通话的情况全部告诉潘,对潘景寅说,”吴法宪打电话给你,你就说三叉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去是你们自己安排训练的,我并不知这个事,如果他再问你训练为什么现在还不回来,你就说飞机有点毛病,所以还没有回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罪名考释》余汝信);这个电话开始让事情变得不太正常,明显让潘景寅背黑锅的意思,但只要锅不是太大、太黑,背就背了!潘景寅爽快地答应了。呵呵,为什么搞技术人往往喜欢义无反顾地把黑锅背到自己背上?
第三个电话,23:10左右,胡萍。没过多久,因为吴法宪接到总理指示,要求胡萍向潘景寅传达,所以胡萍又给潘打了电话,“把吴法宪传达给我【指胡萍,不才注】的关于总理的二条指示都给潘景寅作了交代”。 这二条指示是:第一条指示,就是这飞机没有命令任何人不准动,第二条是这架飞机今天晚上准备飞回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罪名考释》余汝信);这个电话等于正式通知潘景寅此次专机任务取消了。胡萍是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专机师的原师长,现任党委书记,“是专机师最高行政领导”(《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康庭梓)。此次任务原本就是他下达的,现在由他通知取消,也符合程序。但在不到半个小时内连续三个电话以及如此突然而重大的改变,肯定让潘景寅有所警觉,脑袋里冒出一串问号。
第四个电话,23:40,李作鹏(海军第一政委)。这个电话不是直接打给潘景寅的,是打给机场调度室的,传达周总理的命令:“停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个人一起下的命令才能飞行。”(《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李德生)。潘景寅因为胡萍在第三个电话里让他待命,可能要当晚飞回北京,所以一直呆在调度室里。康庭梓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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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康庭梓)
当晚,潘景寅在为他单独安排的房间里只呆了不足5分种。除了开机组会之外,他基本上就在调度室主任的房间。除了接听电话外,就和当晚同机到山海关的程洪珍聊天。他们谈一些三叉戟飞机性能方面的问题。在调度室主任的桌子上有3部电话机,其中一部是红色的,一部是山海关机场内部的。按规定,红机电话都是直接与重要人物联系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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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室接到李作鹏电话的时候,潘景寅就在旁边,他不会不知道。就算他不在,调度室也会向他传达。这个电话从另一个渠道向潘景寅证实了,256号不能飞了。这个电话是李作鹏亲自打的。海军第一政委亲自打电话给一个机场传达命令,而且命令里面的名字分别是中国海、陆、空三军的最高首长和总理周恩来。这种破天荒的事情不仅潘景寅一生从未遇到过,新中国历史上也从未有过。
列宁同志说:“怎么办”?
这种时候,上上之策是迅速脱离是非之地。象李文普同志那样,先向自己的胳膊打一枪,然后找一个东西跳下来。有车跳车、有飞机跳飞机,什么都没有就滚楼梯。缺胳膊断腿,踩不了油门,往医院里面一躺,你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去吧。虽有皮肉之苦,却无性命之虞。可惜,搞技术的就是搞技术的。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潘景寅虽然惶恐无比、紧张万分,但并没有擅离职守,依然守候在调度室里,以无比生动的事例展现了林彪同志在部队广泛开展学毛选、提倡三八作风、狠抓政治思想工作(简称讲学习、讲正气、讲政治)三讲活动的丰硕成果。
第五个电话,0:01;“北戴河8341部队宋定忠通过专线给李海彬打电话说:“有小轿车去山海关机场了,车到了别让它走,要卡住。” 李不认识宋,同潘景寅、程洪珍商量怎么办。(《九一三事件谜中之谜》舒 云);这时林彪一伙的红旗防弹轿车,由司机杨振刚驾驶在黑夜中正以100公里的高速向机场驶来。潘景寅是否知道车上有什么人呢?应该是不知道。
第六个电话,0:02;空军调度室打给潘景寅的。“这时,北京又来电话找潘景寅。潘景寅接过电话,对李海彬说,谁要问这架飞机来干什么,就说是训练。问什么时候回北京?就说有故障。李海彬说,空军调度室问了好几遍,这架飞机什么时候回北京?潘景寅气冲冲地说,老问干什么呀?就说还没有走!”这个电话只在舒云的《九一三事件谜中之谜》有记载,也许不是十分确凿,但无关大局。
第七个电话,0:03;是刚刚从空军大院赶到西郊机场的空军司令吴法宪亲自打给潘景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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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罪名考释》(余汝信)
“这个时候,他觉得问题有点不大对头,他就跟总理说,我要到西郊机场去直接地再查查这件事情,看看这个究竟是什么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就到了西郊机场,这个时候大概十二点多了,十二点多到那里看,胡萍还没有回三零一医院,就在西郊机场的一个候机室,当时跟他一块谈话的,还有三十四师的一个参谋长,他们两个人在那里谈话,看见吴法宪去了,那个参谋长就走了,那个吴法宪就问那个胡萍,调飞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说的呢,还是跟头一次在电话里说的一样。
“吴法宪就要张叔良(原注:吴秘书),就是给他带去的那个秘书,他说你跟潘景寅打通电话,我要跟他讲话,吴法宪就告诉潘景寅,他说这架飞机呀,先不要起飞,潘景寅说好,吴法宪就把跟潘景寅谈话的情况,就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说,现在叶群跟林立果已经带着林彪坐了一辆车,已经要到北戴河去了,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一个警卫人员。吴法宪一听觉得事情比较严重了,但是他估计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大概还有个把小时的路程,所以他又找潘景寅,但是这个时候潘景寅已经不回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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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景寅为什么不回话?因为就在吴法宪打完第一个电话之后、打第二个电话之前,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潘景寅接到了那个无比神秘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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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康庭梓)
午夜,时间刚刚进入9月13日,潘景寅接到了一个电话后,马上让调度室主任打电话通知海军场站要加油车。零时零5分,潘景寅走出调度室,把睡在第三个房间的3位机械师叫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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