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才文集：【“不才”林彪9.13系列之三】从四人联合命令看周恩来的政治智慧

李作鹏9月12日晚上在海军大院，周恩来给他打电话，让他通知山海关海军机场。这个关于三叉戟的电话是李作鹏、李作鹏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记录的，核对后，还特意给周恩来复诵了一遍。复诵时用的是李作鹏夫人董其采的记录稿，周恩来肯定地回答对，传达也是按这个记录稿。以后审理“两案”时说李作鹏说一人让起飞就起飞，而李作鹏坚持说他说的是四人让起飞才起飞，他没有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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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造成这种各执一词、夹缠不清的局面，是由这个联合命令本身造成的。从组织管理学的角度看，这个联合命令是一个非常stupid的指令，可操作性几乎为零；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主体不明确

根据组织管理学理论，任何有效的指令应该包含一个明确的主体，也就是指令的发布者。如，林彪在东北的军令都以“东总”为主体；彭德怀在朝鲜的军令以“志司”为主体；现在的政府文件一般冠以“国务院号令”。

首先，主体代表了指令的重要程度和优先次序。各级部员曹吏十分精于此道，脑袋里都有一个精妙无比的Hash Table。一般而言，xx党办、xx院办、xx人事部的文件基本能唤醒部分或全部的休眠电路，给昏昏欲睡的肉体立刻注入十二分的精神。而信访办、民政局、计生委的文件往往被立刻扔进废纸篓。

其次，主体是信息反馈的目的地。一些最起码的信息，如指令是否收到、能否如期完成以及完成的结果等应该反馈回主体。也有一些特例，如情书的受体，一般不会主动反馈信息给主体，不过也非完全无迹可寻。

情窦初开的少年，很难像不才这种粗货，眼里冒出火来，开口便直接求欢。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偷偷地送出去一封信儿。心里又是期盼，又是惶恐，难免口干舌燥、坐立不安，还不忘悄悄儿地拿眼睛扫描梦中情人。几天下来毫无动静，不免长嘘短叹，想起邮政编码写得潦草，怕被粗心的邮递员把信送到了别处。

忽一日，刚把眼照过去，一双美目轻轻地迎了上来……少年四肢百骸俱失了力气，正待欣喜若狂之际，MM的嘴角不经意地往下撇了一撇，一对眼球变了白色，辫子一甩断了少年的风流美梦，从此把时间用来狠命读书。这种交流虽无片言只语，却在瞬时传送了超过几个GB的数据，把信息准确无误地反馈给了主体，造就了一个未来的栋梁之材，生动地反映了信息反馈的重要性。

有些重要的指令还需要执行者反馈指令接收的时间、接收人、流经渠道。有的指令需要向主体核对，确认无误后才能执行。如果指令需要多方配合执行，还需与主体进行同步和协调。

总之，指令的主体是不可缺省的。那么，这个“四人联合禁飞令”的主体是什么呢？国务院？国防部？政治局？中央文革? 都不是！！可以说，这个禁飞令根本就没有一个明确的主体。

这也就是为什么山海关机场在飞机快要起飞时，打电话问李作鹏怎么办。李作鹏即不知道飞机上有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让飞，只能回答说向总理汇报。其实，李作鹏的回答也不正确，标准答案应该是分别向四位首长汇报，待四位首长取得新的一致意见再行行动，联合命令嘛。

不才发现，即使到现在，中国高层领导的MBA素质还是欠缺的，有待进一步提高。不才有心回国开设组织管理学课程，有路子的朋友请帮忙疏通一下，有50％的提成。不才要求不高，年薪十万足矣，美元、英镑皆可，不是日元就行。其中一半奉送，按月结清，银货两讫、童叟无欺…………。

二、受体不明确

指令应该明文指出执行单位或个人，也就是指令的受体。目的有二，授权、定责。执行者可以凭指令去调用相关的资源，不致相互推诿，延误时机。无授权者不负责，是管理学一条基本原则。

这个“四人联合禁飞令”的受体是谁呢？命令中没有明确说明。周恩来让李作鹏打电话通知山海关机场，看样子受体应该是机场。最后飞机没有拦住，应该首先追究机场的责任，如果有连带责任，再追究其他人的连带责任。从官方的记录来看，放跑256号三叉戟，完全是机场的责任，因为没有任何人命令放飞，“其中一个”也好，“四人同时”也好，命令根本没有执行。有命令不执行，当然是机场的责任。

机场无责任的情况只有一种。即李作鹏篡改命令，而且有人命令放飞。根据舒云的记载，机场事后被证明没有责任。那么，命令放飞的人是谁呢？为什么没有被追究责任呢？呵呵，事情好像不简单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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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谜中之谜》（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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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有关责任者都被关起来，没挡住飞机，谁知道会按个什么罪名。经过询问，包括站长、政委、副站长、参谋长和从加油车溜掉的两个干部以及刘三儿，都没受到处分。

　　站长潘浩转业到青岛仓口区任副区长。

　　政委史岳龙和副站长赵雅辉在部队离休。

　　参谋长佟玉春转业到北戴河。

　　从车上溜下来的科长提升为处长，助理员转业到了地方。

　　刘三儿因为神经受了刺激，服役期满后由部队出面联系了工作，从农村进了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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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总理并不是没有直接指挥机场的渠道，若真的想阻拦飞机，不必舍近求远，增加一个中间环节。或者，总理命令李作鹏全权负责阻拦飞机的任务，9.13也会是另一种结果。总理给李作鹏打电话，仅仅是让李传达命令，最后李作鹏当了牺牲品，而另一个真正下命令放跑飞机的人却没有追究，难道不是“林冲误入白虎堂”的现代翻版？

三、目标不明确

指令的目标应该明确，无二义性。

在辽沈战役中，“东总”命令八纵封锁机场。锦州有2个机场，八纵段苏权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整哪一个，被国民党趁机抢运了2个团进锦州，增加了攻锦难度，差点动摇了林彪的战略决心，给老毛发电报要回师打长春。老毛在吊唁罗帅时重提起此事：“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是大问题”！！这就是命令有二义性的严重后果。

“停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个人一起下的命令才能飞行” 。从字面上看，“动飞机”、“飞行”都是飞行员的事情，机场不可能动飞机，更不可能飞行。所以这条禁飞令像对飞行员，不像是对机场的。如果对机场，应该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飞机飞行”。机场收到这样一个含混不清的命令，自然是不明就里，不敢轻举妄动。

四、执行方式不明确

必要时，指令中应包含执行方式。

在林彪的命令中，经常有“……命令你部以快速、隐蔽的方式到达……”，“……采用涉渡的方式……”，或“采用连续爆破的方式……”。

机场的日常工作是保障飞行，而不是阻拦飞行。对于执行者不熟悉的业务，指令中应该明确指示采用何种措施。像禁飞、禁空，可采取集中飞行员、派武装人员看守飞机、抽空飞机燃油、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等措施。实际在9.13后全国紧急战备时，这些措施全用上了。所以呢，并不是总理不懂，而是……

五、没有意外处理

有效的指令应该包含对意外情况的处理。

有很多指令正是因为只有IF 没有ELSE 而成为一纸空文。比如，1954年中国第一部宪法在少奇同志主持下庄严颁布，其中有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条款，但没有制定任何一项相关的法律条款，确定侵犯人身自由该当何罪，当然就是无罪。少奇同志被红卫兵殴打揪斗时，突然想起还有一项法宝，慌忙捧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定睛一看，当初只写了IF，眼下能救性命的ELSE偏偏没写，顿时泻了，“这他x的是谁的编程风格……”。

中国计划生育工作早期是比较温文尔雅的。只有一条IF 语句：

IF “计划生育” THEN “光荣！！”

Debug的结果，娃越生越多；加一条 ELSE ：

IF “计划生育” THEN “光荣！！” ELSE “一人超生，全家结扎！！！”

效果就不一样了。“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等中文字很快就会真的“光荣”了。

中国人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有编程风格的问题。需要的时候，ELSE 海了去了，一张光盘都装不下。一条“生活作风”能导致双开，一个“恶毒攻击”能置人死地，一条“现反”能株连九族……

恩来同志的“四人联合禁飞令”只有IF ，没有ELSE ，执行到“飞机强行起飞”，自然就SUSPEND了。

综上所述，放跑256号三叉戟的主要原因，是“四人联合禁飞令”本身拙劣无比、可操作性为零，完全没有起作用导致的。事情真是这样吗？

事情真是这样吗？？？？？？？？？？？？？？

如果总理真是如此的不堪，怎会历经党内十一次路线斗争（含林彪死后“评法批儒，评水浒、批投降派”）的惊涛骇浪不倒，逼老毛使出下三滥手段才从生理上险胜；死后哀荣备至，被全国各族人民奉为圣人？

不才苦苦思索……………………

电线杆撞了几柱柱，白头发添了几根根……终于，在一棵B+树下，证得葡萄正果，开启了菠萝智慧：难道林彪的安危是安危，总理的安危就不是安危了？

1971年初，周恩来特意带着李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北戴河，劝说林彪参加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结果当即被林彪拒绝。毛听完汇报后大怒，当面指着黄、吴、李、邱疾言厉色地斥责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总理听在耳里，记在心上。林彪使小性子与四大金刚何干？四大金刚没日没夜地检讨，已是狼狈不堪，老毛还不放过，迁怒于人。如此蛮横狠毒，总理岂能不心惊肉跳？总理与老毛共事几十年，何曾被老毛真正信任过？何曾离开过悬崖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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