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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灾民任不寐----兼敬告少数基督徒
文化灾民任不寐
----兼敬告少数基督徒
任不寐君：
拙文《任不寐批判之一：道德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发表后，你写给我并要我代为公开的大函（附），我已遵嘱转发多时。你已给我写了两封公开信了，有几个问题，容我也公开复函阐明一下。
一
首先，朋友二字，不提也罢。此前出于对你当年的一些文字的尊重，我确是把你当作朋友看待的。但现在我发现对你高估了。你太“聪明”“脆弱”女性化，不适合与我为友。
儒基对话，是你邀我的，为此贴出了一封致我的公开信并附大作《道成肉身与肉身成道》。虽然后来“已告先生所批文章乃多年前旧作，已告知非专为对话而写。公开致信也非挑战，乃是殷勤问候。”但你前一封公开信也说过，“把以前关于儒学的一些浅见发给你，作为我们进一步对话的基础。”在“进一步对话”之前，我先砸一下你提供的“基础”，有何不可？
我砸大作的小砖尚未峻工呢，你又说暂时不能公开回应。我说无妨，可以等。当我发出《道德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文后，你说时机不对，要我公开大函《复我的朋友东海一枭》。我表示《任不寐批判系列》不会再写下去了，你马上又说“可以在我的网站上开辟专门的战场”云云。我说不敢了老兄。你弱不经风太没出息，如再讨论下去，会更受不了的。
本来，怕你经受不起，确不想再批你，留点交情在。但又想，何必再为你的心灵脆弱考虑太周到，象对新娘子或豆腐人似的费心“照顾”你的情绪？人要凭内在真气而不能纯靠表层“客气”活着。你迟早总是要长大的。鸡毛何琐琐，鹰翅自恢恢，在你长大“成人”之前，还是相忘于江湖的好。
那样也便于我放开来批你。牟宗三曾发明“良知坎陷”说，以为要发展民主和科学,必须将道德心暂时陷落，也就是让“智”暂时从“仁”中脱离，以启发、成就纯粹的知性，从而开出科学的学术与民主的政治（老枭对“良知坎陷说”颇不以为然。因为儒家外王之学本来就是关于文物典章制度的建设、改良和创新的学说，大同之学与现代民主更是遥相呼应、精神暗通。要开出民主政治，只需要重扬外王与大同之学，用不着坎陷良知。兹不详论）。
老枭现在针对你发明“友情坎陷说”：为了开展思想义理的争鸣,只好将一般性交情暂时陷落，也就是让“情”暂时从“理”中脱离，以彰明、成就“纯粹的真理”，顺便把你创制的文化灾民的帽子给你戴上，哈哈哈。若有不服，欢迎放马一搏-----那或许多少还能找回一点当年我心目中的任不寐风采。自入洋教后，那种“万山冰雪，万家酣梦，斯人不寐”、“笔弘人间真善，剑啸网上江湖”的豪气英风，哪里去了？
世人常将公斗私斗混为一谈，将思想、义理之争视为个人或“圈子”之间的意气恩怨之争。本来以为你当与我一样“自重身份”，不会落入这样的“俗套”。我还奢望我们的和儒基对话不仅有助于“共同接近真相”，而且还有助于增进双方的了解呢。别的学者怕丢面子希望我手下留情，可以理解，你亦如此卑俗，被我一句“任文粗览一过，感觉问题不少，正如不寐兄自己所言，‘热烈的信仰状态影响对儒学批评的公正’”就吓得“花容失色”逃避不迭了，倒颇出乎我意料。你也是靠“面子”吃饭的？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为古之学者是为了自己成德得道而学习，今之学者则是为了他人的赞美、世俗的荣名而学习。当今中国的“今之学者”，更是把知识学问当作了口头禅敲门砖，所学与所行完全脱钩，文章与道德严重脱节，只可遥看，不可近观，只可读其文，不可近其人。看来你也不例外。就这么屁大一点事情，出尔反尔患得患失，累不累？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读了我“批文”后的狐疑狼猜，测我“别有用心”，才真令我有些痛心有些讨厌，还有些为你害羞！“你我知己，我至知汝”乎哉？
二
你出国之后，江湖上对你嘲贬纷纭，但我认为“小德出入”，无伤大节，无伤人格（我说无伤就是无伤，不含一点讥笑。我自己就从不拘什么小节，且以犯犯美丽的错误为荣。现在还后悔犯得少了呢），对你只有刻意维护，绝无一句微辞。对涉及同道隐私和品德的非议素不乐闻，也一再警示圈里朋友，不要参与到个人间是非恩怨的议论争斗中去。某君背后讥嘲我，友人为我不平，愤然相告，我止之勿言，这你知道。何况对你？这次“批”你，完全是针对你的文章，没有任何别的用意。
耿介为文焉媚俗？公平论事岂违心！我一向待人以诚，一切“唯心”，一切唯真，一切文字都是发自内心的。批你就是批你，批什么就是批什么，意到言到，一气呵成，一般稿成即发，哪会想那么多，哪有什么“言外之意”“一石三鸟”？怎么可能借机此讨好某君？我对某君的文化批判比对你严厉多了。我还不得不说，仅论胸怀气度，你远远不如。
我是怕得罪什么人什么势力的人吗？我得罪的人和组织和势力还少吗？“东海”大肚能容海纳百川，却不为各门各派所喜，就是因为我不会讨好任何人任何势力，不愿在政治、文化等层面放弃自己的原则。推祟儒家，不受自由门欢迎；推祟民主，为共产党所不容，也为国内儒家圈所排斥。这是人所尽知的。
别人看余杰之流似乎左右逢源，在我这样的大智慧者看来，他们的“术”还没入门。我若弃大道而玩起小术来，长袖一舞，那才“风华绝代”呢----那就不仅是不受人欺的“老江湖”而很可能成为“专门玩人”的老魔头了。儒家以仁义为基的智慧和佛家的大般若智与小术小谋小聪明是截然不同的。古人云，仁者无敌。这不仅指爱心能够感人，还有勇足以拒敌，智足以周身。但如以智勇欺人，以小术玩世，就有违于仁道了。很多事和“术”于我而言，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不屑也。一些东西在别人眼里“好得不得了”，在我看来不过小菜一碟或鸡肋一根。连“有关部门”都知道，涉及原则问题，老枭是不会妥协的。他们与我道不同，对我的品德为人倒有起码的了解和基本的尊重。你妄加我以侮辱性的猜测，侮辱的恰是你自己。
我对余王拒郭大加怒斥，对独立笔会则略予维护，皆符合儒家义理，只为自由大义。我斥余王却愿不介入一些观点路线有异而引起的争论，这不是折衷主义，更不存在你所说的逻辑问题。前者（余王拒郭）是付诸行动的劣行，后者仅局限于笔头之争，纵有不够正常和健康之表现，毕竟不是行为而属于言论，且是个人言论。亏我还劝过你：有些事中庸一点好（不是折中主义），要站高远些看，不要如阳明所言"顺躯売起念"，为习性所驱，不然，受伤的将是自由事业和自已的形象。
三
许多人喜欢把人往“小”里看，往“小”里度，我想，这与崇奉西学信仰基教、主张或相信性恶论有关（详另文《一言性恶真成谬-----浅谈性恶论的肤浅、流弊及其对民主事业的危害》）
四
上面有感而发，发得太远，并非针对你，但相信对你会有所启发。现在收归正传。你的公开信言不由衷又“绵里藏针”，说什么“另外原因不好明言，乃因略仔细翻阅大作，更觉暂时无对话必要。”、“恕我直言，目前兄所谈所谓儒学，实是意气与皮毛一色，游戏与摘句齐飞，未可不“道德自律”也。”诸如此类，这就很有些阿Q和阴险的味道，足以衬出你其它一些话语的叶公式虚伪了，也可见你前函及以前一些文字对我的“赞美”毫无诚意。本来，朋友二字是很美好的，意味着真诚和信任，可你“我的朋友东海一枭”的称呼，却令我起鸡皮疙瘩。
你我民主路同而文化道异，争一争是好事。但泛泛而斥，甚是无谓。如果试图以这种“暗箭”要回面子，那就太缺乏思想真诚了。之前"批文"对你是非常抬举大给面子（比对刘晓波客气呢，呵呵），但我不准备继续维护你的面子。直说吧，你对儒学的批判充斥着莫须有和上纲上线的误读歪解，大作《道成肉身与肉身成道》中错误多得令我诧异，没有一节是实事求是站得住脚的，尤其关于“圣人”和道德的论述全是想当然的“昏话”。
关于“圣人”，不同学派、同一学派的不同学者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儒道两派对圣人的定义就不一致。道家圣人逍遥世外、超越性高，儒家圣人入世心热、现实性强。你文中将儒道两家的圣人混为一谈----这也是反儒派的通病。儒家之道有常，老子这句“圣人无常心”就非儒家思想。下一句“以百姓心为心”（想为民所想）及庄子之“以德分人”（有德不居，让德于人），虽道家观念，与儒家倒不相悖。儒道两家同宗易经，时有相通也不奇怪，但具体言论要具体分析，象你这样乱引儒经道书关于圣人的评述而煮成一锅，学术态度是极不严肃的。
圣人不是宗教性的境界，而是哲学性的境界。在孔子那里，圣人是人伦之至，即最高的人格理想，具有最高的道德和最高的智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这样的人格理想非常人所能达到。他自己自述生平，以圣人为道德目标，为之不厌，诲人不倦，但从不以圣人自居，而是说，“若圣与人，则吾岂敢”！
儒者内则致力于主体道德的培养，外则热衷于王道政治的追求，但并非志在自已“有国”而是志在生命“有德”、政治“有道”。严酷的历史事实是“王”者行霸道而无德，道德高尚者又不得志。《大戴礼》曰：“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星辰不孛。”表达的是一种圣人当政的希望。“以德分人”的目标指向是内心的满足而非外在的尊荣。况即已“以德分人”，又怎么会志在“圣人有国”？
以德自居、以德临人才是不道德的。通过否定他人、贬压他人根本无法“完成道德自义”，儒家道德也不是用来自义的。孔子弟子们“各言尔志”，在孔门中称“德行”第一的颜回以“愿无伐善，无施劳”相答（《论语公冶》）。无伐善，即不夸己能、不扬己功，无施劳，即不以劳苦之事加于民。
王阳明弟子王龙溪说过一句话，至今听来依然如雷贯耳：众人和应，君子异应，圣人敌应。翻译成现代语，就是：庸众说顺话，君子发异议，圣人唱反调。这样的圣人，已很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味道了。在豺狼当道立、恶政猛于虎的今日中国，胆敢“异应”统治者、“敌应”假恶丑、与中共唱反调者，何愧于圣人之称？
你对儒家的错乱理解中充满了一种基督徒的傲慢。这种傲慢贯穿全文，触目可见。如胡说什么“圣人者，省时度势的文化灾民而已”，这才真“是狂妄无极的昏话”，且把省时度势也理解错了。
儒家强调仁智勇三者俱全，省时度势，在原则不变的前提下通权达变，乃处事处世之大智慧的表现（但这个智慧不能伤勇、更不能悖仁。此智慧之所以大也），形势不同，策略亦异。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圣人救世之仁德，但圣人不是一意孤行一味蛮干的蛮夫。“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各因时而立政”（《程伊川《春秋传•序》），乃是圣人应时达变之大智，故孔子有“圣之时者”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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