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东海草堂开讲：当然爱国，却不主义

什么好东西如果变成“主义”，常会变味变质出问题。例如，社会、集体、国家、民族、道德、平均、实用、机会都是好东西，一旦上升为“主义”，往往就登上了唯我独尊、唯此为大的神坛，最后走向了反面，如社会主义造祸社会、国家主义遗害国家（当然也有例外，如民主自由人道，主不主义，都是好的）。难怪有人说，这世上的事情，怕就怕“主义”二字,好东西都让“主义”给搞糟了。

爱国也是如此，一与主义结合，远离了爱旨，变成了祸根。所以西儒约翰逊曰：“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中说：“在尼古拉的统治下，爱国主义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董桥《语言小品录》又引三十年代美国以煽情著称的一报业大亨语：“政客为了保住权位可以无所不干--甚至不惜变成一个爱国主义者。”

有人认为儒家有爱国主义传统，实乃大谬。儒家的眼光很开阔，心胸很广大，儒家重民生，是民本主义及古典人道主义者，认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同时儒家求和谐，崇中庸，讲包容，倡大同，乃天下主义者。民族、国家是部分人的，天下则是全人类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及爱国主义是民族、国家至上，天下主义则是文明至上，是对整个人类的认同。李慎之先生指出，“国不过是指政权，而天下是指文化”，天下主义就是文化主义。儒家严华夷之辨，其标准却非血统、民族或国度之别而是文明的程度。

儒家倡仁爱，亲亲仁民爱物，当然也爱国。如果出仕，应先仕于“祖国”，以明亲疏之分；如果道不能行，迫不得已而离去，则“迟迟吾行”，以体现故国之恋。孟子曰：“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一样是离国而去，离开其它国家时“接浙而行”。朱熹注：“接，犹承也。淅，渍米水也。渍米将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淘了米没等煮就走了，喻行色匆忙；离开父母之邦鲁国则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头。

但原儒的爱国却是有分寸有限度合情合理灵活自如的，合则留，不合则去，一点也不“主义”。国家在原儒心目中的份量，虽比君重，却比民轻。原儒们不是以君、以国为本而是以民为本，个人去留出处，皆从民生、天下和仁道的角度考虑。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林立。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十分开放。原儒到处游说各国君主，奋力推销仁政王道。孔子在祖国鲁国不得志，周游列国，哪一个国君愿用他，就在哪一个国家为官。孔子的弟子们及诸子百家的大腕们也都是那样做的。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坚信自已思想和理想，努力学习，誓死坚持正道并使之完善。不入危险之国，不住混乱之境。政治清平，就出来做官；社会黑暗，就隐居不出。政治清平，自己贫穷卑贱，是耻辱；社会黑暗，自己发财做官，也是耻辱。“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是指其他国家而言；“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是就天下而言。

有学者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是推卸个体责任的犬儒化生存方式，差矣，岂有犬儒而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乎？孔子之学以经世为本，以仕为行道之具，学和仕绝非为一己富贵，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勉强。如果环境无可为、政治太黑暗、没有行道机会时，则不妨隐居以待时。虽然孔子把“杀身成仁”作为最高道德，但并不主张轻身犯险，作无意义的牺牲。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朝政日非，纣王的庶兄微之，三谏不听，拂袖而去；纣王的叔父箕子，屡谏不纳，佯狂为奴以避祸；纣王的另一个叔父比干，一谏再谏，被剖心而死。三人都得到了孔子的赞许，称“殷有三仁焉”。遇上暴君，皇亲国戚，弃君去国亦符合“仁”的标准，况其他臣子士人，况普通民众？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徒。”（《离娄下》）。可见爱不爱国，忠不忠君，完全可以视这个国家可不可爱、这个君值不值得忠而定。如政治黑暗君主无道，父母之邦也不妨离弃之，别谋出路。士亦没有必要吊死在一棵树上，何况普通民众呢？

2006-6-28东海一枭

首发2006、7.1《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