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历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分化，不论是从中国思想界的全体还是从“四五”一代人来说，作为中坚力量和处于中间立场的依然是改革开放和继续现代化的支持者。现代化的意识和理论是随着时代而不断进步的。21世纪初中国思想家对现代化的认识，已经大大不同于上个世纪30年代《申报月刊》发行“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或者70年代四届人大政府报告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喻希来在本书中指出：现代化在广义上是一种探索进程，其结果尚未充分展现，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解决其生态负担、就业结构的调整、社会一体化等问题，为此只有继续改革和创新。现代性可以分为“简单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简单现代性是由外部风险、福利国家、解放政治、自由民主、生产主义、福利依赖、预后关怀等概念组成；而反思现代性则是由人为风险、能动性政治、生活政治、对话民主、情感民主、生产率、积极福利、“二次机会”政治等概念组成。现代化也可以分为“追赶现代化”和“继续现代化”。发达国家目前处于继续现代化的阶段。21世纪的中国将在完成“追赶现代化”的基础上继续现代化。从现代化即全球一体化的意义上说，世界范围的继续现代化或曰“新现代化”阶段至少还要延续一二百年。

   “共同底线”说是秦晖提出的，本文所谓“共同底线论”则是在扩充推广其说基础上对“继续现代化”主流观点的一种概括。但概括恰当与否，完全由笔者负责。持现代化主流观点的中国思想家或在朝或在野：“四五”一代中有的已是大学、研究院的教授、研究员（如汪丁丁、徐友渔、朱学勤、孙立平、杨东平……），有的是身为作家、记者、自由撰稿人甚至企业家等非专业的思想探索者（如王小波、王力雄……）。这种情形好像又回到了五四时代。当时中国的思想家中，既有大学教授——胡适、周作人，也有自由撰稿人——（已被赶出北京大学的）陈独秀、（尚未担任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的）梁启超，还有兼为政府官僚和业余作家的鲁迅。笔者孤陋寡闻，对思想精英认识不多、了解不全，难免挂一漏万，以下的评析仅选择秦晖作为教授专家的代表、喻希来作为自由撰稿人的代表{15}.

   “共同底线论”包括三个层次的意思：共同价值，不同利益；共同目标，不同问题；共同底线，不同针对性。

   秦晖主张：弘扬“普世价值”，慎言“普世问题”。在世界各民族、各文明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已经进入一种“全球化”时，它们也迫切地需要一种“全球伦理”。所谓“全球伦理”，并不是指一种全球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指超越一切现存宗教的一种单一的、统一的宗教，更不是指用一种宗教来支配所有别的宗教，而只是指对一些最基本的价值、标准和态度的共识。在各种宗教之间本来就有一种共同之处，它可以成为一种全球伦理的基础──即一种关于有约束力的价值观、不可或缺的标准以及根本的道德态度的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被称为道德“金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去待别人”和被称为道德“银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其中最基本的两条。“银律”提供了自由的观念（反强制的观念），而“金律”提供了慈善的观念（利他的观念）。

   承认共同价值，不等于要否定个人、群体以及国家之间的不同利益以及争取各自正当利益的博弈和斗争。一群人喜欢吃桔子，一群人喜欢吃苹果，他们的价值不同，但也不存在利益冲突；如果他们都改为喜欢吃香蕉了，价值观一致了，反而会出现利益冲突——较多购买者的竞争会抬高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中国认同国际惯例，融入世界市场后，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利益上的摩擦和冲突反而比闭关锁国时更多、更频繁了，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从这里推不出自由、民主、博爱等普世价值具有“虚伪性”的结论，更不应导致抛弃普世价值而拥抱社会达尔文主义。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领域当然是存在的，这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不是价值观的冲突。任何权力都有越界的可能，关键在于有制约它的机制即民主机制。目前人类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已经找到了建立这种机制的方法，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而在国际领域确实还没有这种机制，所以我们需要捍卫国家利益，但这与在国家范围内消灭强权政治，实行公民政治，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秦晖还主张：“主义”可拿来，“问题”需土产，“理论”需自立。无论南方国家还是北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和平、发展、民主、公正、均富，最终实现全球多元一体化，这是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各国的发展水平不一，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因而所面临和有待解决的“真问题”也不同。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还是“前现代”的问题，我们还得为那些在西方从保守党到社会党都认同的基本价值而奋斗，这就是中国的基本现实，我们不能离开这个现实去空谈或搬用西方的什么主义。

   现在欧美“新左派”的理论模式相当现代化，以致于到了许多人都不知其所云的地步。由于他们面对的是已高度规范化了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作为这种体制的反对派，他们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似乎还不如马克思时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共产党宣言》出版的那个年代，欧洲多数国家政治上还是专制社会，经济上也没有自由到如今的程度，作为身处这样一种社会的反对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具有强烈的民主诉求，甚至也有自由个性的诉求，在这些方面可被我们所认同的东西很多。因为，马克思时代的社会民主党人所面对的问题与我们现在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接近，反而是当代西方“新左派”的问题意识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正面临着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没有先例的历史进程，因此科斯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对于解答“中国问题”作用有限。中国并不是在传统的私有制国家的基础上完善市场经济，而是在公共资产为主的基础上进入市场经济，因此对政府的要求与传统私有制国家的情形不同。由于中国是在公共资产高存量基础上、通过产权改革进入市场经济的，因此，除了要建立市场竞争的秩序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恰当的产权或交易权初始配置的问题。在这样的改革中，就不能仅仅要求政府是个少管闲事的政府，还必须要求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严格的委托代理交易机制。首先，政府要取得公众的授权来从事这种交易。其次，政府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只有在这两个条件下进行的产权改革，才是公正的改革，否则就很容易沦为看守者监守自盗。这种公众选择代理、监督交易的机制实际上就是政治民主制。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消极自由主义”也不完全适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哈耶克们的问题是捍卫（“保守”）自由，而非建立自由。哈耶克提醒人们“理性的自负”会导致陷入“通往奴役之路”，但这一提醒是以人们本来未受奴役为前提的。因此他的全部任务就在于告诉我们不能做什么什么事，否则我们将失去自由；但他却没有讲：我们应当做什么什么事，以便得到我们本来并未享有的自由。他只是说“通往奴役之路”万万走不得，却没有告诉我们“通往自由之路”究竟何在？“走出奴役之路”又哪里去寻？他的理论在两种情况下是极富意义的：第一种情况是身受奴役而不自知，甚至仍然陶醉在想入非非之中，而不知“自由”为何物。犹如在“文革”的狂热时期，那时我们如果能够读到哈耶克的书，或许就不会做蠢事。第二种情况是已经身处自由秩序之中而不自足，总想挖空心思去追求更“高级”、更“完美”的理想，这里指的就是欧洲的新老“左派”。当然他们对哈耶克的批评是不服气的，但他们与哈耶克的争论总算是在讨论“真问题”。但在另两种情况下，哈耶克的理论便显得意义不大了。其一是人们已身处自由秩序之中但很自足，并无改变现状的强烈“自负”，缺少社会主义运动的美国就属这种情况。其二是自身受奴役而已自知，自由可欲但未可得，在这种情况下哈耶克能告诉我们什么呢？难道在不自由的处境下，只要人们不想入非非、一切顺其自然，社会便会“自生自发”地形成“自由秩序”？古今中外的历史哪里去找这么便宜的事！但这才是所面临的“真问题”。在建立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最大的困境与其说是来自什么“文化基因”，不如说是来自“三个和尚无自由”的消极自由主义行为悖论。因此在这类国家要争取建立自由秩序，就需要“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互补，而不是两种“自由”的互斥，这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任务之一。

   事实上，1905年前后“俄国问题”的情境，对研究今日“中国问题”是有借鉴作用的。在1905年以前，俄国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派形成了一种反对民粹派和专制主义的“文字联盟”，这两派人合作编了许多书，如《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等，参与者包括司徒鲁威、约诺夫、列宁、普列汉诺夫等。这时，俄国社民党人的话语在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方面与自由派并无多少区别。正是斯托雷平以一种不公正“分家”的方式刺激起了整个社会强大的民粹主义思潮，才断送了俄国自由主义的前程，并促成了俄国社民党中民粹势力的崛起。在这个问题上，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并保持高度的警觉。

   所谓“共同底线”，就是在“主义”问题上，坚持自由－社会民主的基本价值立场。在中国目前的历史条件下，不仅当代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某些价值是可以重合起来的，甚至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基本立场和原则也是可以重合的。“共同底线论”者就是站在这些重叠之处的人，赞成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认同的那些基本价值——即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普世价值；而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反对的那些价值——即民粹主义与寡头主义。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了或是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因此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寡头主义，从社会民主立场出发批判民粹主义，都是极为必要的。

   秦晖的一个提法是：“不患寡而患不公，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分别针对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针对寡头主义，我们提出的是“产权改革”要民主的原则；对于民粹主义，我们提出的是“管理改革”要集中的原则。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反对不公正的伪竞争；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反对反竞争的伪公正。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坚持起点平等，过程公正；针对民粹主义，我们则要对“结果平等、主人恩赐的公正”持坚决反对态度。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反对以“交易优先”为由，否定诺齐克正义的原则；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对以“社群主义”来否定罗尔斯正义的做法说“不”。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反对强制性的化公为私、反对“权贵私有化”；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反对强制地化私为公、反驳“人民公社就是经济民主”的说法。总之，我们一方面反对用强权进行的原始积累，另一方面要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中的竞争。由于中国现实中存在的这些真问题，不管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人要有自己的理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