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也是“八九”民运和“六四”国难十周年。

   “五四”和“六四”具有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

   “五四”精神，是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肯定人的个人价值和天赋权利，争取人人自由、平等；争取社会和国家民主化、科学化的文化启蒙运动。它为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它标志着中国人新的觉醒，预示着中华大地自由的曙光、光明的未来。

   “五四”精神，八十年来代代相传，不绝如缕。但是，在全国全民的范围都发生了断裂现象。断裂的原因，既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也不是全盘反传统导致了政治激进主义。

   救亡国家和民主启蒙，并不是互相对立的。越是要救亡，越是要实行民主，以便调动和发挥全体国民救亡图存的积极性；越是能够实行民主，就越能唤起民众，增强救亡图存的力量。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是把争取国家独立和争取民主自由结合起来解决的。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实行了有限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选举的自由。否则，就不可能形成全民的全面抗战。

   “五四”运动也没有全盘地反对中国传统，它所反对的只是儒学“定於一尊”的文化专制主义，特别是反对儒学（正统）中对科学和民主妨碍最大的宗法等级制度和忠、孝、节、义的奴隶道德。“五四”的反传统，不是反得过头，而是由於“五四”精神的断裂，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没有进行持续的、彻底的反对，才使国民党和共产党继承了很多封建传统的糟粕。例如：帝王思想、等级制度、官僚主义、宗族主义、平均主义、复仇主义等等。“五四”精神的断裂，是由於国民党改组後，“以俄为师”，在中国造成了两个按照苏俄共产党模式建立起来的，实行“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的极权主义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党都不去进行民主启蒙的工作。由“五四”精神培育起来的自由主义者，虽然也进行过恢复“五四”精神的斗争。例如：三十年代，胡适、罗隆基、王造时等开展的人权运动；四十年代，沈钧儒、黄炎培、张君励、曾琦、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梁漱溟等所建立的自由主义政党－－中国民主同盟。前者，受国共两党的夹攻而昙花一现；後者，无力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而分别依附於共产党和国民党。其他自由主义者，只能从事科学、技术、教育等专业工作而成为无力过问国家大事的边缘人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後，也发生过“五四”精神的复苏。例如：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中的所谓“右派进攻”；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民主墙”和“民办刊物”运动。可惜，这些运动尚未扩展，就被中共保守派镇压下去了。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主要诉求是反对“四人帮”和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可以说是在技术层面继承了“五四”的科学精神，也有反对专制主义的意义。可是，没有明确提出民主自由的问题，只有从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到六月四日，由悼念含冤去世的中国党内民主派领袖胡耀邦而引发的“争民主、反腐败”的运动，才在全国全民的范围恢复和发掘了多年中断的“五四”精神。八九民运，规模之大，扩展之广（有二十个省市的上千万人参加），组织程度之高，持续时间之长，超过了“五四”运动和中国近现代一切民主运动。这是由於走了七十年曲折道路，经过反思、忍耐重新生长起来的民主意识和抗争精神，更加普及也更加提高了。

   八九民运的规模史无前例，邓小平镇压人民运动的规模和残酷性也是史无前例。几十万国防军动用中国最精锐的坦克和枪炮，穷凶极恶地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死伤数字民间尚无精确统计。姑且说死者逾千，伤者上万，被捕和受到各种打击的人数以万计，其中被判刑和劳动教养的数以千计，这是绝无夸张的。同中国历史上的民众集体请愿相比，西汉皇帝时，一千余太学生伏阙上书，为反对不法大官僚的鲍宣鸣冤，结果鲍宣得以减罪，上书者未受伤害。北京太学生陈东多次止书要求抵抗全国侵略，也未受伤害。一八九五年，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一千三百名参加会试的举人上书，要求维新变法，未受打击。“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在“五四”、“六三”、“六四”遭到三次拘捕，都在三天内被释放，无一伤亡。一九二五年，吴佩孚制造的“二七惨案”，杀死工人四十余人，打伤数百人拘捕四十余人。一九二六年，段祺瑞制造的“三一八惨案”，打死学生四十七人，打伤一百五十人。一个月未到，段政府就被冯玉祥赶下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制造的“四一二大屠杀”，杀死工人三百余人，拘捕五百余人。一九四五年，蒋介石制造的“一二一昆明惨案”，打死於再、潘琰等四人。一九四六年的“李闻血案”，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和闻一鹤三人。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学生联合在南京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受伤者一百余人，被捕者二十余人，无一死亡。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北京、南京、太原、西安、郑州、杭州等大城市举行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遭到工人民兵的镇压！但却没有出动正规军，也没有开枪。（上述事件的情况和数字，引自一九八０年出版的《辞海、历史分册、中国现代史》）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事件，有的未受镇压，已受镇压的规模和残酷性，远远不能同“六四”大屠杀、大镇压相比。

   正是由於八九民运的规模史无前例和“六四”大屠杀、大镇压的规模与残酷性史无前例，这场运动，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惊天动地，震古烁今的。它催化了前苏联和东欧、中欧几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雪崩现象，一面面红旗变色，一顶顶王冠落地。可以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六月四日一声炮响在半个世界葬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可以说：中国人的流血牺牲，促进了前苏联和东欧、中欧三亿多人民不流血的解放。这正是邓小平先生对十月革命的回报，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献礼。功呼？罪呼？

   “六四”改写了世界的历史，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六四”以後的十年，由於中共改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在六七年内保持了增长的势头，民营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海外投资也大大增加了。但是，用“五四”精神来衡量，同第一个十年改革相比，在政治上向专制主义大倒退，在文化教育领域和社会生活方面也发生了局部的倒退。其主要表面是：

   毛泽东时代，主要是通过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干部斗干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不靠特务政治。胡耀邦、赵紫阳具有人道、民主精神，也不靠特务政治。中国大陆的特务机关和特务工作，是在“六四”以後才不断强化的；一九九九年，又在增加人员，加强戒备。这些特别机关和特务分子，对持有不同意见和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公民，监听电话，检扣邮件，跟踪监视，冻结或没收来自海外的稿费、人权奖金和人道主义资助，经常干扰居住、迁徒、旅行的自由；违反中国政府自订的《刑事诉讼法》，连续传讯、传唤，逾期拘留，任意搜查、抄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非法实施“监视居住”、“劳动教养”等不经审判的刑罚；甚至不用传讯、拘留、逮捕的任何证件和书面合理化建议，用绑架的形式将公民拘押数日、数月以至一年。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世界人权宣言》，对结社、组党者判刑，游行示威者判刑，向海外传媒报导真实情况者判刑，在海外报刊发表文章者判刑，发表竞选演说、竞选人民代表者判刑。甚至对为执政党的合法领袖胡耀邦的墓的公民，也要阻挠、传讯以至不用任何证件拘留六十九个小时，总之是无法无天。

   本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执政期间，曾经废除了书、报、刊物审查制度，实行“文责自负”，同时倡导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六四”以後，这些有限的自由得而复失。当局把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等公共媒体置於执政党宣传部门的严格控制之下，迫使媒体充当“党的喉舌”，用并不高明的谎言来掩盖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矛盾和人民的呼声。他们强制全体公民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只允许公民接受一个主义、一种舆论和来自一个渠道的信息，不允许公民接受官方排斥的思想、舆论和价值体系。他们严格控制学术和文艺团体的活动，查禁官方禁忌的报纸、刊物和作品。他们一面限制和压制那些严肃而有个性、有价值的学术、艺术创造，一面放任平庸、粗糙、淫秽、荒谬的文学和政治性著作，使中国大陆文坛、书坛出现了同“五四”精神背道而驰的“帝王热”、“调侃热”、“迷信热”、“色情热”、“说不热”。

   专制政治同畸形的经济改革结合，导致了权力资本化、权力市场化。一些权势者及其关系户借“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和企业承包、改制等所谓“改革的机遇”，加上收受贿赂、卖官鬻爵，肆无忌惮地吞食和鲸吞国家和集体的财产、贷款和土地，成为拥有百万、千万、亿万资产的暴发户；同时，通过“公费吃喝”、“公费旅游”，大占超标准的公费宿舍，大买超标准的公费汽车，以至公费赌博、嫖娼，大肆挥霍国家财产和人民血汗。这些贪官污吏，越反越多，越反越大，以至民众评论说“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非官也贪。”所谓“非官也贪”，就是说：掌握医疗权的医生、护士、药剂员，掌握招生权和考试权的校长、教师；掌握贷款权的信贷员；掌握购销权的采购员、推锁员；掌握新闻报导权的记者、编辑等等，相当多的从业者也接受贿赂。

   总之，制度性的腐败，从高层到基层，从政府到社会，无孔不入，无远弗届；加上，现在官吏之多，史无前例。因此，腐败普遍和严重，是旷古未有的。

   科学，是“五四”的两面旗帜之一。科学的精神就是求真、求实。可是，“六四”以後，中国大陆却滋长了愈演愈烈的弄虚作假之风。

   在官场，不仅有冒充党、政、军官员和冒充达官贵人後代的人；更多的是有欺骗人民、危害国家的假话、假数字、假政绩；有假冒伪劣的提坝、桥梁、道路和其他公共建筑；还有假人权，假民主，假法治。

   在商场，起先还只有假药、假烟、假酒，现在发展到一切商品都有假冒伪劣。老百姓购物提心吊胆，防不胜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