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年文革爆發時，我和父親已經坐牢快五年了，都在四川省第二監獄，他在一隊，我在女犯三隊。
   犯人每天只看重慶日報，每月只讀紅旗雜志，當初我相信文革是一場靈魂深處的革命，人民狠斗私字一閃念，社會在突飛猛進。不久，從新來的犯人以及干部嘴里，我們可以感覺到文革在外面斗打走資派和一切牛鬼蛇神，把社會搞得雞飛狗跳的。
   很快，文革的戰斗就打響在監獄里了。

   對我最直接的沖擊是關于父親的三本日記。
   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是端午節，早餐午餐，廚房給大家一點應節的食品，只要有吃的，犯人都會有點意外的開心。
   下午兩點多，隊長叫我到飯堂隔壁一個堆了些雜物的房間去有事。當時，車間在做棉衣，我的工作是把棉花用稱稱成小捆，灰塵和短毛刺激得我不斷打噴嚏，我兩個黑鼻孔滿身白毛走了進去。
   房裡坐著一個三十來歲的年青男人，儀表不俗，態度平和，我惶惑地望著他，不認識他是誰。他自我介紹是較場口派出所我家現在的戶籍，姓王。看來，逮捕我時的“姜疤”戶籍已經換了。
   王戶藉開門見山地問我父親解放後記的三本日記的去處。我奇怪他們怎麼會知道父親記了三本日記，既然清楚有這事，而且三本的數字也確鑿，為什麼還要問我它們在哪裡。
   這次不是無中生有，父親確實寫有三本日記。我粗略地翻過，主要記的是解放後他的所見所聞所歷，其中不乏共產黨聳人聽聞罪行的人名、地點、時間、詳情等細節，和他對報章雜誌上一些文章的看法與評論。但日記的很大部分是父親對“世界政府”的熱烈向往和他個人對世界政府的組成及運作的一些構想。
   這三本日記父親於五八年初，托舅舅張亨中從重慶和平路我家帶去藏在上海，他當時正在申請出國去柬埔寨幫我叔叔經商，準備拿到護照后，經上海將其帶走。日記放在家里，大家害怕，轉移到別處，還是害怕，反正都成了驚弓之鳥。幾個月后，有人從上海來“外調”，我認為是日記的事敗露了，以為父親又要坐牢，嚇得大哭，結果是一場虛驚。
   這次，王戶籍專程來省二監盤問日記的下落，我是很認真對待的。從六一年逮捕審訊我到此次追查日紀，我對共產黨所謂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有了新的認識。
   我想，父親壓根不知道我的所謂反革命集團的事，他們尚且說我反動思想的形成是他教育的結果，他是我反革命集團的幕後指揮，重判他十五年。那麼，這三本日記，白紙黑字全是父親親筆，不少言詞直指共產黨痛處，這次他們絕不可能視而不見，像對待父親四九年前痛罵蔣介石腐敗無能的十幾本日記那樣，他們完全會為這三本日記而惱羞成怒把父親槍斃。
   
   腦子轉了一個圈之後，我斬釘截鐵地回答王戶籍：“我不知道。”並且下定決心，就是加我五年十年刑期，就是打死我，我的答案也是不知道。下了這個決心，我生平第一次在獄吏面前勇敢地撒謊。
   出乎意料，他和我最初的審訊員黃文德很不同，聽了我“不知道”的答復后，王戶籍並沒有拍桌子打巴掌說我不老實耍狡猾。相反，他對我說：“你的父親也說不知道。”
   我驚喜得難以置信，這個戶籍太好了，他無異幫我和父親串了供，父親也說不知道，雙方口供一致。我吃了定心湯圓，心里十分感謝幫了大忙的王戶籍。
   數月後，二監管教幹部姜兆陽從廠部到三隊追問我日記的去處。這個人長得獐頭鼠目，很有些黃文德的凶味，此時我一點不畏懼，再兇我都不睬，問死我還是個不知道。姜干事憤憤地說：“你要相信，紅衛兵的幹勁是很大的，他們掘地三尺也要把日記抄出來。”
   我心想，那你就準備加我的刑吧！
   
   后來，泡粑臉薛隊長告訴我，父親那三本日記已在上海被革命小將抄出，是紅衛兵掘地三尺抄出來的，還是在威逼下有人自己交出來的，我們不曾問過。薛隊長說：“看了這三本日記，任何中國人都會氣得發抖，一本就夠資格槍斃！”
   聽了她講的話之後，心里怕得不得了，我時刻為父親的生命擔憂。當時，我完全無法得到他的消息，那怕是間接的消息。媽媽來接見，我幾次鼓起勇氣想問父親的情況，看看站在我倆中間的隊長，幾次都忍住了，不敢提到父親。我倆是連案，痛恨自己的罪惡，就應當彼此互相痛恨。
   一到開全監“寬嚴大會”，我就更加如坐針氈，好像末日來臨。那時，開會前除了放《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外，還經常放胡松華的《草原》。那次，留聲機放的是《草原》，針頭頂在唱片前面那段過門上，質量不好，發出粗糙的沙沙沙響聲，這響聲在我聽來它就是腳鐐拖地的聲音，我斷定父親戴著腳鐐正走進會場。戴腳鐐意味着加刑槍斃，腳鐐聲從我心上拖過去，我全身戰慄，覺得自己就要暈倒。
   我一改過去開會時低頭看地不朝男犯方向看的習慣，破天荒第一次抬起頭盯著男犯一個一個看仔細，直到帶腳鐐的男犯裡沒有父親，我才鬆了一口氣。
   從夏鈺欽監獄長報告紅衛兵的偉大功績中得知，文革期間，他們抄出來的反動物品，蔣介石的照片、國民黨的黨旗、黃金白銀變天賬……駭人聽聞多不勝數，社會上監獄里被抄者成百萬上千萬隊伍浩浩蕩蕩，聽起來就有 “法不制眾”的感覺。
   新帳算不勝算，監獄人滿為患，最后，全國一盤棋，老帳基本一筆勾銷，父親沒為三本日記槍斃。我對此事的擔心，從五十年代中期起，到現在他們把日記抄走了并且不作計較，我才放了下來。
   
   回憶數年前剛逮捕我時，審訊員黃文德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完全不設防的我攻克了。在他的呵哄嚇詐下，我竹筒倒豆子把父親同學全出賣了。為了避免他繼續對我白天黑夜急行軍似的審訊，和沒完沒了的咒罵以及當着我面吃飯令我流口水等的精神折磨，我還按照黃的引導把一封別人來信寫的幾句話（他指出的十六個字），胡說成是我反革命集團的行動綱領，只是當時腦子不夠用，不然我會給自己的反革命集團取個好名字，以期黃文德表揚我坦白誠實。沒想到，就這麼亂說了幾句話，后果竟如此不堪，我自己十三年刑期活該，五十歲的父親給判了十五年，他對“反革命集團”一無所知，母親和四個弟弟也從此走上崎嶇之路，從此苦難不斷。三個出身右派地主富農的同學朱文萱、伊明善、吳敬善，只同我聊過幾次天，就成了“集團”成員，兩人被關，一人開除工作，大半輩子完蛋。
   害人害己，我終生不得安寧。
   這次，他們追查父親的三本日記，我表現得不老實，結果反而沒事。我第一次體會到，人在無法無天橫蠻無理的共產黨面前，不能講誠實坦白，對他們誠實坦白就是愚蠢，就是傷害你的親戚朋友，就是犯罪，要抗拒要撒謊，調動你的智慧和勇氣，拿出肩頭準備承擔，這樣做了，他們反而把你奈何不得。至少，不會連累別人。
   四川先知們說的“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只判三年”是何等的英明。
   
   出獄后才知道，在那個無法無天，不為任何事就可以把人往死里打的年代里，如果當時父親和我是在社會上而不是在監獄里，父親完全可能為他的三本日記送命，而我這個孝子賢孫大概也陪葬了。監獄里的死老虎們，相對于社會上的死老虎和新老虎真的安全不少。那時管教干部對我們說犯人是生活在防空洞里了，有點道理。
   我還慶幸，在黃文德軟硬兼施面前，我沒傻到把父親的三本日記也“坦白從寬”出來，否則，按照那時的判刑，父親就不是什麼十五年的問題，而是“不殺不足已平民憤”了。否則，我現在就不僅僅是終生不得安寧的罪人，而是手上沾着父親鮮血的十惡不赦的殺人犯了。寫至此，想到當時我完全可能在不經意間把父親送上斷頭臺，我的心立即緊縮了。
   
   一位讀過我書的朋友說，看到你把所有的人都出賣了，我心想，幸好，當時我不是你的同學！另一位讀者來我上班的店里說，我非常氣憤你，你把你的父親整得好慘，你父親是最冤枉的……
   希望我可以重新活一次，但愿我會表現得勇敢成熟一點。
   但我最希望的是，這類事情永遠不曾在地球上發生過。
   （原載開放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