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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劳改（和勞教）的繼續
勞改（勞教）制度在中國實施超過半個世紀了，盡管政府近年用“監獄”一詞替代“勞改”，但這只是形式，它強迫勞動強迫洗腦改造人思想的宗旨未變，盡管社會上廢除“勞教”制度的呼聲很高，但中共充耳不聞，勞教制度還是大行其道。因此，只要勞改、勞教仍然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只要勞改、勞教仍然是迫害不同政治見解不同宗教信仰者的工具，我認為，根據我曾經的勞改就業體驗寫的本文，就是有意義的。
為數巨大的中國人不清楚囚徒勞改滿刑（包括勞教、集改滿期，下同）后所謂“就業”的真實含義，他們不明白這種“就業”與通常意義下的就業完全不同，它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與勞改其實是一碼事。
判刑勞改或是不經判刑送去勞教集改的人，按照獄內干部的說法，政府要通過勞動把他們改造成新人。這里所指的“新人”是什麼？指的是就業隊里的就業員。
就業員是新人了嗎？
劳改犯人熬满了刑，盼星星盼月亮盼到的出路是什么？不是真正的释放，不是身心的松绑，不是回家洗个澡，与亲友一起吃顿飽饭喝杯清茶，重新活人，而是无可选择地把铺盖卷直接挑到劳改队的隔壁做它的鄰居——就业队。
所有丑恶的东西都格外喜欢有个漂亮的名字，他们美其名曰的“就业”，其实是將满了刑的人“合法”地从“小监房”提到“大监房”，继续勞動继续改造，变了个方式坐牢而已。
“劳改”与“就业”是合二为一的专政工具，就业队是劳改队的延伸，有劳改队的地方一定有就业队配套，它们像火车头后面挂着的车厢，所有的車廂都走向一個目標。就业员们伤心的大实话“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辈子的劳改皮”，说明一旦进了劳改营，那怕已經滿刑，这辈子還要坐，坐穿牢底坐到死。怪不得那时的许多官方报纸包括人民日报，有文章公开称这些人“劳改释放犯”，既然还是犯，那就不是真的释放。
我的父亲齐尊周因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罪从1951年1月到1975年底，除去有段時間在家，他被軟禁、拘押、劳改、就业、集改、管制，前后近二十三年；我本人也因现行反革命叛國罪从61年9月到71年9月在四川省第二监狱（如今的重庆市监狱）坐牢九年就業一年。今天，我要講講我對勞改和就業的认识，寫如下几个问题：一、为什么劳改之后又来个“就业”？二、为什么说就业的实质是继续劳改？三、就业员的日子。四、就业员的今天。五、结束语。
（一） 为什么劳改之后又来个“就业”
首先，共产党自己都不相信被他们吹嘘得神乎其神，把末代皇帝溥仪都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劳改政策，不相信他们的伤天害理，滥整无辜，极尽阶级报复之能事的“法律”具有归化教育人的力量。所以，他们对坐过牢的人绝對不放心，坐得越久越不放心，他們相信“越改造越反动”，于是，设立就业队，把劳改满刑的人关进去“就业”，在他们的眼皮下继续劳改，限制他们的行动，控制他们的思想，这是他们的政治需要。
再者，這是经济利益的驱使。不计其数的劳改队地处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环境险恶，生活艰苦，加之大量有毒和危險工种，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在劳保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为他们卖命。我所知道的四川省第二监狱，松山化工廠、新建机器厂、峨边农场、苗溪茶场、永川茶场、东印农场、四川磨床厂、德陽磚瓦廠……特别是有剧毒的惠东铝锌矿、绵阳石棉矿以及散處四川各深山老林鬼不生蛋的煤礦、鐵礦等等劳改矿山、工厂、农场，也包括掛着牙膏廠、燈泡廠等民用品廠牌的勞改就業單位，它們需要數量巨大的勞動力維持運轉，不能有任何短缺，而劳改释放犯到就业队“就业”，就正好解决了这个大问题。要知道，他们用劳改、勞教和就业員的青春、健康和生命，以难以置信的低廉花费（犯人每月平均六元半到七元人民幣的伙食費，另用錢一點五元和部份人的衣鞋費若干；就業員月工資平均二十元，一切生活開支自付）榨取世间难得的高额利润。哪里去找這種樣樣事都能干的牲口，做此一本萬利的好生意？
“就业”，使数不胜数的中国人在劳改队服完法律慷慨判决的八年十年二十年长刑期之后，接着又被强留在就业队，用他们的余生继续做苦力，不少產品還違犯國際公法（禁止強迫勞動的產品出口）遠銷國外，使共产暴政的血腥利润源源不断。
除了上面讲的政府從政治经济两大利益考慮，強制刑滿人員留隊就業外，刑滿人員不能回到社會還有其它原因。
从共產黨四九年建政起，他們长期执行株连政策和“站稳立场，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的分裂家庭的思想灌输，以及對沒有站稳立场，沒有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的家屬實施懲罰，许多人在恐懼中被迫選擇與丈夫老婆离婚，子女改姓，父母兄弟互不相认。不少人劳改刑满后，无家可归无亲可投；有的人因為长期劳改，社会关系从淡漠到断绝，刑滿時已是孤家寡人，連朋友都沒有一個；甚至還有人刑滿後政府放他們回家，家人拒絕接受，不給上戶口，送還勞改隊再入虎口。还有些人什么理由都没有，仅仅因为他是城市户口，城市不準增加户口，有家也不放回去。
對這些人而言，就业队是唯一的去处，政府收留他們還给碗饭吃，体现了共产党革命的人道主义，當然應該感激不盡。
所以，勞改犯人都知道我們的明天是就業隊，劳改队大門出，就业队進，這是专政的需要，已成为一条事实上的法律。
（二） 为什么说“就业”的实质是继续劳改
到了就业队，形式上有所变化，队长们注意把“犯人”改称“就业员”，“劳改队”改称“就业队”，我们自己也不再自称犯人。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就业”的专政实质――通過勞動改造思想。
就业队改造思想的管理制度与劳改队相比较，换汤不换药，几乎一個样。进队部、同队长讲话要先喊报告，以體現上下主奴的區別。除星期六晚上，每晚不得休息，两小时政治学习从不间断。无论学习什么内容，還是要联系实际咒骂自己是國內外一切反動勢力的社會基礎，思想上每分每秒都逮住那根劳改筋，提着胆吊着心过日子。誰人有了“问题”，先是小组七嘴八舌提意见，動不動中队批斗、停工反省那一套，与劳改队毫无二致。“新人”們仍要相互检举立功，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暗中整人，干部們像長了順風耳消息灵通，时刻掌握每个人的思想动态，包括交男女朋友結婚離婚生兒育女等个人私事。干部也经常召集就业人员开会或者直接找某个人谈思想，收集他们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看法和反应，窥探就业员的心，规范就业员的大脑。和犯人一样，就业员被共产党那张密而不漏的思想控制网缠住，没有一點思想的自由。
绝大多数就业员还是在服苦役，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的活，负担所有监内监外劳改犯人不方便去的地方的重体力劳动，挑砖、挑河沙、抬钢丝盘元、基建……分配到什么做什么，编剧導演、專家教授、工程师大学生、农民工人都一样，没价钱可讲。他们“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工资才十九元到二十二元人民幣，个别人多拿幾元。就业员说：“想起十九匹（元），周身都无力”，并形象地称工资为“青春消磨费”。这点青春消磨费拿到体力消耗高、食量大的就业员手上，只够顾嘴巴，所谓“磨骨头养肠子”。
衣食住行生活环境和劳动场所沒变，还是在劳改队监狱里，转过来转过去都是清一色劳改过的人，随时提醒着你自己的前身份。狱吏与就业员仍然楚河汉界敌我分明，无论他们官位的高低，无论分配具体管理哪个队，他都可以管你，都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在就業隊里，也是 “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动则得咎。在这样的氛围里过日子，就业员活得与犯人无异。
就业员在行动上比犯人享有多一点的自由，这种自由范围有多大呢？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所有人的行動范圍是集体宿舍、伙食团、上班之處和厕所，四周是整個省二監四點二米高的大圍墙和圍墙上的电网，二監大門口的解放軍荷槍實彈，誰敢越雷池一步？出外勞動也有嚴格的進出門制度，常常有隊長跟着照看你。星期日，就业员可以出监门，出门要事先登记，队部发给一次性使用的路条，发给你你才走，不发给你你就留，这次发这次走，下次不发下次不走。结了婚的，恩准周六在外过一夜，单身的，周日上午九時放行，当晚七点钟之前每個人，不管單身還是已婚，都必须赶回來参加政治学习。队长不發出门路条惩罚所谓表现不好的就业员，三个月半年不等。这哪里是刑满释放做新人，哪里是什么就业！
综上所述，劳改释放犯仍然呆在监狱里就业，在一整套洗腦所需的管理制度下做苦工，没有人身自由，沒有思想的權利，本质上就是在当犯人。
（三） 就业员的日子
A. 扭曲的心灵
且不追查这些人为什么和该不该坐牢，只说說这批劳改后的就业者的心情。
就業員比在劳改队時更加无望，劳改队犯人盼望满刑，三、五年，八年十年，坐一天少一天，總有望頭；就业队，“改造好了走路”，不判刑沒有期限，一年又一年，不知哪年是盡頭，无期徒刑。这些人年深月久地被生活抛出常轨，失去希望，看不到出路，仅仅是无奈地活着，在混沌与麻木中吊一口气。
小学教师张自封，把妻子千里迢迢从新疆寄来的红丝线编织的同心结退回去，批评她“资产阶级情调严重”。这位拿着歌单就能唱，吹一手好短笛的音乐老师，十年反革命刑满就业，星期日无去处，除了吃饭上厕所，整日坐在自己床上一声不吭，一动不动。黄俊原是部队文工团编剧、乐队指挥，八年牢坐出来，老婆改嫁，儿子改姓，他星期日無處可去无所事事，很想自杀。可自杀要落个坚持反動立場與人民為敵到底的罪名，对改了姓的儿子仍然不利，于是终日幻想哪里失火，哪里有人落水，自己好冲进火里救火，跳进水里救人，英雄也当了，命也送了，一举两得。可機會難得，自殺也不容易。
与邓小平一起赴法國勤工俭学，前四川省党委組織部长周贡植，在重慶朝天門被國民黨槍斃，這位烈士的遗腹子周光玺八年刑满就业后，老婆觉得他回不了家还在就業隊里当犯人，彻底失望。她告诉两个最小的女儿，新爸爸能带给她们好前程，一起跟那个男人跑了，人去樓空，只留下一把蒲扇。周光玺看破红尘想出家，但是出家也没门，当时文革破四旧，和尚跑光了。就算沒跑，革命的寺庙也不會接受劳改释放犯。
五十多歲的郑可大，說是軍統特務在南京時打算謀殺周恩來，是真是假誰知道，只知道如此淘天大罪，他們刀下留了人。坐滿十八年，出獄后到就業隊，他忘记了自己有个家，家里的亲人在等他，忘记了有家的幸福和亲情的可贵，一年半來，他没想过要请假回去探亲。我來到就业队两个月，同他在一个地方劳动，一个小组学习，相處得很好，他写报告向队部请假探亲。他说：“齐家贞的出现，使我想起我也有一个女儿，只比她小三岁，我也有一个家，家里有老婆，在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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