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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作品选编
·递进民主制公民的多重参与
·履行公务的职能人员不实行递进民主
·递进民主制不实行三权分立
·递进民主制变一维分权为多维分权
·递进民主制的递进立法
·递进民主制下司法独立的界限及保障
·递进民主制的选举认定和法律审察
·以“递进民主”为中国政治转型的手段
·递进民主制怎样成为“矢量型求和结构”
·中共为实行递进民主制所做的准备
·递进民主制与社会主义
·递进民主制保证民主立足于“经验范围”
·结语:请上帝发笑
其它
·答海壁——关键在于社会权力是公有还是私有
·如何真正实现主权在民——答冼岩、海壁(上)
·任免权不应该定期行使——答冼岩、海壁(中)
·除非贿赂了全体人民——答冼岩、海壁(下)
·从嬉皮士到反抗者
·如何以非暴力结束专制政权(一)
·如何以非暴力结束专制政权(二)
·如何以非暴力结束专制政权(三)
·如何以非暴力结束专制政权(四)
·个人意志应该表达为矢量
·西方民主制无法成为“矢量型求和结构”
·个人意志如何进行矢量求和
·矢量求和需要“和载体”
·矢量求和的关键是体现少数
·为中共主动政改创造条件
·让大坝的每块砖上都有闸门
·对政党政治釜底抽薪
·中共的涅槃
·中共如何一揽子免去所有历史责任
·主动转型能让中共高层掌权时间更长
·高层改革者如何摆脱官僚集团制约
·找到“大是非”,占据制高点
·规模是民主最大的难题
·选举的“超经验范围”
·代议制民主解决不了规模问题
·“代表”与被代表者的差别
·西方民主制中的直接民主
·西方民主制的重大缺陷
·大规模民主中的公众局限
·大规模社会是专制制度得以形成的基础
·西方民主制如何解决规模难题
·“小是美好的”
·人民在经验范围外没有智慧
·要把决策者与人民之间隔开层次
·防止“个人”变成“群众人”
·选举结果不应该只取决票数
·什么样的民主能避免对台湾动武
·如何判断警察行为得当与否
·一种“嵌套式”的自治形式
·迄今的自治和联邦皆为徒有虚名
·什么样的联邦能把平面自治变成立体自治
·成立世界政府需具备的前提
·民主转型是民族冲突的催化剂
·民族主义是精英操纵的结果
·多民族混居状态下如何保持民族特性
·让少数民族失去独立动力
·是否可以把西藏扩大一倍
·从嬉皮士到反抗者
·西藏在中国之内的“合纵连横”
·如何防止西藏民主受神权操控
·最适合西藏的选举方法
·新疆独立是新疆继续分裂的开始
·维吾尔族没有能力控制新疆全境
·新疆未来的出路
·被滥用的称呼——“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何只能由寡头把持
·代议制难以实现人民监督
·能够包容全体社会成员的委员会
·中国人大制度的虚假性
·当人民成为权力任免的源头
·民意何以实现"自组织"
·官场上的多米诺
·关于鸡蛋汤的汤的汤的汤的汤
·除非贿赂了全体人民
·美国的军队会政变吗?
·把社会直接建立于人性之私
·海壁:为什么《递进民主制》得不到广泛重视──向王力雄先生提个建议
·如何抓住“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历史时机——兼谢海壁先生
·如果89天安门实行另一种民主
·人类需要一辆自动车
·盘点中共政权的资源
·代议制难以实现人民监督
·西方民主制只能“剧变”
·如何解决村民自治的最大障碍
·对中共建立的管理系统去党化
·胡平、王力雄分析中共“六四困境”
·肢解官僚机器
·中国村庄是否要物业公司管理
·处于困境的国有企业职工自救
·传统组织形式的NGO之危机
·在NGO中应用递进民主制
·关于NGO应用递进民主制的一些问题
·乡村宗族的黑帮化
·如何消解宗族势力
·反制村霸需用民主的暴力
·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唯色事件
·赵紫阳的等待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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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

博讯编者按:博讯从今日开始连载著名作家王力雄先生的新作:《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王先生的新作是支持中国和平转型的方法论说,是一种很好的探索,希望关心中国和平转型的朋友们都能来参与讨论。谢谢!

目录

   一、中国没有“先进要素”
   民众——无奈或爆发
   政权——只“代表”自己
   资本——“坏资本主义”
   思想——定制生产的商品
   国际——只有利益是永恒的
   二、精英联盟与联合民众
   精英联盟——以不变应万变
   思想联合民众——与激进共舞
   资本联合民众——资产阶级革命
   政权联合民众——走向法西斯
   三、超越者
   何为超越
   思想超越者——从“可能”通向“应该”
   政权超越者——成为历史伟人
   资本超越者——财富是为社会承担责任
   四、超越者联盟
   超越者的互动
   超越者联盟的枢纽
   五、突破精英联盟——文革启示录
   如何战胜官僚集团——文革启示一
   “不立不破” ——文革启示二
   今日领袖的劣势和优势——文革启示三
   实现政治转型的关键

一、中国没有“先进要素”(第一章)


   从影响中国政治变革的角度,可以把民众、政权、资本、思想和国际视为五个不同“要素”。这与以经济划分“阶级”的区别,在于着眼对政治变革的功能。
   “民众”涵盖从工人、农民到专业人士,虽然社会分工和生存状况相差巨大,共同点在于都是劳动者,同时都是无权者。“民众”构成社会主体,但自身命运被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左右。
   没有把“知识分子”作为独立要素,是因为这个概念在不同语境所指混乱。技术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的区别只在技能与专业,可以归入“民众”。另一部分知识分子服务于政权,是政权机器的组成部分,归入“政权”要素。
   “资本”要素涵盖的是掌握私人资本和经营私有企业的人士,他们是中国新一代资产阶级。“资本”要素与阶级的关联度最高,二者几乎可以等同。
   如果说其他要素多少都和阶级有关联(如“民众”是劳动阶级,“政权”关联特权阶级,“国际”背后有国际资产阶级),“思想”要素却与阶级完全无关。思想者分散于不同社会阶层。任何群体——平民、学者、官员、企业家……都可能产生思想者。衡量标准只是其思想能否产生社会影响,而不论那影响对政治变革的作用方向。“思想者”没有一致立场,相反,不同思想之间更多的是分歧甚至对立。“思想”要素的总体作用体现为一种矢量之和。
   对今日中国,“国际”要素一般是通过影响国内要素发挥作用。只有在特殊的时刻,国际力量才可能以直接干涉或制裁的方式介入。
   中国政治变革的希望在哪里?以往熟知的历史观考虑这种问题,总是先要寻找“代表历史正确方向”的“先进要素”,把实现变革的期望寄托于那种“先进要素”。今天,人们也在中国寻找这种“先进要素”,但是分别来看,五个要素都不能担当起这种使命。

民众——无奈或爆发 (第一节)

   常听到“政治变革希望在民间”之说,但那很像一个政治正确的口号,看不到现实的可能性。民众无组织也无权力,不能统一行动,不能参与决策。民众可以自发形成对现实满意与否的判断——即所谓民心,如果民心不满,导致服从降低、对抗增加,会对政权造成压力。然而如何变革,目标是什么,怎样行动,民众却不能自发掌握。民众压力发挥作用的途径只能是迫使政权让步。的确有政权让步而实现政治变革的先例,但问题在于,如果政权决心不让步,民众压力就不会发挥作用。
   坚持民众可以推动政治改革的观点认为,只要压力足够大,政权就不能不让步,即使每次让步幅度不大,只要持续下去,终会积累为质变。然而事实是,今天中国政权在治理和行政层面可以灵活务实,不断调整,在体制层面却是绝对僵化死守,压力越大镇压越强。这其中的逻辑不难理解——如果让步的结果是政权灭亡,不想灭亡的政权就绝不会让步。
   何况,民众压力对政权并无致命威胁。民间是分散的,串连限于熟人社会,难以实现大规模组织。政权利用机动能力和对武器的垄断,击破分散的民间反抗轻而易举。中国的现实一方面是每年几万起群体闹事,一方面是政权极其稳定。二者看似矛盾,原因就在于闹事是分散的,对政权仅仅是麻烦,不会危及根本。
   除非几万起闹事能在同一时刻发生,再强的镇压力量也会变成杯水车薪。那种可能性虽然很小,却不是不存在。如果民心普遍怨恨,只要发生金融崩溃、经济动荡或战争爆发之类波及全社会的危机,就会起到在各地同时点燃导火索的作用,形成“一哄而起”,那时政权就可能在“墙倒众人推”中很快垮台。
   那是民众压力可以达到的极致,却不见得是社会福音。分散的群体在同一时刻起事,会使整个社会落入乱局。无组织的民众没有共同目标,无法协调行动,却遍地开花、相互冲突,达到的动乱程度可能很快就使社会无法承受。糟的结局是社会崩溃;最好结果也是新的“暴政”出来镇压“暴民”,恢复秩序。那将不会有政治变革,只不过是又一轮“两暴”循环。
   有人把民众的组织化寄希望于互联网。互联网能给串连提供手段,是否就能使民众树立共同的变革目标、实现协调行动呢?有过互联网经验的人都知道,在互联网上取得共识多么困难。互联网的作用不是单向的,只对民主有利。民族主义、毛主义、权威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都可以利用互联网。互联网在给民主活动提供方便的同时,也一视同仁地给煽动者的战争叫嚣提供方便,给情治机关的监控提供方便,给资本诱导消费提供方便。互联网只是社会的数字化形态,反映的仍然是现实社会的力量对比,照样被政权所专制,由资本所主导,充满偏见和分歧。作为一种技术,互联网激动人心,但不要希望它能在政治上创造奇迹。

政权——只“代表”自己(第一章第二节)

    正如有人指出,以往自称“工人阶级先锋队”、现在自命“三个代表”的政权,其实并非任何阶级和集团的代表,而是一个自利自为的独立集团。政权成为代表,前提是被推举产生。权力来源跟其他阶级或集团无关的政权,只可能“代表”自己。
   
    中国与政权相关的人群相当庞大,除了政府官员和公务员,还有庞大的党系统;学校、银行、媒体、科研机构、国有企业等都是政权的附属;由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职工、众多退休干部等,也和政权生死与共;包括上述成员的家属,这些人加在一起,总数会超过很多国家的人口。当前体制使政权集团掌握最多资源,得到最大利益,政治改革要改变这种状况,政权集团当然不会接受。这一点在台湾问题上看得最清楚,现政权如果放弃一党专政,接受民主体制,“台独”会失掉大部分口实,两岸统一也会去掉很多障碍,然而无论现政权把“统一大业”拔得多高,只要涉及权力,绝不肯有半点放弃。
   
    权力集团抵制政治改革,除了因为现体制使其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为人羡慕的地位,以及经济上的诸多好处,还有一个原因是对失去保护的担忧。半个多世纪的执政,现政权在政治上结下大量冤仇,在经济上导致众多腐败,一旦失去专制制度庇护,绝非把责任推给抽象的党就可以解脱,而是会清算到每个具体个人。对那种前景的恐惧,是权力集团成员捍卫旧体制的重要动力,那等于是在捍卫自身和家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可想动力多大。
   
    的确,今天的政权不再像毛时代那样强暴,有了更多的法制和现代因素。如果不断改善下去,会不会最终通向政治本质的改变呢?与毛时代相比,中共从追求理想的革命党变为追求利益的权力集团,这无疑是一种本质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只是中共自身的变化,却不是专制体制的变化。政权的专制性依然如故,变化只是中共不再企图用阶级斗争创建劳苦大众的人间天堂,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创建自己的天堂。当年政权使用过的残暴手段,今日政权并未丧失,只是因为有了计算得失的务实,暂时搁置不用而已。如果有一天它认为使用那些手段收大于支,随时可以重新使用。六四如此,十几年后的汕尾事件再次证实。毛时代的政权在理想受威胁时可以杀人;今日政权在权力受威胁时也不会手软;而当未来政权力图挽救自身时,仍然可以实行法西斯手段。因此,认为中国政权会通过自我演变实现转型,过于乐观。
   
    追求利益使政权变得务实,因而不再虚妄,但也同时使政权变得腐败,因而更加贪婪。当今的权力集团不追求主义,不搞思想斗争,一切目标都在自身权力的巩固和自身利益的满足。它为自己列举的业绩,大部分只是政权的起码职能,没有歌功颂德的理由;那些纪念碑式的成就,多数又与人民需要无关;回顾90年代以来的“改革”,实质是被精辟概括的“揽权推责”,把该对社会尽的责任尽量推卸,把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揽得更多。这样的“改革”只能使社会日益陷入困境,这样的权力集团又如何会放弃专制?变化充其量是在“治理”层面。受到一些学者赞扬的“政府的学习能力”,其实是只是修补能力。这种能力越强,政治转型越难。
   
    顺便谈两个相关话题:一是属于政权要素的军队,能否有一天担起政治变革的使命?二是以“党内民主”的方式,可否实现政治转型?
   
    前者可能性之所以渺茫,主要问题还不在中国军人缺乏人文素质,因此难以产生政治家(虽然的确是问题),更大的制约在于“党军”传统。中国军队从诞生就以“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的绝对领导”。八十年的历史已把党文化化作军队的基因。今天不会有任何将领能超越党而让军队整体服从。没有党,军队就失去意识形态和凝聚核心,掌握着实际武力的各部队就会拥兵自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未来中国政治转型最大的问题之一,需要从现在就开始研究。
   
    对后者,且不说“党内民主”的虚幻,即使有了“党内民主”,结果也会使权力集团更趋自利,对政治改革更为保守。这是因为,在集权体制下,掌握绝对权力的寡头还可以按个人意愿行事,权力集团被当作家仆或工具。寡头既可以进行“文化大革命”那种颠覆,也可以做出解除党禁那种突破。“党内民主”却是要消除寡头,由下至上推举党的领袖,从而使领袖不再是为所欲为的“主子”,只能为本党成员服务。当前中共的自我谋利趋势,一定程度也是因为寡头弱化,党内高层和各级负责人受下级制约所致。如果真在腐败弥漫的中共党内实行民主化,中共高层甚至可能失去惩治腐败的勇气。那种“党内民主”不但不能带动中国的政治转型,反而会使中共更加自利自为,与民对立。
   
    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考虑,还会有一个关联后果:目前关于“党内民主”方案,基本都主张从“党内分派”开始。然而对于“党军”,党内分派的直接后果就是军队分派。对社会而言,没有什么会比军队分派更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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