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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十九年春，馮玉祥所屬之西北軍與閻錫山之晉軍聯合，妄稱中華民國國軍，一方面與汪兆銘勾結，在北平召開所謂「擴大會議」，一方面分兵由平漢、津浦兩路南下，威脅京畿，事態嚴重，大有傾覆國民政府之勢，中央以用兵之道，攻心爲上，對軍事情報之蒐集，民運工運之推動，悉有賴黨務工作之策進，經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派我爲華北黨務特派員，管理平津兩市，冀、察、綏三省，及北寧、平津、津浦、平綏等鐵路特別黨部。設辦公處於天津，我任吳求哲爲秘書，諶小岑、李峙山、陳天、詹小桓爲指導員，先赴天津布署，我於三月十九日，偕同總幹事趙劍光乘海輪繞道青島、大連、再潛往天津。

    當時北方黨務，已受閻、馮劫持，不能公開活動，轉爲地下工作，我秘密布署通信網並帶有五部電臺，與各方電臺聯絡通訊，又召集所屬省市及鐵路黨部負責同志，分別密談，面授機宜。

    我的第一項工作是派得力幹部，打入敵方機要樞紐，並用重金吸收敵高級幕僚，凡敵方重要會議，及軍事調遣布署，都能隨時得到準確消息，密電中央，使中央對兵力之布署，戰略之釐定，得到適當之運用。其中尤以敵方嗾使桂系李宗仁派黃紹竑進攻長沙一事，得知較早，中央得以事先準備，待黃部攻入長沙不久，即被驅除。中央免除兩面用兵之患。

    次爲民運與工運之展開。當時北方民眾，受軍閥之茶毒，創劇痛深，厭惡內戰。我利用此種心理，聯合民眾，團結青年學生，在華北各地進行反内戰、反軍閥、反擴大會議之宣傳。而平漢、平綏、津浦等鐵路工人，以罷工、怠工、破壞鐵路、炸毀津浦路滄州橋樑等手段，阻滯敵方之軍運。並將敵方軍運情況，隨時呈報。

    另一重要工作，就是免除「關餘」資敵。當時擴大會議，有截留天津關餘（約兩千多萬元）之醞釀，將中央所派海關監督，加以撤换。惟提撥權操在英人之手，擴大會議乃延聘英人辛博森氏（Simpson）（按：民國十九年六月十六日閻錫山派辛博森接收津海關），專辦此事，多方奔走，已成定議，中央以鞭長莫及，無能爲力。我方工作人員，發動輿論，警告英方，勿受人利用，擴大中國內戰，激起民憤，影響邦交。當時有一熱血青年，爲本黨同志，激於愛國義憤，不擇手段，竟隻身狙擊辛氏，辛博森當場重傷，一個月後死亡。是項「關餘」亦因此而未能提出。

    當時擴大會議份子，聞我在天津主持北方黨務及情報工作，痛恨入骨，懸十萬賞金，務求將我逮捕或殺害。天津租界雖不能任意搜捕，惟地方強暴，潛伏茲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偵騎環繞，荊棘塞途，我常一夜三易居處，以避敵方之綁架。彼時，所部工作同志，遭敵方破獲逮捕者，大有人在。平漢鐵路工會會長劉文松、華僑國民日報主持人黃伯耀及北寧路郭鳳翔等同志，均已瑯瑺入獄。我因行踪秘密，未遭毒手，計蓬頭垢面，躲藏於天津小窰中，凡八閱月。此種一夕數驚之緊張生活，與終朝不見天日之沉悶情緒，實爲莫大之痛苦。

    當時最使我痛心之事，就是自己同志，往往藉端要挟，稍有不遂，即大事咆哮，幾有同歸於盡之感。例如劉不同等暴徒，忘恩負義，乘人之危，其所加於我精神上之創痕，至深且鉅，至今憶及，猶有餘痛。

    民國十九年十月八日，中央軍得到全面勝利，閻、馮通電下野，汪兆銘潛離北平。我始公開出面召集所屬十九個單位秘密工作同志，在新豐樓餐敍，慰勉各同志奮闘之辛勞，原遭逮捕之同志，亦得恢復自由，當將各同志工作經過，呈報中央，分別嘉獎。

    此次戰役，雙方所用兵力在百萬以上，劇烈戰闘，達六個月之久，戰線綿延，亘數千里，爲本黨北伐後最大之戰役，關係國家統一至巨，我躬逢此役，幸不辱命，私衷差可告慰。工作結束後，乃於十月九日，由天津逕往瀋陽，面謝交通銀行經理李振吾在戰時協助之盛意，並拜訪張岳軍、吳鐵城兩同志。此時吳已南返，乃與張同志於十二日由大連乘上海輪抵青島，由青島市黨部李翼中同志招待，並遊覽市區。旋登原船返滬。在滬休息一日，即乘火車赴京。先至國民政府，造訪古應芬文官長，繼晉謁蔣主席述職。主席對北方工作非常滿意，當時對我說：「吾兄深入龍潭虎穴，赤手空拳，指揮十餘單位，推動最艱鉅之黨務與民運工運工作，尤以情報之供給，更爲難能可貴，我軍能克敵致勝，吾兄眞勞苦功高也！」我聞此褒語，遜謝再三，同時將出力人員擇最優者呈報主席，以備特獎。

    返南京後，余仍回立法院及本黨訓練部民眾訓練處照常工作。是年十一月，考試院戴院長季陶，請辭訓練部長兼職，由秘書長陳立夫提請中常會改選我爲訓練部長，苗培成爲副部長。我接長後，雖對黨員幹部基層訓練及一般民眾訓練工作研訂全盤計畫，惟以訓練與組織息息相關，而中央規定訓練不容涉及組織，於是發生若干窒礙難行之處，用力多而成功少，力量相互抵銷。在任六月，實無績效可稱。

    自民國十六年清黨後，爲防止共黨蠢動，即停止各地民眾團體與工會運動之活動。經我詳細研究過去之得失，認爲此種作法，是因噎廢食，並且摧毀舊制度後，必須代以新的制度，乃擬定訓練綱領，以組織對組織，以闘爭對闘爭，對民眾、工人組訓之內容，明示共黨爲闘爭對象。是項綱領，經中央核准，頒行各省市黨部，惟當時黨政雙方缺少配合，各級政府對此視同具文，各級黨部，亦未認眞執行。

    北伐成功後，有一種歌謠，就是「革命軍勝，革命黨消」。奠都南京後，一般官僚政客倡言「作天下事，用天下人」，藉謀進身之階。因此舊日官僚，絡繹南下，混入中央政府，軍閥陳調元、劉鎮華等，也自稱國民革命軍，魚目混珠。閻、馮野心尤熾，頗有奪取國民黨政權之勢。王正廷、孔祥熙、宋子文則分據政治、外交、經濟要津，浸假而成爲國民黨政府的重鎮。

    民國十七年，胡先生組織立法院，很少用舊人，其中雖有幾位老國會議員，但都是同盟會時代的老同志。當時由黄郛介紹楊永泰給蔣先生，由蔣先生轉爲介紹入立法院，胡先生拒絕任用。

    蔣宋結婚之後，孔（祥熙）宋（子文）在上海縱横捭闔，大顯神通。孔用「山西票號」的老辦法，管理金融，並挾馮（玉祥）以自重。宋雖不知中國固有的倫理文化爲何物，更不懂公文，但野心特大，很想取蔣先生而代之，他用當時的憲兵司令溫應星（此人爲溫宗堯的侄子，美國西點軍校畢業，與艾森豪先後同學，原在張作霖處任參謀）組織稅警團，溫無野心，以服從爲天職，唯宋之命是聽。宋並告訴他說：「我沒有自己的軍隊，便以此作中心，你隨便增加人數，錢由我負責。」他一手拉著東北王張學良，一手拉著南天王陳濟棠，造成國民黨嚴重的危機。有一次蔣先生校閱稅警團，因爲裝備太好，大感不滿。

    十九年，張學良率軍入關，閻、馮失敗，張被邀入京，少年得志，有錢有勢，又有東北資源，受到朝野熱烈歡迎，且進出主席官邸，時作主張。

    這些軍人也好，政客也好，官僚也好，都一直認爲胡先生是國民黨的「狼狗」，所以處心積慮，一定設法來打倒胡先生。

    胡先生的致命傷，還是受到黨內元老的反對，他們利用召開國民會議的矛盾，挑撥於蔣胡之間，終於造成胡先生被扣的不幸事件。

    民國十九年十月，我自天津南返，是月二十九日，胡先生約我晚餐，當時我問他對召開國民會議有何主張，胡先生告訴我：他最初覺得此際召開國民會議，爲時過早，所以在十月以前，曾提出過反對意見，但自蔣主席在前方發表主張，主張定期召集國民會議後，即予撤回。從未再提不同的意見。我追問他最初反對的理由，他說：「召開國民會議，係總理遺囑所明示，我當然贊成，不過在時間上的看法不同：㈠我以爲大亂初平，應子人民休養生息的機會，政治上不宜多所更張。㈡本黨各級黨部，現在尚無基礎，各級政府多敷衍因循，苟且了事，於黨政聯繫方面，缺少配合。㈢對於推行地方自治，正是適當倡導時期，目前各地土豪劣紳，勢力尚在，倘不經訓政階段將其根絕，而遽言憲政，實距理想太遠。㈣中央政府基礎未固，倘開放政權，軍閥官僚蜂擁而至，復蹈民元之覆轍。㈤本黨同志率眞坦白，決非詭計百出、無孔不入的官僚與共黨之敵手，此時開放政權，易受一般攀龍附鳳野心家之包圍，而黨基因以搖動。㈥總理民元將政權禮讓與袁世凱，致官僚軍閥擾攘不息，爲禍全國者達十六年之久，犧牲無數青年與財產。由此可知政權之得失，關係本黨主義之行否，與國民生計之榮枯，實爲鉅大。」 「我有以上的感覺，故認爲本黨既已有能力統一全國，當任勞任怨，勇於負責，輔導人民，完成地方自治，然後還政於民。還有一點，就是總理遺囑所說的國民會議與建國大綱所說的國民大會，性質並不相同，但一般人對此未能瞭解，容易發生前者即係後者的錯覺，故主張稍緩，以免發生無謂的紛擾，影響建國歷程。」

    我當時聽了胡先生的偉論，得知胡先生反對召開國民會議的苦衷，而其所論黨政各端，又出於謀國之公，眞是令人佩欽之至。

    十九年十月，中央已決定於民國二十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會議，此乃本黨由訓政時期進入憲政時期。中央特遴選大員，分赴各省負責督導宣傳，當時廣東爲李文範，四川爲方覺慧，雲貴爲李宗黄，福建爲陳肇英，河南爲桂崇基，山東爲劉紀文等同志，訓練部亦派專員，隨同前往。出發前由中央黨部秘書長陳立夫同志，分別召集督導員及隨從人員開會，請中央常務委員胡漢民先生訓話，我每次都曾參加。胡先生極爲懇摯，論及國家元首人選問題，即推重蔣中正同志，並謂蔣同志領導國民革命，南征北戰，統一全國，不特功業彪炳，且品德修養，公誠謀國，在本黨同志中，當屬佳選，如果國民會議決定改組政府，應請各省市代表，一致推舉蔣同志爲總統，務望負各省督導責任同志，本此意旨，廣爲宣達。其結論無不以此爲諄諄之勗勉。綜其歷次訓話，對國民會議之召集，實具極端擁護之誠，從無一語有所非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