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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於民國二十五年出生於湖南省安鄉縣安造垸蹇家灣。安鄉位於洞庭湖西北部。農田之間湖泊星佈，小河交錯，是個標準的魚米之鄉，一年四季，農產豐富，有兩季稻米，早稻和晚稻，小麥、大麥、大豆、高梁及各種菜蔬。蹇家灣僅是個一千多人口的小村落，我家數代務農，屬地主富農，也是當地的大族。但自我懂事起，我家一直爲兵役問題困擾著。這應由我父輩說起，他們有兄弟四人。在抗日期間，政府就常到鄉間來徵兵。我二伯早逝，留下的三兄弟，至少得有一人去當兵，我父親年紀最輕，耕耘田地也多，自然該他去應徵，但要當家作主，因此只好買壯丁去替他了。當時買壯丁與雇個長工一年的費用差不多，大概是三十擔穀子，也不算太多，但這些來自窮困人家的壯丁，常當了一、兩年兵就溜走了，政府就再到家裏來找人，我們又得再另買個壯丁去應卯。如此週來復始，我們幾乎年年都在爲買壯丁苦惱。後來他們分了家，我母親又以她陪嫁的私房錢買了一些田地，除了部份租給人家外，家裹還請了個長工幫忙耕種，生活相當安適。不過好景不長，家父在民國三十七年底去世，當時我大哥二十歲，二哥十六歲，我是十三歲（還有一姐一妹），姊姊出嫁，家裏的農務就落在兩位兄長身上，他們又都到了當兵的年齡，只要他們任何一個被捉去當兵，家裏的耕作就有了問題。剛巧第二年過年時，一位在廣西梧州聯勤總部任職的堂兄回家來過年，他也是因爲兵役問題，自己在民國三十二年自願從軍，參加青年軍，當時是少尉軍官，在梧州的聯勤總部當糧秣庫庫員。他的回鄉引起了我也想去當兵的念頭。我雖出身農家，並不喜歡種田，不如與堂兄出去闖闖；同時由於我的當兵，兩位兄長就可安心在家工作。因此我徵得母親的同意。堂兄見我已有三年私塾的基礎，意志也堅定，又讀了三年國民小學，把我帶去，或可再讀讀書，或在外另求發展，就答應了我的請求。我們兄弟二人在民國三十八年正月十五日離家去了廣西。

    陳：你留在家鄉的兩位兄長有沒有上過學？

    蹇：只讀過私塾，當時鄉下還沒有新式的國民小學，直到我讀書時才有。

    陳：你們鄉下對外界的事情靈通嗎？

    蹇：非常閉塞。我們的村莊在城鄉保甲制上僅是個「甲」，一個保要管幾個甲，保之上才是鄉公所。我們到縣城仍要坐船，順風時都得四、五個小時，因此與外界來往很少。

    陳：抗戰時，日軍去過那兒沒有？

    蹇：我們那兒淪陷了，不過時間很短，三十二年到三十四年兩年多。日本人不來徵兵，但來捉「花姑娘」及搶東西。他們平時住在城裏，鄉下人只要聽到日本鬼子來了，就躲到湖裏的蘆蒿叢裏，留下個空房子，反正家裏也沒什麼貴重東西，他們破壞一下就走了。

    陳：你離家前共產黨有沒有來過？

    蹇：沒有，除抗戰那兩年淪陷外，我們一直是在國民政府統治下。國民黨的部隊常來我們菜園摘菜，但從不給錢。

    陳：那你們在鄉下，對共產黨有什麼看法？

    蹇：我離家時，共黨已拿了徐州，正向南推進。我們在鄉下也聽說對地主及富農很不利。我父親四兄弟雖已分家仍住一起，在村裏是最富有的家庭，尤其我們這一房，田最多，有些租出去，既是富農又是地主，所以我們都是很害怕的。

    我與堂兄到梧州後不久，桂系部隊已從南京方面撤回很多，堂兄奉派到前線鬱林去補派糧秣，把我留在梧州糧庫本部，等四月份局勢緊迫時，糧庫庫長就帶我一起撤退。我們一輛卡車上還載有一班糧秣庫監護兵十多人及一些糧秣庫的重要東西：錢及貴重物品。在路上走了兩天，經南寧，再往東南到了小董，看到各方撤來的部隊已有七、八十輛車都聚到這兒，顯然已無路可走；前面已快到海邊，兩旁盡是大山。記得那時已是晚上九、十點鐘左右，帶我走的庫長正與其他人研究如何撤離時，突然聽到喊聲：「共產黨來了！」接著不遠處就響起槍聲，大家拔腳往山邊跑，後來發現與我一起跑的是監護班的班長，而與庫長跑散了。

    其實那些所謂的共產黨不外乎就是當地的土共、民兵，並非正牌的部隊。他們曉得有許多部隊撤退到這兒，藉機就過來騷擾。他們已在山上部防，等到入夜，趁有些人已入睡，再開槍亂打，大家出其不意，亂成一團，東跑西竄，頗多傷亡。

    我與監護班班長直往山裏跑，跑累了，就躺在地上睡一會，聽到槍砲聲，又起來再跑，這時雖也有不少像我們一樣逃難的人，大家似乎沒有計畫或方向，時躲時跑，如此上山、下山、上山、下山地亂跑，跑到第四天，與我一起的監護班班長給打傷了，他直嚷著要水暍，我弄不到水。他原還提著一個箱子，我拎不動他的東西，也背不動他，他只好叫我不要理會他，自己走罷！ 我看看也沒有其他辦法，就尾隨著其他人，又走了一天一夜，在拂曉時來到一條路旁，我與一個在山裏跑時認識的小孩（江西人）實在走得太累了，就躲在路旁低窪處睡了一覺，等我們醒來時，其他的人都走光了，我們心裏很害怕，只有沿著路往前走，不久來到一條溪溝，上面架有尺不到把寬的獨木橋，等我們正要過橋，恰巧走來了幾個當地人，問我從那裏來？ 正說著話時，站在身後的人就放了一槍，我們拔腿就跑，他們就一路追，等我跑不動了，就給捉住了，他們看我身上沒有值錢的東西，就要把我身上的衣服剝下，我因天冷不願意，他們終於讓我留下一條褲子、一件汗衫。那時天已亮，我看田裏還有些稻草，就抓些稻草護身，獨自一個人（已與同伴跑散了）到草棚裏擁著稻草蹲在那兒哆嗦，到了約九、十點時，有另一些搶了人的當地人路過，看我凍得可憐，其中有個四、五十歲的老頭子叫我與他一道走，我與他們一起來到了一個小鄉鎮的街市，他們在那兒弄飯吃，並盛了一大碗飯給我，上面還有豬肉、黃豆、荷蘭豆等，並給了我一件搶來的衣服及褲子穿上。我告訴他我的鞋子也給剝走了，現在已光腳走得有點腫了，他又帶我走了約半小時，來到他家，我的兩腳已腫得很厲害了。雖然我不大能聽懂他與他太大听說的地方話，但能會意他們要我先住下來。他每天也頗有耐心地用一些鄉下的草藥爲我敷腳，一星期後，就開始消腫了。我看到他們的生活很苦，老頭子並不出去作事，只在夜晚成群結隊出去搶劫。那兒的男人都背著土製的槍，一堆堆地去搶劫那些逃過那兒的國民黨部隊或難民。只有老太婆出去種蕃薯及青菜。他們每天吃都是稀粥，真正的糧食是蕃薯。我在家鄉一向是吃米飯的，吃不慣稀粥。他們每餐只好在煮粥時盡量撈出較稠的米粒給我吃，自己則多喝稀水。甚至過年也很儉樸，就是一些自己種的茄子、番茄、豆角等等，惟一特別的是偶爾可殺一隻雞，它的烹調也非常簡單，由於缺乏油與鹽，只在切碎的香菜裏洒點鹽，用白水煮熟的雞，切塊，沾上一點香菜來吃，就很開味了。

    我在那兒住了將近一個月，腳已完全醫好了。我知道住在那兒增加他們很重的負擔，於是過完年後，就告訴他們我想回湖南去。他說他唯一能幫忙的是把我送到縣政府，於是第二天就啟程了。我們大約走了四個多小時，來到了廣西綏淥縣縣政府，首先是公安局長來問話，我除了把堂兄的工作改爲經商，因出外送貨而逃散外，一切照實回答，並希望他們幫忙讓我回湖南老家。縣委書記以全國尚未全部解放，交通還未全面通行爲理由，要我先留下作點端茶、送信等雜差，我就在那兒住了下來，有時也與他們一塊出去，那兒車子很少，多數是騎馬。

    陳：當時縣政府作些什麼工作？ 有沒到鄉下去發動清算鬥爭？

    蹇：那時剛淪陷，還沒發動清算鬥爭。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剿匪。清剿當時留下的國民黨游擊隊及地方上的土匪。他們經常跑到靠近越南邊境的龍州與十萬大山一帶去剿匪，當時李彌的部隊尚在那一帶打游擊。

    陳：當時共產黨的低級幹部教育程度很差，尤其在鄉下，你覺得綏淥縣的幹部如何？

    蹇：他們都不是當地人，從縣委書記、公安局長到小幹事，都是北方人，說很好的普通話，他們當時的工作除剿匪外，就是向當地老百姓作宣傳工作。

    陳：在那段時間裏，有沒什麼讓你印象特別深刻的事？

    蹇：他們公安局對抓來的游擊隊或土匪，非常嚴厲，都在晚上殘酷地審問他們，要他們供出同夥的名字、窩藏的地點、軍火等等，常用子彈或筷子夾在五個手指間，用繩綁緊，反手吊起，犯人還不招供的話，再把繩吊高一點，並用籐條抽打，每晚弄上個四、五小時審問後放回監獄，第二天再放到大太陽底下脫光衣服從早曬到晚，晚上再審問，如此日夜折騰，直到招供爲止。然後再把這些已招供的犯人一車車地運走，運往何處我不知道，在我想來，大概是拿去打靶了。

    我在那兒停留兩個月，經常看到這種情形，心裏很害怕的。

    我的工作並不忙，行動也相當自由，閒了常看看從南寧送來的報紙。大約是兩個月後的一天，突然在一份小報上看到堂兄尋我的廣告，我悄悄地按址去了信，取得了聯絡，他每兩、三天就來一封信，都是我到郵局去取。不久他告訴我說在那一兩天內會有人到郵局找我。果然第二天就由郵務員指引，看到了糧庫裏監護班的副班長，我見到他好高興，很快約定當晚離開。我回去略作準備，當晚再溜出來找他。我們一開始就走山路，他對當地地形很熟悉，大概走了七、八十華里，在第二天中午就跑到了南寧，見到了堂兄。

    堂兄在淪陷後曾躲在南寧被關過，也遭了清算，放出來後，就在南寧賣燒餅、油條，住在朋友家。我們見面後，我得躲起來，不能出門，由他去申請通行證，我們詐稱返鄉的行程是：南寧－梧州－江門－澳門－香港－廣州－湖南。我也不確知發行通行證的是公安局？ 還是市政府？ 甚至是否是堂兄找人申請？ 反正沿途檢查的官員、幹部都沒人懷疑或留難。

    我們走的是水路，從南寧到梧州的路上還有一段驚險的遭遇。我們搭機動洋船，沿鬱江東下，走了一天二夜，到離梧州尚有一百多華里時，突然岸邊山上有機關槍猛向洋船掃射，我們船上四、五十人都趕緊躲到大統艙內，所幸河寬船快，子彈都落在河裏，我們有驚無險地躲過了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