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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缅怀张黎群，深切追思胡耀邦（全文）
陈泱潮（陈尔晋）
（200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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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上篇
1、我的“或从王事”（推背图47像讼卦爻辞）传奇经历
2、中共决策层赋予筹建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的任务
3、张黎群先生概况：完全可以说是胡耀邦先生的心腹股肱重臣
4、中国青少年研究所名副其实是“庙小神灵大”
中篇
5、我被物色到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缘由
6、深刻难忘的第一印像
7、不耻下问，虚心追求新知
8、热情支持首都高校自由竞选人民代表
9、改革开放后鲜为人知的第一次学潮
10、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11、“我们党对农民是犯了罪的！”
12、行船偏遇打头风：忽遭中共中央1981年〔9〕号文之变！
下篇
13、又经10年铁窗烈火熬烤之后，重见张黎群先生
14、“您的那位学生说的很透彻……实在是三难得啊！”
15、耀邦最后岁月两首有关文章、理论、学术的诗词
16、泪撒耀邦书房
17、胡耀邦的遭遇甚于屈原尽忠受谗的遭遇
18、耀邦才真正是“生的光荣、死的伟大！”
19、真是胡耀邦传人，就必须下决心、有行动，切实执行《胡耀邦政治遗嘱》
20、胡耀邦的政治遗嘱
21、本文和《特权论》是对《胡耀邦政治遗嘱》的有力佐证和诠释
22、张黎群问：谁有福气来摘取开创党团宪政民主万世基业的桃子？
23、胡耀邦是中共的异数
24、胡耀邦～张黎群先生们的局限
25、今日中共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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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胡耀邦最难能可贵之处，体现在他生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爱戴，身后更受到愈来愈深切的怀念。原因就在于，他有1颗真心诚意把人当成人来尊重、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实践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在取缔西单民主墙后的1979年6月，胡耀邦在5届人大2次会议上，不顾高层人士对他支持民主运动的指责，义正词严地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他坚持言论自由，反对以言论治罪，理直气壮，掷地有声！他要从这些具体的、典型事例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给专制与独裁敲丧钟，给和平民主鸣锣开道、铺路搭桥。这是他多彩人生中十分耀眼之笔，也是人们对他最为怀念之处，同时也是对中国社会最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和理念。
——引自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唐非：《胡耀邦传》前言
1、我的“或从王事”（《推背图》第47像讼卦爻辞）传奇经历
我的传奇经历，不仅在于毛泽东时代就写出了四篇14章的《特权论》，深刻论证并且上书建言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推行民主革命，建立三权分立、实行两党制、议会制、总统制的民主制度，而且在于我虽然有准备发动大军区起义结束专制独裁暴政的行为（详见《陈泱潮事略》），并且一度落入死囚牢笼，自分必死，却意想不到奇迹般获得释放、平反，甚至于紧接着因为《特权论》，早在1980年，就从云南边疆基层，直接奉调进京，而且是到可望影响中共决策的理论政策研究机构，从事理论政策研究工作。
这可望影响中共决策的理论政策研究机构，就是张黎群先生主持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
2、中共决策层赋予筹建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的任务
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成立于胡耀邦先生刚当选为华国锋任党主席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
当时是由共青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筹办。任务是三个：
◆起到美国智囊机构兰德公司那样的给中央决策提供重要参考的作用；
◆做情报中心；
◆出栋梁人才……
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正组长张黎群先生，副组长钟沛璋先生，都是和当时的中共总书记、不久即完全取代华国锋，作了党主席兼总书记的胡耀邦关系很深的思想很开明的领导干部。
筹备组基本上是在原来团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的，钟沛璋先生就是当时的团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谢昌逵，是副主任。其他从党中央机关调来的几位主要成员，都是原来团中央资深干部。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地地道道的胡耀邦嫡系团派中坚力量。
3、张黎群先生概况：完全可以说是胡耀邦先生的心腹股肱重臣
张黎群先生，1918年5月出生于四川成都蒲江县一户书香门第。18岁步行到延安，投身革命。曾和宋平等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手下工作。上个世纪40年代，新华日报在蒋管区高举民主的旗帜，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的时候，他曾经担任新华日报研究室主任。应当说，他在那里，就接受了民主思想的洗礼。
张黎群先生与胡耀邦关系十分深厚。他们年龄相伯仲，早在延安就认识，彼此都有很好的印像。50年代初期，胡耀邦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张黎群先生即出任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
1957年反右，中国青年报很多优秀人才（包括副主编钟沛璋先生），都被冤冤枉枉打成右派。张黎群先生因为说过不能把报纸办成广告牌传声筒，几乎也被打成右派，材料已经上报，幸得胡耀邦亲自去向邓小平力保，邓小平发话，才得以幸免带上右派帽子。用张黎群先生的话来说，耀邦之于黎群，有生死之交、见危力救、消灾免难之义。
张黎群先生虽然没有被带上右派帽子，但是因为邓小平说：“既然糊涂，就不能再办报纸了……”所以反右后，被调离中国青年报，下放到陕西做了一段时间的县委副书记，1960年以后又到四川任中共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中共绵阳地委副书记等职。
文革初期，张黎群先生因为发表文章，在四川被打成西南“三家村”首犯，关押达七年之久。使他从反面再次接受了民主思想的洗礼。
1973年张黎群先生获得“解放”后，任过一个大型企业的领导。
1978年中共11届3中全会前后，获平反任浙江大学党委第二书记兼第一副校长。
1980年任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组长、中国青少年研究所所长。
1982年创立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任会长。
1983年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教育室第一任主任。
1986年离休后继续担任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
除此之外，在2000年，我离开大陆前，他还精力充沛，老当益壮，主持着东方文化研究会（下辖【东方】杂志）和名人协会（下辖【名人】杂志）两个官方社团的常务工作。
并且正是在此之际，以对国家对人民和对胡耀邦先生的高度忠诚，积极主持编写了今日影响甚大的《胡耀邦传》。
4、中国青少年研究所名副其实是“庙小神灵大”
1980年秋，胡耀邦当选中共主席制下的总书记后不久，中央决定成立负有上述三个使命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遂将张黎群先生从浙江大学党委第二书记兼第一副校长任上，调任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组长。
由此可见，胡耀邦对青少年研究所的高度重视和寄予厚望。
可以说，中国青少年研究所，其实是牌子小，使命大。
如果胡耀邦不被废黜，而得以一路顺风巩固了接班人地位，中国青少年研究所一定会发挥出对中国历史的积极的进步的重大影响。
这从胡耀邦遭到废黜后，中国青少年研究所被王兆国指控为“事实上的团中央”，而被撤消，也可看出端倪。
5、我被物色到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缘由
我是因为《特权论》即《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被借调（当时用人制度还不能从不同系统尤其是不能从边疆基层外单位一下子把人调到中央机关）到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工作的。
《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于1979年6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5届2次会议开幕当天，由北京《四五论坛》以大字报和油印本两种形式，公开张贴上北京西单民主墙，并且分两次发行了油印本。当时产生了极大的轰动响应。人称这一天是民主墙的复活节（详见《我的第四次人生十字路口》）。
1979年6月18日《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民主墙的发表，就篇幅而言，相信是中国大字报史上最长的大字报，可载入大字报迪斯尼记录；就思想新颖重要切中时弊发人深思的广泛性、深刻性和轰动效应而言，也可以载入思想振频迪斯尼记录
其实，早在《四五论坛》正式公开张贴和发行前，中共已经派来特工人员以自愿义务作本期《四五论坛》特刊校对的名义，参加了《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过程翻印工作，已经获悉我的情况。知道我才从看守所死囚牢笼出来——因而当然知道我《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原文文本和整个案由卷宗，以及我是云南宣威人，和邓小平夫人卓琳有着世交烟亲关系等等一应情况。
事实上，中共最高层对我应当是早有认识。因为《特权论》早在1974年、1975年、1976年、1978年，以《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书名，先后用马东伍、殉道者的名义，多次采取异地投邮等方式，寄送给毛泽东、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以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我本人又在1978年4月30日被查获抓捕，坐实是《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作者……在当时那样一种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和敌情动态的风气和惯性力量下，对《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如此新颖深刻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新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最高层不可能不重视，不可能不调阅研究。
了解和熟悉中国当年那种思想禁锢和中共运作规则的人，会认识到《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对中共决策层的影响，早在中共11届3中全会之前，就已经产生。
就非最高权力机构和非掌握政法系统机密的人来说，《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当时特有的、今天依然可见的理论深度和整个改革思路，足以令当时的所有读者，产生发聋振聩的感觉。当然，更会引发中共思想理论意识形态专业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我想，恐怕正是这个原因和青少所上述三个任务的需要，使联合筹备成立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的共青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领导，才会把目光集注到《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及其远在边疆地区社会底层的作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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