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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膺民主的最低门槛--从民主社会主义的激辩谈起

服膺民主的最低门槛

   --从民主社会主义的激辩谈起

   一、共产党老左派的卫道与“新” 左派的辩解

   近期在国内卷起一阵围绕着“民主社会主义” 的激辩。其实,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又称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阐述和传播,我们居旅国外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早已经就从事了。共产党对此采用了异常聪明的办法,就是佯作不知。然而对于谢韬等“体制中人”在国内宣传社会民主主义,中共顽固派就极感不能听之任之。中共顽固派可分为老“左派” 和新“左派” 。对谢韬等的围剿由毛泽东主义的遗老遗少--共产党的老左派首先发动。他们发表文章、开研讨会,一片鼓噪。当我们读着那些卫道士的陈词滥调时,恍然感觉时光的凝固乃至倒流。他们讲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共产党党阀文霸康生所主导的批判“苏修” 的语言;是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官方文革大批判的语言。我们不能不深感惊讶。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怎么毫无长进?不妨信手捡来他们的一些文字看看。

   “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进行的一些改良,目的是为了巩固资本会主义制度。……在中国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企图找到一个诱使中国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的桥梁。因此,目前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党内的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以谢韬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斗争,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在新时期的继续。

   “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回避阶级斗争;在经济上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只在二次分配上给群众以小恩小惠。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只能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和平演变中国提供帮助。假如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即使中国经济有所发展,也只能使中国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和政治附属国。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可能救中国,只可能颠覆中国。”

   操这类语言者并不是一般人物,其中许多是有头有脸的。如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韩树英、原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北京市委党校原副校长王子恺、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杨克等。

   毛泽东主义的遗老遗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自居,身享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为权贵资本主义给他们带来的种种优渥待遇,嘴唱三、四十年前毛式普遍贫穷社会主义盛行时的八股调门。

   跟这班共产党老左派去辩清一个什么道理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讲道理的人。他们只能操着几十年一贯制的党八股调去扭曲事实、去以势压人。几十年来他们习惯于居高临下地打棍子扣帽子而不屑于作平等的探讨;习惯于作强横的断言而不屑于作诚实的论证;习惯于虚张声势地扮演激进角色而毫无实事求是的精神。

   如果说当年康生主导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和张春桥主导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 是以所谓的国营经济为背景,那么当今中共老左派批判“民主社会主义” 又是以什么为背景呢?他们说“在中国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企图找到一个诱使中国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的桥梁”。 这真是笑话!难道他们是生活在月球上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当今中国早已复辟了资本主义吗?而且准确地说不是复辟,而是创新出一种特别恶劣的资本主义。它是集早期资本主义之冷酷;集贵族特权之骄奢;集共产党政治体制之专横于一身。这个特别恶劣的资本主义利用市场经济的动力发展了生产,但却造就了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社会财富。这些毛泽东主义的遗老遗少们若要维护其奉为圭臬的马列主义原则,那早就该起来大声疾呼地抨击中国共产党已在实行的那种特别恶劣的权贵资本主义,应该去与实行这个主义的邓小平、江泽民作决绝的斗争。可是没有。而在谢韬呼唤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面世后他们则一反常态,迅速麇集起来齐声鼓噪。这里面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真实原因是谢韬等人呼唤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民主制度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制度下,任何政党都须遵循民选原则,不能以暴力为后盾独霸社会公权力。而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则特别恶劣的资本主义是共产党以军队和警察作保镖来一党独霸社会公权力。共产党的老左派内心知肚明。由邓小平开创、江泽民继承发展的特别恶劣的资本主义尽管在经济领域与毛泽东主义的普遍贫穷社会主义相去甚远,但在一党专政上则是一脉相承。而谢韬等人宣扬的民主社会主义除了在经济上反对两极分化外,更主要的是政治上反对专制独裁。这就踩到了中共老左派的总神经。

   毛泽东主义的遗老们在毛泽东普遍贫穷社会主义时代就得到特权的经济优待,在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更是被优渥供养。毛泽东主义的遗少们当然也在邓小平时代享尽荣华富贵。而这一切都是以共产党的特权为基础的。如果一旦按谢韬等人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行事,那么他们的优裕生活立即失去政治特权的依托而岌岌可危。这如何不使他们将民主社会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而即起围剿之呢?

   中共老左派们虽然气势汹汹,但整个社会情势已今非昔比了。当年中共老左派凭藉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淫威,口含天宪,随心所欲地置人与死地。今天共产党独裁的基本形态虽然依旧,但其统治力度已相当式微。毛泽东主义遗老遗少的汹汹只是色厉内荏、强弩之末,根本不能给当今共产党的统治格局以卓有实效的拱卫。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新” 左派登场了。

   “新” 左派一改中共老左派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而摆出一副说理的姿态。他们面对民主已成为世界大潮的现实,面对社会民主主义在西北欧的成功,不得不表态认同民主,不得不“肯定社会民主主义在当今新历史条件下的积极作用” 。在以此遮去专制主义辩护士的面目后便着手他们真实的作业。发表于南华早报的一篇署名“文磬” 题为“ 从‘社会主义民主’与‘民主社会主义’之争说起”的文章可算是他们的代表作。

   文章的作者对民主制度的要素之一“选举”进行了系统的抨击。他判定民主选举会给社会带来骚乱、动荡、损耗。 在对民主选举制作了这样的抨击后,作者结论说“‘民主’在人的利益驱动下的‘异化’,已经和正在出现较多的非民主本来意义的情况:“民主”在异化中,正在出现丧失其价值和作用的现象。”那么,该怎么办呢?作者开出了药方说。

   “为什么不能让执政党自身承担起监督权力运作的责任?为什么不能让多党合作的各党承担起监督权力运作的责任?”

   好一个为什么!图穷而匕首现了。讲了那么多话,兜了那么多弯子,原来就是为了让共产党固定执政,让共产党自己监督自己。一个执政党不可能自己有效地监督自己,就象一个人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离地面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显浅的、被无数事实证实了的道理。那位作者先生还当作什么灵丹妙药向民众兜售。至于“多党合作” 云云,共产党早就讲明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 。共产党一捶定音,几个花瓶党、尾巴党举手赞成,这就是“多党合作” 制的要素真谛。那会是真民主吗?

   作为民主制度体现之一的选举程序并非尽善尽美的事物,它需要发展、完善。至今人类的智慧还没有想出比选举制更好的委托社会公权力的方式。总不能说选举会有变味的可能就该回过头去拥抱专制。我们不妨用同样的句式回敬那位作者:“为什么不能让选举制度有个完善的过程呢?”

   事实上,民主国家里一直在努力完善选举制度。用社会全视角的监督去防止、和制定法律去惩办金钱与外力对民主选举的介入、干扰。如果说在某些民主制度初建不久的国家和地区选举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纰漏,那么在西北欧民主较成熟的国家里,人们可以看到选举机制的相对成熟。

   人类社会曾在很长的年代里使用人力车、畜力车。工业革命后出现了机动车。第一代机动车是蒸气机车。它身体笨拙,喘着粗气,步履迟缓。那么是不是就该回过头去使用人力车、畜力车呢?有远见、有智慧的人们不这样认为。他们多方设法进行改进。终於使蒸汽机车雄壮一吼,拉动千多吨货列疾驶时速60公理。而且智慧的人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觉得蒸汽机的热效率太低,功率也无法再提高。於是设计出了透平机。透平机的功率虽大,热效率也有所提高,但体积太大,於是智慧的人们继而设计出了内燃机、电动机。当代还有了核动力。试想,如果当初人们因初问世的机动车乏善可陈,就决定要抛弃它,决意继续使用人力车、畜力车,那当今会是怎样的世界?

   无疑,“新” 左派为共产党一党专政寻觅道理根据也会是徒劳无功的。

   二、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局限性

   最近一段时间,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宣传社会民主主义理念方面作了引人注目的工作。对此应给予高度评价。但是,海外和国内的政治气围毕竟有很大的不同。在细读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文字后,我们不能不指出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者思想上是有所局限性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邓小平的所谓改革持正面评价。二是极力要为民主社会主义找个政治靠山。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支,或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民间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局限性大多只有第二项,而共产党体制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则两项都有。

   体制内社会民主主义者竟然会有如下的语句:

   “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 绝非因为“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 ,而恰恰相反,是因为邓小平采取了铁腕手段,血腥镇压了八九民运。如果邓小平稍微有点良知和理智、稍微肯向民主靠拢,不在四月底就那么匆匆忙忙地把学运定性为有组织、有预谋的动乱的话,整个历史完全有改写的可能。邓小平光荣退休,赵紫阳主持自上而下的有序改革。从党政分离到逐步开放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逐步提升直接选举的层次等等。中国现在将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局面。

   可是心胸狭窄、脾气暴躁的邓小平先是在狂怒中血洗北京,待情绪稳定下来后,深感自己手上血迹如垢,为逃避历史的审判,便竭力掀起经济狂潮。他的企图是让全民族都去向前(钱)看。在每个人都为赚钱,为谋求自身的富裕生活而耗尽精力、泯灭良知之时,就会妄顾社会公义,也就不会在乎他手上残留的血迹。随着岁月的流驶,一、两代人的逝去,再加上不断有人为之评功摆好,邓小平血洗北京的滔天罪孽就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了。时至今日,已可以断言,造成当今中国社会贪腐泛滥、道德沦丧、贫富悬殊、专制持续的罪魁祸首就是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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