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弦琴:以当代儒教政治学使疑儒思想烟消云散——兼答复东海一枭 /东海一枭(余樟法)

何谓“国政”？“国政”者合乎儒家主导的中华文化之性质，依于历史进程而渐进产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国政之歧出、沦丧由来已久。例如：清朝的部族政权专制狭隘，使传统白衣卿相的士人政治，被满族贵族在上、士人政治在下的杂混专制模式所取代！这是国政之歧出。20世纪除辛亥传统之短暂的不成熟的初进之外，异质性意识形态入主中国、党国政治、社会天翻地覆、阶级斗争……可谓国政沦丧焉！

当代所谓的“国政”就是：大众与贤能结合、道德与功利和谐、个体和全体之和谐的、自由民主的中华模式的礼法政治（或者按流行概念说是“宪政”），彻底走出当代的夷狄化之迷途和强盗社会的“泥潭”！体现的是中华文化的：一、道高于政，二、民本民权，三、贤能政治，四、仁政，五、义利和谐，六、个体权利和社群之义利和谐的，七、社会（或日“家”）优先、家国和谐的，八、社会自治的、礼制的，九、礼治与法治和谐的。此追求的是人道人本的、“初级大同社会”焉！国政不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政治，不是个人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当然也不是社群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国政是新儒家主导的礼教礼法主义的。也就是明德（立国教）、自由、贤贤、平等、亲亲、兴文（即礼乐化、兴文教）、和谐（内圣外王与自然生命之和谐、个体与全体之和谐等等）、生生（返本开新、继往开来）、格致（即科学）、利用厚生的洪范十纲！无“明德”之“自由”是放纵人欲而异化、物化之自由；无“贤贤”之“平等”是泛平等、平均主义、庸俗主义，乃自由之敌、伪德也。

“明德”、“亲亲”、“兴文”、“和谐”、“生生”则使社会不陷于宗教迷茫，亦不陷科学即格致的工具理性、物质技术的泛化，亦不陷于利用厚生之功利化、物质文明至上，亦不陷于传统和现代之对立，亦不陷于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对立，更不能陷于金权政治！从而使中国回归中华文化本位，走向“安身立命”也。

综合而言，国政就是合乎天道良知的、历史文化的、人心民意的自由民主之礼法！就是合乎儒教即国教之不治而教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

西化的自由主义，新、老左派，模仿前苏联模式之流变，等等，由于无中华本位、不是从中华文化出发，故而皆非“国政”焉！

二、三重合法性下的儒教政治学原理

这三重合法性理论是儒家的传统政治学理论，当代由蒋庆先生首先明确性揭橥。本文所阐述的内容未必与蒋庆先生一致，这是由于各人背景、立场、理解的不同。然学术为公。

《大学》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尧舜之道、大同世、太平世皆是政治价值的终极关怀，是道德化的社会政治境界，不是具体特殊的秩序和制度。（这一点上甚至于某些儒家学者也有混淆。至于视之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观念皆文不对题焉！）儒家认为天下大治是人民自治的结果，贤能政治是善风俗之首要助力。（《礼运•大同》《击壤歌》等）这是中国政治的最高理想。而这中国政治的最高理想是依据心性天道合一的，天道和良知一也。孟子日“人皆可以为尧舜”。牟宗三日：“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线相承之道，其本质内容为仁义，其经典之文为《诗》、《书》、《易》、《春秋》，其表现于客观政治社会之制度为礼乐刑政。此道通过此一线之相承而不断，以见其为中华民族文化之命脉，即名日‘道统’。”

此理想社会原则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一、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希圣希贤，如此天下为公，揖让而授圣德。二、为仁由已、道德自律，教化为首。三、理一分殊、物各付物，是因人之心性之固有而发为德与礼，成事功！是各畅其性、各得其所，也就是礼义化的自由平等和多元主义。四、无为而治、德治。五、天下一家，家国和合。也就是尽心尽性尽伦尽制的内圣外王之道，这也是民本的最高价值内容！（因为它是自律和自律统摄他律的、内在的！它不是他律的外在的，所以不会成为以外力追求的乌托邦工程，不是基督教的天国，不是科学面貌的共产主义。此不可混淆的！）

此奠定了天道良知的合法性的内涵。

但是，任何政治都要受到历史现实的限制，即更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环境、民族、战争等等的现实限制，统治者大多是人兽混合的功利之辈。多数人不能成为士君子，士君子是少数，……于是历史现实上的政治是低级的、甚至于黑暗的，很少有闪光点。而天道良知的政治关怀，则是政治的最高价值判准，是政治的进步和退步之价值标准之首要根源！

天道良知的合法性就是：现实政治从其历史条件出发，是否趋向天道良知，还是背道而驰？趋向天道良知，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必然渐进合乎士、民的良心人情，邪恶和专制、腐败等减少，如此则是合乎天道良知之合法性。反之背道而驰者，则是不符合天道良知之合法性的！天道良知犹如太阳普照大地，万物才有希望和生机，虽然万物永远不可能与太阳同辉！天道良知的合法性就是检验万物是否面向阳光的法则标准，它是检验谁是黑暗、谁是不正不义的最高价值标准！

因为它是自律和自律统摄他律的、内在的，而不是他律的外在的，所以不可能成为以外力追求的乌托邦工程，不是基督教的天国，不是科学面貌的共产主义。此不可混淆的！

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即必须以中华文化为本位，要符合传统的个性和优性！

以儒家为本，以天道良知的合法性为最高价值关怀，以西为援，通变传统，返本开新，这是儒家的现代性！我们可以以西为援，但不需要以西方的现代性为标准。

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人心与道心相对，人心指个人自然生命，自然生命指利益、功利、权力、工作、受教育、吃穿住行、性、生子养老等人生需要和欲望，等等。由人心必然派生出个人权利，人心的合法性是个人权利的基础，前面所述的人心的内容理所当然可以成为个人权利的内容。民意是众意，指大众需要、共识和意愿等等。民意的合法性是大众权利的基础。大众权利是以普选为途径，大众在贤能的引导下，作主选择领导人，决定国家政治方向。人心民意的合法性指：个人与社群和谐，自然生命和礼义礼法和谐，由此出发判断政治的合法性！

这三重合法性不是分裂的而是和合的！任何一重合法性皆要受其他两重合法性的制衡与和谐化！是分立制衡而和谐化的！不是简单的分立制衡！

人心民意浸润于历史文化之中，受天道良知的理想之引领。所以，此人心不是无善恶是非的人心，是有人禽之辨的自然生命之人心，是庸俗的多数人自私自利而又受伦理风俗影响的人生、社会的态度。

文化与社会是由具体的人民来承担的。人民中有圣贤才智平庸愚劣之不等，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之不等。

所以，天道良知的合法性之自觉与大任是由贤能来承担的，大众从之！历史文化有雅文化和俗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相对之分立，雅文化、大传统主要由贤能、知识分子来担当。而俗文化、小传统则由大众为主，且与知识分子共同担当的！文化与社会的这种天然结构，决定了天道良知的合法性主要是由贤能主导，大众从之而担当！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则由贤能在上、大众在下，上下交合共同承担的！但是，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主要由大众为主，同时和贤能共同承担！

这三重合法性的信仰，落实于礼法制度、社会文化上就是首先落实民权与贤权和合的原则。因为天道良知的合法性须贤能担当，起教化之体用，唤醒、引领大众。历史文化的大传统也须贤能担当，起教化之体用，唤醒、引领大众。同时它浸润小传统、浸润风俗习惯、民心民志，起教化之体用。

至于在现实中，贤能起教化之体用，尊重人心之自然需要，唤醒、引领民意之方向，使它们不堕落于唯功利、背离天理人情甚至于人欲化；贤能使人民不被政客所煽动和操纵，有理智辨别是非、真假；贤能引导人民在选举领导人、选择宪政方式、选择国策上有理性！

“良知”、“人心”必然产生个人道义和个人权利。“良知”、“人心”是人权的信仰根基。民本和民意的合法性是民权的信仰根基。“天道良知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是个体贤权和集体贤权的信仰根基！“天道良知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之和合而制衡，就是必然地要求人权和民权、个体贤权和集体贤权的四权之和谐！西方的自由主义主张个人至上，只要人权不要贤权，使人权高于民权！而保守主义、社群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则强调社会和传统的重要性，但它们都没有贤权的自觉。这是西方政治学的致命缺陷焉！

没有贤权的自觉，就无举贤制度和贤能政治制度可言！更谈不上大众与贤能结合的优质政治！就会陷入庸俗劣质的多数人政治的困境！

蒋庆先生日“王道政治比民主政治更周全更完善更具有包容性。王道政治要求政治领导人不只对现世的人(选民)负有责任，还要对天道、自然、历史文化以及过去的人与将来的人负有责任。因为不仅人有人权，天也有天权、地也有物权，历史文化也有历史文化之权，过去的人与将来的人也有人权。只有天权、物权、人权、历史文化之权、往者之权与来者之权能够在政治中得到综合的实现，能够既各住自位又和谐共存，生民才会安居乐业，国家才会长治久安。如果天道被否定了，自然被破坏了，历史文化被抛弃了，过去的人与将来的人的权利被剥夺了，人世间只剩下当世之人的私欲泛滥横流，整个宇宙秩序与人类心灵秩序都被打乱了，那里还有政治秩序不乱之理。因为政治秩序是从宇宙秩序中派生的，同时政治秩序又是人类心灵秩序的体现，所以政治家就必须承担维护宇宙秩序与人类心灵秩序的责任。维护宇宙秩序与人类心灵秩序就是维护政治秩序，西方民主政治做不到这一点，只有中国的王道政治能够做到，因为中国的王道政治参通天地人，协调欲情理，能够使三重合法性并存制衡而调适上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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