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北大。《法制晚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报道，北大要对进入教学楼的人员抽查学生证件。北大校方称，这与即将开始的本科评估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维持正常教学秩序，堵住挤占学校教学资源的个别社会闲散人员。同时表示，查证不是要拒绝校外人员到北大旁听，持有正规旁听证的校外人员并不会被拒之门外。

   在北大，旁听早已是一种传统，曾创办“世界”报系的一代报人成舍我，年轻时想到北大求学，因为没有中学文凭不能报考，只好给蔡元培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万言长信，蔡校长准许他以同等学力报考旁听生，使他有机会进北大，开始“东斋吃饭，西斋洗脸”的旁听生涯，和他同时考取北大预科国文门旁听生的还有孙伏园，后来成了著名的编辑家，以首编鲁迅的《阿Q正传》知名于世。北大当时规定，旁听生如果第一学年的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可以改为正式生，如果这一年都不缺课，还可以加全勤分。我没有听说过，今天的北大还有这样美好的旁听制度。

   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的青年毛泽东，也曾是北大的旁听生，参加过哲学会、新闻学会，听过兼职讲师邵飘萍等人的课。在那个时代，没听说要办什么“正规旁听证”，也没听说有人指责他们“挤占学校教学资源”，更不会有人把他们叫做“社会闲散人员”，当然，不会有人想出教学楼查证件这一招。

   北大居天下之重，一举一动都会牵动舆论的关注。在本质上说，作为一所国立大学，北大是用国家资源办的，也可以说是所有纳税人供养的，理应属于所有中国人，在任何时候北大都是中国的北大，中国人的北大，这个性质不是校方能改变得了的。因此，“挤占学校教学资源”不知从何说起？无论以何种名义、借口，北大校方都没有权力将北大看做是部门的、本位的北大，更没有理由将查证行为矛头对准所谓的“社会闲散人员”。何谓“社会闲散人员”？在中国语境中明显是个贬义词，向来是打击对象。它不是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带有偏见的政治概念，人为地将社会人群划为三六九等，将某些人群打入另册，这是一种最典型的歧视。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还有人代表北大使用这样的语言，未免太不自重。难道到北大来旁听，有向学之志、求知之心的人，仅仅因为没有向校方办“正规旁听证”就成了“社会闲散人员”？而办了这个证就不是？在中国的国土上，在公民身份证之外，任何证都应该是从属的、次要的。如果北大向社会开放，容许旁听，那么只要带上身份证就够了，无须办这个证、那个证。如果北大是不允许旁听的，查证自然就会变得多余。如果北大对于旁听生有一套一贯明确的、向社会公开的制度，那么，只要按这套制度运行即可，也谈不上查证。

   今天的北大不再是蔡元培时代的北大，那是毋庸讳言的。但是，北大作为一所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大学，一个有过“兼容并包”传统的大学，在中国拥有特殊的地位，世人对它多抱有仰羡之心，到北大去旁听，对于没有机会进入这个大学的人是一种向往，也是一种弥补，对北大来说，旁听的传统源远流长，而且曾经制度化。大学，顾名思义当然是有容乃大，包括北大在内，大门都应该朝所有的人开放，北大的教学楼应该敞开胸怀欢迎人们来听课，而不是设置诸如“正规旁听证”之类的人为门槛，更不能用查证件之类的方式拒绝学生之外的其他人旁听。那绝对不是大学之大，只能是大学之小，小气、小心眼的小。我不知“本科评估”为何物，想来总不会高于大学开门办学的宗旨。

   现在，媒体都在纪念西南联大七十周年，这个时候，我们会特别怀念那些曾经的好传统，北大的旁听制度也是其中之一。大学就是大学，用蔡元培先生的话说，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是包容各种学问、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大学不是衙门，大学之所以为大，靠的不是等级森严，不是戒律俨然，不是关起门来，相反，开放是大学的生命，世界各国乃至中国百年的高等教育史无不可以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