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产业管制制度被官员们作为个人寻租的手段。只要某个行业有利可图，该行业的许可证就成为官员们谋取私利的手段，譬如煤矿、金矿与其它各种矿产的准入制度，都成了为官员们生产财富的“金牛”；而中国因此也成了世界上矿难最高、因滥采滥挖而导致环境严重污染的国度。
土地国有化成为权势者获利渊薮。中国各级官员象一群通过转手倒卖牟利的地产中介商，政府凭仗权力用低价逼老百姓出让土地，再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从中牟利。2006年倒台的陈良宇牵涉了十几家大房地产开发商，但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国有企业私有化获得地方政府的狂热支持。山东省诸城市市长陈光因一口气卖光了该市272家国有企业而获得“陈卖光”的绰号，成为中国“国企改革第一官”：“陈卖光”因此积聚大量财富，最后挟款潜逃，至今不知躲在世界上哪个角落。整个中国，国有企业负责人犯罪成为腐败案件的主体部分。比如，2004年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职务犯罪占查办贪污贿赂案件总数的41.5％，其中相当部分都与国有企业改制有关。
偏爱某种类型的改革。中国至今改革已逾28年，但永远处于不透明的改革未完成状态，每次改革都成为权势者汲取财富的有效管道。国有企业改制、证券市场建立、土地制度改革，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状态的金融体制改革，每一次改革几乎都使一批官员及“利益相关者”成了富翁。
上述这些强盗式掠夺行径的泛滥，使这个政权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维持稳定就成了现阶段中国统治集团的集体梦呓。没有任何既得利益者拥有永远掌权的自信，掠夺而来的财富无法经受政权更迭的风险，于是中国的政治精英集团与经济精英集团偏好移民它国，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外逃国。
比上述腐败更严重的是，中国政治腐败早就渗透到了权力授受过程当中。一个国家的官员任免制度是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根本，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倒是可以发现中国为政治学研究所做的独特“贡献”：权力授受过程中的官位买卖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分析样本；而对“买官卖官”行为的研究已经纳入“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计划”的重点课题。
从民众受益程度来看，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通过权力市场化制造了一批富人的同时，制造了数量几十倍于富人的贫困者群体。从劳动者福利来看，中国尽管成了著名的“世界工厂”，但却是著名的“世界血汗工厂”，其存在是以劳动力价格过于低廉与劳动者福利损失为前提的。最可叹的是，维护这些血汗工厂工人权益的的压力，不是来自于中国本土，而来自于中国政府最不欢迎的各种外国NGO，是它们的活动所产生的“回飞镖效应”，才使得可怜的中国劳工的处境有所改善。
尽管任何社会都会有穷人，比如美国就有相对贫困人口，但中国问题的独特性表现为三点：第一是缺乏救济贫困人群的社会政策。第二是剥夺了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福利。政府积欠的养老保险金在2004年就高达1万亿；而医疗保险改革中政府对公共责任的放弃则导致国民失去了病有所医的权利；数量高达2亿的农民工虽然沉积在中国的大小城市里，却属于没有任何社会福利的弱势群体。第三，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以房地产为龙头产业，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土地与房地产的依赖率高达40％－60％，而房地产开发所需要的土地却完全依赖于掠夺农民的耕地及城市居民的旧房宅基地，政府成了侵犯国人人权的罪魁祸首。
从环境资源来看，中国政府所炫耀的经济成就奠立于对环境资源掠夺性使用的基础之上，这种状况使得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空中楼阁。中国的生态破坏包括沙漠化、水污染、空气污染等所有类型的污染。只要阅读国家环保总局每年的年度报告，对中国的生态污染现状就会产生触目惊心之感。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要占到当年GDP的8%；中科院测算，环境污染使中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到GDP的15%，目前中国已经有1.8亿多人口沦为生态难民。2004年中国举办了“保护长江万里行”活动，众多专家在考察后指出：长江水系已陷入深度危机，若不及时拯救，10年之内，长江水系生态将濒临崩溃。中国当局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前所未有地断送了中国的未来。
与此同时，人口压力也日渐加大，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未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中国在文盲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于本世纪初就进入了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的状态。从2000年开始，中国大学毕业生与研究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日益严重，就业比率从2000年的70％下降到30％。这一现状的严重性在于，它阻绝了整个社会向上流通的管道，加剧了社会底层的绝望与对抗。
通过经济改革所增强的国力不仅使中共极权专制获得了强大的物质支撑，还强化了一种出于政党专权自利需要的政治错觉：专制极权政治＋市场经济＝强国之途。为了消弥日益激烈的底层反抗，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成了中国各级政府的日常工作。从2005年中国政府颁发《国家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开始，各地方政府均加大警力投入，给政府各部门下达了死任务，以防止群体性事件出现。各地政府则根据本地政情，将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任务分门别类，分解到各部门。全国带有普遍性的应急预案，除了包括针对征地、拆迁、劳动保障群体性突发事件等三类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预案”之外，还有各地自己的“特殊舆情”，五花八门的“应急预案”不一而足，其目标只有一个：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而国家角色也在这种掠夺民众生存权、加强社会控制、镇压社会底层反抗的过程中发生了嬗变。一方面是黑社会势力逐步壮大并逐渐向政治领域渗透，另一方面是基层政权日益堕落为一个个自利集团。这两大嬗变先是导致了乡村政权的流氓化与黑社会化，继而导致中国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这一过程与中国的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暴力公开化与普遍化同步发展，互为支撑。这个过程可以被概括为“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统治手段非正当化主要表现为政府日常行政已经越来越依赖于不正当的暴力，这不仅与现代民主政治相距甚远，甚至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中少见的一种暴政。
可以说，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堕落为当权者用来剥夺亿万民众社会福祉乃至生存资源的藉口，人们对中国这种以统治者自利为目的的改革怀疑日深，“改革”神话日渐褪色，到了近两年几近破灭。
中国离民主化道路越来越远。这种遥远，首先体现在中国当局完全拒斥民主自由价值观。2005年10月19日，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这份洋洋3万言的白皮书宣称，中国的民主政治正在蓬勃发展，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并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就不能复兴，祖国就会分裂；中国人民不配享有任何民主，“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持有偏见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以西方的民主标准来衡量中国，对此视而不见”。而与此相配合的则是部分知识精英，他们不是开始论证中国的传统德治如何符合中国国情，就是论证威权统治是中国国情所允许的最佳政治模式。而处于绝望状态的社会底层则开始怀念他们想象中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盛世──毛泽东时代。
由于中国政府严格控制媒体以及学术研究，所有不符合当局政治需要的观点在中国大陆难以公开讨论，民众只能通过“网易文化调查”那种“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做中国人”之类的话题宣泄不满，剩下的就只有当局允许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改革认知粉墨登场。在诸种改革认知当中，有两种堪称代表。一部是号称“反映了改革真实面貌的政治大片”的电视连续剧《我主沉浮》，另一部则是新左派的又一力作──多媒体网络剧《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两部剧作正好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试图塑造国人对改革的认知。
三、与官方趋同的改革认知
《我主沉浮》是作为正剧登场的。近年以反腐败为题材的影视片曾盛极一时，但中国当局终于在2004年下了“禁播令”。《我主沉浮》这部以周梅森小说为基础、且由作者本人亲手操刀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之所以能够开拍上演，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那是因为他“不碰政治高压线”。所谓“政治高压线”，自然是指政治敏感话题，而一切当局不喜欢的话题，哪怕是事实，都归于此类，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与一党专制更是“雷区”。
毫无疑问，周梅森本人很努力，读了不少关于评述改革的资料，也钻研了令不少作家头痛之极的经济类书籍，所撰写的台词表现了这方面的能力。但其创作思路却令我这个对改革历史、过程与大事件有着深切了解的人不敢恭维。
首先是剧中涉及题材的精心选择与似是而非的牵强表述，这里只试举几例：
剧中对近年来诟病颇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选择了一个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红帽子企业”伟业国际。经电视剧展示后，将国有资产流失这一掠夺公共财的“真问题”变成了一个源于人们思想观念认识不同的“假问题”──须知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重灾区与典型根本不是“红帽子企业”，也不是近年来成为万炮齐轰目标的顾雏军的“科龙”，这两类通过资本市场运作而做大做强的企业，其资产并非典型的国有资产。这些企业与政府产生矛盾的根源是产权界定，而不是国有资产流失。
中国的腐败问题连中共中央亦无法讳言，只是至今为止不愿意认“制度性腐败”这个帐，但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在这部片子里却变成了25年以来一连串为了改革而被迫进行的违规操作，片中最严重的“经济犯罪”是1998年宁川市长钱惠人为私人目的而挪用3亿资金，让一家民营企业“绿色田园”完成资产重组。该次挪用因为很快归还，几乎不显山不露水，最后还是被锐意改革的省长、与钱惠人曾共20多年风雨的赵安邦“大义灭亲”给挖出来了──相信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等人看了此片后，一定要怀疑自己每年在审计报告中罗列违规现象是否小题大作。
而渗透整个中国官场的买官卖官现象，在周梅森的笔下竟然成了片中汉江省高层人人深恶痛绝、避之唯恐不及的个别官员的作为。唯一的“跑官者”文山市长田丰义也因跑官而被“贬”到清水衙门省作协去了──作这一描述时，编剧者对近年来媒体在受控制状态下所披露的大量买官卖官现象视而不见，更是否定了中国官场上因利益而结成的政治保护关系之存在，让国家课题“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的主持人王明高看了后也要怀疑其研究报告的价值，因为王明高总结了非常严重的“买官卖官”现象：“越级”买卖、“合法”买卖、“公开”买卖、“批发”买卖。
[上一页][目前是第2页][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