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恩格尔系数说起

   1857年，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创立了一个分析方法，旨在厘清家庭各类费用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其结构即表明家庭生活的水平。一百五十年来，此分析方法不仅在经济学特别是四十多年来的发展经济学中屡试不爽，成为经典工具，并且也为社会学的细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个分析工具，被经济学家叫做Engel‘s Law 或Engel’s Effect.定律也好，效应也罢，如果将该工具与基尼系数（其前身为洛伦曲线）联合起来使用，观察一个社会的公平程度与个体生存状态，无疑有“火眼金睛”之功效。所以说，恩格尔定律（效应）为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并不夸张。

   恩格尔认为：（一）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食物消费所占家庭费用之比会越来越小，用于衣着、住宅、燃料与照明的部分变化不大，而用于文化、娱乐、卫生、劳务、教育的支出比重则越来越大；（二）食物支出占总支出百分比率为20％以下的是最富裕阶层，30％的为小康家庭，50％的为勉强糊口家庭。

   近二十几年来，西方经济学们通过分析完整的统计资料发现：其一，衣着和住宅等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在不断增长的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步递减；其二，高收入家庭在奢侈品和劳务上的开支在相对与绝对两个指标上，都比低收入家庭高出许多。

   二、基本人权的大倒退

   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通胀，虽然没有1988年那次来势凶猛，但是它的韧性却非十九年前可比。并且，食品的涨价幅度一直是一路领先，呈现跳跃之状，非食品类的生活用品涨价则呈现爬行之状，且稍低于整体物价上涨指数。简单地说，中国目前通胀出现了十分奇怪的情状：经济飞速增长、声称基本人权（生存与吃饭的权利）不断改善，反而是出现了“吃饭问题”。

   肉食品的50％涨价，则成为讥刺基本人权改善的“反动标语”。

   中国政府没有前瞻性地提供解决两极严重分化的有效对策，不仅为极左派提供了口实，而且还为“反动标语”提供了优质浆糊，让它牢牢地贴在了经济飞速增长垒就的“形象工程”的大墙上。在另一端，近乎“普通消费”的汽车——资本主义乃至“个性与人性化”的标志的商品，其市场空前繁荣，上半年宝马的市场增幅38％、奥迪增幅27％，奔驰也大体如此。

   作者本人并不仇富，也不主张“经济文革”，但是以比较经济学的专业眼光看，中国确实陷入政府失与市场同时失效的可怕状态中：（一）再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也会被利益集团分解为“救市政策”，房地产巨头们笑嘻嘻地说：你调吧！我欢迎。你越调，市价越高。（二）市场已经没了道德底线，国人受罪（如粪制臭豆腐）尚无可多议，出口产品的安全问题为我们招徕的不只是市场份额的缩减。中国人的人性问题，确乎成了世界性问题

   三、公共机构庞大促进通胀

   中国目前的通胀几乎“烧毁”了所有的通胀理论经典，什么进口输入型通胀，什么成本（工资）推动型通胀，都失效了。

   说进口带来的通胀，我们拼命出口，于是，经济学家像侦察兵似地把“轰炸目标”引向了热钱涌入带来的流动性过剩。但是，在另一端，中小企业的投资饥渴症十年未解，底层失业者告贷无门。

   热钱——流动性过剩，至少不是问题的全部，或者说是个伪命题。不仅我认为这是个伪命题，连央行行长周小川都说“流动性过剩被夸大了”。

   说成本（工资）推动，也不在理，中国劳动力供给几乎无很大，工资标准几乎是侮辱性的，与此同时，企业也在高叫“没的钱赚”，似乎中国真地进入了微利时代。但是，中国的企业税赋负担之重已经居世界之首。但是，没有人问一下这些税收花在了什么地方——是贫困县的豪华办公楼？是各式各样的公共机构附属产业？

   有消息说，中国吃财政饭的人数马上接近一亿。这个数字的可怕首先不在于要靠多少预算外收入来养活这些人，而在于素质低下、基数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

   馋吃懒作的公共机构是不会安于等“份内之食”的，它会千方百计地去寻租，最好的也是该作为的而不作为。这势必强化官民对立情绪。我接触小地方的公共机构机构，至少获得“盲人摸象”式的三点收获：

   其一，我的一位少年玩伴在政府某局当科长，上午10点打电话给我，要我去他那里等几位老家来人，安排中午一起吃饭。从上午不到10点至11点半，他什么事也没有（当然，别的几位同事也如此），就利用办公的网络与异地网友“拱猪”。另几位有的在玩“斗地主”，有的在玩“拖拉机”。他们部门工资很低，几乎养不住整个家庭。后来外界传说他私花了不少罚没收入，等等。有半年没联系了，又据说，他愤而辞职到什么公司当高级职员了…

   那些没有“愤而”且仍在财政供养下的“大爷们”该怎么样呢？

   其二，本月（8月）初的某日，一位上访了6年没结果的农民来找我，我帮他写成材料，递给检察院举报中心，又抄送政法委和纪检委。政法委的一位副书记是我的旧识，找他不在，但他的下属们正在胡吹海聊，一听说“有告状的”，一轰而散。最后走的那位竟然说自己不是政法委的。

   到了纪检委，上访已熟的老农民推开一位副书记的门，该副书记正在电脑前听网络音乐。材料递上去，他草草看了一些，继续听…

   其三，也是同月，去法院，拿我代理的一个民事案件的判决书。早晨的准备庭只有两个女子，一个在低头忙着整理资料，一个“大模此样”地玩“接龙”的电子游戏。

   问了三次后，那位整资料的女士才回话，让我打一个内线电话，问某某庭长…

   税收——财政供养的公共机构人员是来上“成年人娱乐园”的，还是公共机构变成了娱乐场所？

   也正是公共机构的馋吃懒作既十分优越的工作条件，才使许多大小老板宁可“赔本儿”，也要花钱把孩子送去这些机构。我的一位长辈是个1980年代地方有名的农民企业家，他的家务事短不了要我参与调解，所以对他的子女安排比较了解。他花了不少的钱，把5个儿女中的3个安排进了政府部门。很可惜，本来“材质”优秀的3个人，在政府部门都呆成了混饭吃的“废人”。

   四、卖完土地还卖什么？

   时至今日，在恩格尔系数观察下的中国社会仍然不能称为“小康社会”。因为：（一）这次通胀中的食品价格跳跃性上涨，说明中国还远没解决“吃饭问题”，发展人权出现了巨大倒退；（二）根据重要经济学家（如周其仁）的实证研究表明：至2005年时，中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仍在36.7％，农村居民的该值则为45.5％。也就是说：中国只有城镇“小康了”，而农村仍未能享得此“待遇”。

   考虑时下的通胀因素，恐怕一大批曾“小康了”的城市居民，要重新返贫。近日人民网的新闻就刊出了某个中等城市市民捡弃菜的照片。但是要做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细节研究，是政府不愿涉及的“闲白儿”，它们更关心如何更便捷地取得可支配的收入。卖地，成为目前最热门的选择。有学者估计，卖地收入能占到地方政府收入总额的30％。

   疯狂的卖地本质上与妇女卖淫没什么区别。因为这是性质相同的出卖——无非是迫于贫困，或迫习惯于馋吃懒作而又无有可靠的收入保证。连上海那样经济发达的地区（即出卖土的收入多少并不关乎政府运转）也现出了政府玩“空手道”的现象，殊为惊人。业界传说的“松江门事件”成为一个新的经典之作——上海松江区政府把自己无权支配的1200亩农民土地卖给开发商，结果，农民奋起维权——政府称曰“闹事”，开发商无法正常开工，大呼上当。这只是一个个案，问题是可合法开发（出卖）的地皮卖完了，还卖什么？

   那只有转过头重拾“旧城改造”老路子。由于政府的公信力极度下降，几乎无信可言（正如“无革可改”一样），拆迁的社会成本必然极度的增大，也极有可能导致社会骚乱。

   “卖完土地还卖什么？”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同时，学者们也不难发现：原来不值钱的土地被馋吃懒作的公共机构加上各种各样的“附加值”——公共机构有权订价并收取出让价款，交易人员有人（与机会）获取大量寻租。后者，成为中国通胀的一个新特点。有业界人士表明：房地产开发过程中，要有30％的成本是“花在了签字官员身上”。这成本要摊给购房者，最终“贡献”给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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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1日北京友人饭局上即席“演讲”，16日上午改定于绵逸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