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权力核心为党国命运计，在十七大之前将陈良宇送交司法程序，成为国人乐传乐道的一件大事。为陈希同叫屈喊冤的“民间呼声”也每况愈高，相信陈希同会由于民众的同情，境况变得更好起来。至于他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揭发老对手江泽民，以及这种揭发是否被受理，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过，依传闻而来的“动态”表明：十七大将是一个考虑各方利益的“和谐大会”即形成温和的寡头政治，反腐败的势头也会自然减缓，司法腐败的状况未必能得到治理。

   10万副书记转岗，利益分配到位

   党系副书记之滥是江泽民时代留下的一大“遗产”，一向温和的中组部前部长张全景在媒体上公开批评党系“官多为滥”的现象，他也是极少数主张“减副”的高官。而一向被称为敢言的山西官员吕日周，对“党管干部模式”发表公开指评，要求“把管干部的权力还给人民”。

   十七大前从省到乡，各级副书记有10万之众被列为“减副”对象。目前该政治工程已经完成，基本上是“减副”而未减职，相关人士得到了合理且满意的利益保障。这是温和的寡头政治的一个有分析意义的体现。以省级为例，共有58位副书记离开原职务，其中：有9人退休，6人转任本省常委，14人交流进京，12人转本省人大，15人转本省政协，去企业任职的1人，因违纪被双规的1人（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真正放弃职务的只有11人，不到1/5.

   在转型的官员中有官升一级者，如北京市委副书记杜德印转任人大主任。转到政协后官升一级即任政协主席的多达5人，占该类转型的1／3.

   进京得到好职位的省级副书记，非西藏胡春华与湖南周伯华二位副书记莫属。胡春华出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周伯华则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

   山西方面的动作似乎有些“不尽人意”，但并不是该次“减副”的主流，只能算是特例。山西省委第一副书记，省长陈德铭主动请辞，被安排到已有11个副职的发改委任副主任（正部级），结果发改委竟然有了4位正部级副主任，成了官场一大奇观。山西的另外一位副书记云公民（蒙古族）则去了国资委的陕西神华集团，任副董事长与党组副书记，宣布云公民任职的北京官员是国资委干部一局的一位副局长，称“受中组部、国务院国资委领导委托”，宣读任命。换言之，对以为副省级干部的转任，中组部没有领导出面，可见分流副书记纯粹是为他们“找饭碗”、拿经济待遇。

   窝案成为中国政治之灾

   近两三年来，几乎任何一个被公开揭露的腐败案件都是窝案，窝案不仅关系网化而且家族化，特大案件如郑筱萸、杜世成案自然不必赘述，但看商界即国资经营系统的家族式窝案就可管窥一斑。

   今年5月份，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乔洪被贵州省纪委以调任本省国资委副主任的名义，实行双规。乔洪之子乔木逃匿，不久在北京被抓获，罪名是涉嫌重大经济犯罪与销毁茅台公司财务证据。虽然乔洪案件细节没最后公布，但坊间已传出“茅台（公司）就是乔家父子（公司）”的说法。这足以说明国企被家族化控制的现实。

   另一个着名的酒类国资企业（安徽）古井集团也出了同样的窝案，原董事长王效金与数位高管于8月中旬被移交司法机关。究竟涉及贪贿金额有多大及涉及多少人均无定论，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个双重窝案：一方面数位高管涉案被抓，另一方面王效金的儿子、妻弟、侄婿均是涉案人员——家族化犯罪集团早已形成。

   司法腐败将摧毁政权的公信力

   司法腐败将摧毁共产党政权的最后公信力，已经不是危言耸听。7月份审结的深圳法院法官受贿案查明：五名法官（审判人员）与十名律师长期勾结，联合作业，操纵司法，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此前，安徽阜院中级法院，尚军（女）、刘家义、张自民三位院长前腐后继，作案竟达十余年。

   笔者本人也接触到过类似的案例，比如一位经济合同纠纷案件胜诉人，要“自愿”写出执行申请，答应给法院30％的执行款提成，标的才得执行。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双方就分配数额发生分歧，结果法院一方（3人）未给执行申请人一分钱，致使胜诉人即执行申请人走上6年上访路。他到中纪委、最高法院以至到省、地、县各级信访部门磕头，最后还是法院内部人员告诉他：审理卷与执行卷都已经“丢失”即被人为销毁，执行回多少钱已经“死无对证”。

   该人去检察院控告，第一次案卷被法院方面取走，声称“自行解决”；第二次，受理控告的检察官先入为主，说“法院工作人员不可能侵吞执行款，可能是执行回来的款子不够来回费用”。立案控告的事情也就化为泡影。

   百姓告状无门，正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十七大之前，政治资源的分配照顾了大量的“转型”官员，此策固然可求得中共党内的和谐与平稳，但是，腐败的泛滥不只是口号可以治得了的，特别是司法腐败问题，预期后果恐怕是全社会不愿看到的。治理司法腐败与其他领域反腐的条件迥然相异，其隐蔽性与敏感性——必然触及政法委体制本身，将使它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客观地说，十七届中共中央几乎无法着手解决司法腐败问题，只好放给十八大与十九大去解决，但届时的社会条件是什么样的，殊非论者可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