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公民哲到公民徒再到公民科，公民精神由爱国到爱神爱国再到爱自己。

    公民教育在西方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古到今的完整过程：在古代培育爱国的哲学公民，在中世纪培育爱神爱国的神学公民，在近现代培育自爱的科学公民。这个过程在全世界多数地区都没有，在中国大陆只是在中华民国前27年一闪而过。

    公民教育在古代始于希腊终于罗马。公民一词在古代为希腊和罗马独有，特指各城邦（城市国家）法律上享有自由人权的市民，具有可以以遗嘱指定（不得国有或族有充公）的私有财产，负债不得沦为奴隶，享有参与陪审团和公民会议等活动的政治权利。如前所述，公民的初级教育从古希腊城邦时代泰勒斯教哲学时（公元前6世纪）就开始了，从泰勒斯讲哲学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学园开设以哲学为主要内容的多项课程，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哲学公民或公民哲人（简称公民哲）。罗马文化教育和希腊一脉相承，具有罗马公民身份证的共和国和帝国居民，身份相当于今日国寨高干及子弟。城邦公民的至上道德是：爱国。

    公民教育在西欧和东欧庄园制封建贵族和骑士时代，被长期打入文化冷宫。这时候欧洲有教堂教徒和王国臣民，无城市自然无公民，庄园居民普遍隶属于王、公、侯、伯、子、男、骑士等贵族，文化政治军事等活动都是跟随主人意旨进行的活动，没有自由选择，因而不需要公民意识和权利及其教育。十字军东征起，见过东方城市生活世面的西欧农奴，开始以逃亡方式创建出东方没有的自治城市。逃亡者从事集市交易，渐渐成了商贩、厂商、钱商，开拓出比城堡和教堂活动天地大、内容多的城市。开始城市归城堡贵族管，后来城堡贵族由于生活欠了城市富商和钱商的钱而卖了管辖权，城市成了由议会管理的公社。城市的自由居民因而成了公社人民，公民就这样再生了。后来城市建起教堂和学校，富裕的市民送男丁入学校读《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书时，公民教育和教徒教育夹带在一起教，接受神学公民教育。公民基督徒（简称公民徒）的至上道德是：爱神爱国。

    到了近代新教日内瓦、荷兰等共和国出现，圣经允许自学，学校越来越多的开展数学、几何、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教育，内容也越来越新、越来越深。于是公民教育日渐与神学教育交锋。由英国培根而洛克、法国伏尔泰而德国康德，随着英美宪政国家的创建和法国大革命的输出，公民意识和教育也日渐扩大到西欧各地并逐渐扩大到东欧各国，课程主要内容就是学习科学并相信科学能引导受教育者谋求到今生今世的幸福，要用科学知识报效和保卫国家。到了现代社会，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宇宙，公民的知识教育在学校可谓无所不教、无所不学，宗教信仰却被休谟和康德的不可知论易为文化习俗，不再沉思。近现代公民教育相比古代，主要教授的知识是科学而非哲学，逐渐抛弃中世纪大多数臣民教徒坚定地相信地球不过是自己暂住的客栈的观念，相信依靠科学教育和法制维护，有知识的守法公民就可以在地球上越来越幸福。从20世纪起，西方科学公民（简称公民科）之今世幸福追求向世界普及一个观念：爱自己。

    公民教育在西方是一个德退知进的历程。培育科学公民在中国是无根的。由此可推：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是一个精心安排的历史陷阱，一开展必使中国沦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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