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除了既得利益者欢迎，还得到刘晓波的激赏，令人吃惊；遭到广大网友的炮轰倒是在情理之中。
   
   老实说，看到茅先生这篇文章的标题，心里就很不舒服。茅先生试图两面讨好、左右逢源的心态，在反左就占据道德制高点的错觉里，进入了从常识到观点都相当荒唐的误区。
   
   当下大陆替富人说话的不缺一个茅先生，为富人办事的更是多如过江之鲫。而象茅先生一样拔一毛而利天下，在贫困地区搞小额贷款、亏本办保姆学校的富人或准富人却少之又少。

   
   茅先生说：
   
   “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富人被视为众矢之的，被剥夺，被侵犯。”
   
   大谬不然。直到1840年，中国的GDP还占全球分额的27%，工业革命后的英国GDP才占7%。能说中国穷了几千年吗？中国老百姓穷了几千年还差不多。
   
   中国近代的贫穷落后，原因当然不是什么仇富。儒家文明达到顶点之后，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必然走下坡路。强调等级和服从的儒家文化，与提倡人性的解放、人权、批判和怀疑精神的现代文明南辕北辙．受这种文化影响，中国不可能产生文艺复兴、现代政治文明和工业革命。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国人的达观、善良，决定了社会对富豪的主流意见，只要你不是权钱交易、巧取豪夺，而是勤劳致富，就是学习的楷模，尊敬的对象。所谓仇富，仇的不过是来路不正的不义之财和为富不仁，茅先生如果不是在偷换概念，则未免低估了民众的分辨能力。
   
   “不患寡，患不均” ，一语道破天机：关键中的关键，不是简单的多与少，而是取得财富的起点、路径是否公平、公正。
   
   “当企业家容易吗？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茅于轼先生问道：“为什么我们不保护他们呢？”
   
   奇怪啊，既然企业家落到“请吃饭，陪娱乐”的“不堪”境地，为何不与中产者交换位置？大陆保护富人的措施够多也够有力。大陆工人为讨要几个血汗钱要跳楼，维权很可能付出血的代价，在战乱的苏丹也是天方夜谭：
   
   “当地的劳工法可厚可全了，跟黑人签合同条款很细很细的。而且一旦有事，当地工会、政府真管，真找你麻烦，不像中国。有一次有个黑人司机旷工，我就没给他开那月的工资。他就把我给告了，南方政府（反对派政府）派警察来逮我，被北方政府当兵守卫给拦了。在那里，不敢解雇黑人，有理由都要赔他一年的工资。黑人不来上班也没辙，几乎没法管。比如旷工，光中国主管说了不算，还必须找两个黑人，旁边签字画押按手印，说他旷工了，才有效。去年苏丹政府规定了最低工资，并且强制执行，违反了就处罚。公司一般都是把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给当地人做。最差的搬运工每天的工资是20美金，技术工人水涨船高。”（见《人在非洲》）.
   
   呜呼！大陆的企业家是多么幸福啊！把手放在胸前想一想，再想一想，他们需要您一介书生来保护吗？
   
   听取骂声一片的茅于轼先生，于昨天发表《分析网上骂人》：
   
   “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不可以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其实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
   
   没有一整套精密的把统治者关进牢笼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设计，和充分的司法独立、言论自由，保持强大的外部压力达到社会均衡，简单地将社会公正寄希望于精英的道德觉醒和自律，岂非与虎谋皮？
   
   这确实只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茅于轼先生为何视而不见？
   
   (原载《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