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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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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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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与士兵

   
   教师与士兵
   
   
   中学时候,我很喜欢上地理课。每个国家的概况我都背诵得滚瓜烂熟,每一张地图都引发我无限的联想。那时,我还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周游世界。今天,梦想虽然没有实现,但少年时代掌握的那些地理知识依然在心目中栩栩如生。关于中美洲小国哥斯达黎加,我的脑海中还保存着这样的记忆: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两三百万,是一个生产香蕉和咖啡的国家。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课本却没有涉及哥斯达黎加更为重要的两个特点:它是一个教师之国,也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因为推动本国乃至整个美洲地区的和平与民主,哥斯达黎加总统桑切斯被授予一九八七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桑切斯在颁奖典礼上的演说中讲道:“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教师之国,所以我们关闭了军营,我们的孩子腋下挟着书本行走,而不是肩上扛着步枪。……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教师之国,我们相信说服我们的对手,而不是击败他们。我们宁可把跌倒者扶起,而不是压碎他们,因为我们相信谁也不能掌握绝对真理。”能够说出这样睿智之语的总统,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把教育看得重于军队的桑切斯,完全配得上诺贝尔和平奖的崇高荣誉。半个多世纪以来,以小国政治家的身份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仅有桑切斯、曼德拉、昂山素季和金大中等寥寥数人而已。
   在我看来,判断一个政治家品质和能力的优劣的决定性因素,并非其所治理国家的国土的大小和国力的强弱,更加重要的是他的胸襟、理想和价值观以及他是否给人类提供了新的精神资源。品格、胸襟和思想这些看不见的力量,在国际关系的博弈中却能够“四两拨千斤”。在我心目中,桑切斯、曼德拉、昂山素季和金大中比那些在国际舞台上左右世界大势的大国元首来更有力量——如果说某些大国元首“指点江山”的权力和意志是暂时的、虚幻的,那么这些有恒定信仰和崇高品格的小国领袖,却放射出了人性恒久的光芒,并提升着国民的整体素质。这些政治活动家和人权先驱,虽然诞生于弹丸小国,其思想和精神却远远超越他们所在的国度,进而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一九四八年以来,哥斯达黎加就是一个没有军队、没有军官和士兵的国家。桑切斯当选总统之后,致力于拓宽国内的民主和自由,并积极参与中美洲地区的和平建设。同时,他也坦率地承认,哥斯达黎加并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它还存在着一定的经济问题,还将在未来的日子里探索改革之路。但是,他坚信教育和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军队和暴力无法战胜的。
   爱因斯坦在《论兵役》一文中认为,拒绝服从专制国家的兵役是消除全球战争灾祸的办法之一。他尖锐地批评那些穷兵黩武的国家说:“各强国以虚假信息的系统扩散将其人民引入歧途。同时,这些强国通过缔结各类军事组织而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威胁。这些军事组织把所有人口卷入其内,这种错误信息通过为对外侵略政策所左右的,受到控制的报社、高度集中的广播系统以及学校教育得以传播。在上述国家里,拒绝兵役意味着遭受苦难甚至死亡。”在当年的纳粹德国,就有不少正义的青年因为拒绝参加帝国军队而遭到枪杀。然而,正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宁可被杀,也不杀人。从纳粹的魔掌中逃亡出来的爱因斯坦,后半生一直在为人类的和平奔走呼号。在许多文章中,他对冷战下的世界和平表示悲观。
   不知爱因斯坦是否知道,和平其实“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在小小的哥斯达黎加,人民已经享有了爱因斯坦所憧憬的“免于服兵役”的幸福和自由。在哥斯达黎加,服兵役不再是公民的义务,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军队。他们只有另外的一种义务——即接受教育的义务。这种教育不同于专制国家以愚弄百姓、统一思想为目的的教育,而是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资讯和多方面的观点的教育、是倡导民主与自由的教育、也是传播爱与宽容精神的教育。在哥斯达黎加的教科书中,早已经摒弃了仇恨和敌对,而在张扬着人权与和平。
   多了一个教师和学生,自然就少了一个士兵。多了一分宽容和爱、多了一分对和平的渴求,也就少了一分战争的危险、避免了悲剧的诞生。教师就像园丁,园丁培植出满园美丽的鲜花,教师却孕育出千百颗善良的心灵。桑切斯指出:“哥斯达黎加的堡垒,使得它不可被战胜的、比一千支军队更为强大的,是自由的力量,是它的原则,是我们文明的伟大理想。当一个人忠实于自己的理想而活着,当一个人不畏惧自由,这个人面对极权主义的打击就是无懈可击的。”当年那个看上去无比强大的苏联现在早已灰飞烟灭,而弱小的哥斯达黎加依然安静的躺在海浪的怀抱里。苏联曾经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军事力量,但我从来就不喜欢它,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不尊重个体的国家;相反,哥斯达黎加国境之内没有一兵一卒,更没有坦克、航空母舰和隐形飞机,但我非常尊重这个国家,因为它是一个有坚定的原则和远大的理想的国家。哥斯达黎加的人民虽然没有武器,但他们都是有勇气的人,正像甘地所说的那样:“非暴力与怯懦不能共存。一个全副武装的人完全可能是个懦夫。拥有武器表明心中恐惧——如果不是怯懦的话。但只有完全无畏才能达到真正的非暴力。”究竟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枪炮的王国里更加安全,还是生活在一片处处是教师的土地上更安全?究竟是做一个“超级大国”的国民幸福,还是做像哥斯达黎加和瑞士这样坚守和平、尊重人权的小国的公民幸福?我的选择是后者。读着桑切斯那铿锵有力的演讲词,我不禁为之而心潮澎湃——这难道不正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吗?
   我重新摊开世界地图,寻找大洋彼岸的这个小国,用敬仰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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