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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独立中文笔会]->[余杰文集]->[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余杰文集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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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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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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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今年三四月间,应台湾陆委会的邀请、由《印刻》文学杂志安排,我前往台湾参加了“两岸作家高峰论坛”。在短短数天时间里,我们走访了台北、台中、台南、高雄,还顺道游览了日月潭旖旎的风光,并在台湾大学、东海大学、成功大学与数百名师生作了面对面的对话与交流。这是我第一次访问台湾,在这个美丽的宝岛上,我发现了一个传统文明尚未遭到像大陆这般彻底摧毁的华人世界,我更发现了这个国度正在朝着民主自由的光明之路上稳步前进。
   长期以来,大陆媒体一直致力于妖魔化台湾的民主制度。最突出的一个例子便是:央视“海峡两岸”栏目不断播放台湾官员贪渎、国会议员打架的负面新闻,宋楚渝、李敖、邱毅等大部分台湾民众所不齿的政治人物,亦乐于利用此平台恶毒攻击台湾社会。由此,中共当局希望将此种信息传递给大陆民众:民主不是一个“好东西”,看看台湾人民糟糕的处境,有了民主之后又能怎样呢?还不是乱作一锅粥?所以,与其有民主而天下大乱,还不如安安稳稳地在共产党一党统治之下做奴才。
   此种宣传教育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许多大陆民众真的以为:台湾人民整天都在“搞运动”,处在如当年大陆“文革”那样的水深火热之中。不过,有时中共丑化台湾的行动做得太过火了,反倒激起大陆民众的逆向思维来。当大陆媒体铺天盖地报道陈水扁家族的贪渎案件时,许多大陆民众开始反问道:这点钱算什么呢,大陆一个乡长贪污得都比台湾总统还要多!而且,人家的新闻能够自由报道、人家的司法能够独立审理,总统的夫人和儿子都被送上审判席,而我们这边呢?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家族的腐败,路人皆知,他们照样稳如泰山。于是,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对比两岸制度的言论。一看情形不对,中共的宣传部门赶紧叫停了对此新闻的地毯式报道。
   如今,当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台湾社会的时候,却发现民主带给台湾的绝对不是混乱无序、绝对不是蓝绿对决、绝对不是族群对立,民主带给台湾的是活力与自由。从北到南,台湾社会都是那么安静祥和,民众彬彬有礼、热情善良,社会治安良好。台北的出租汽车司机也像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一样,喜欢嘲讽政治人物,但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大都比较满意,他们不用像大陆的同行那样,需要缴纳重得像大山一样的“份钱”。从这个门面行业便可以看出,两岸普通民众的“幸福指数”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若干次在街上问路,无论男女老少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大陆口音便另眼相看,而是热忱指引、不厌其烦。用一句笑话来说,“台湾的坏人都在电视里”。确实,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名黑帮人士舞枪弄棒的凶悍模样,不过数天之后其人便落入法网,播放此录影的电视台亦收到了批评。在此意义上,台湾才是“和谐社会”的典范呢,大陆要达到台湾这样的“和谐”,在胡锦涛的治下恐怕是难以实现的。而达成“和谐”的根本因素,不是别的,正是民主制度的建立。
   我与许多台湾的普通民众交谈之后发现,他们其实对政治并没有那么浓厚的兴趣,他们更关注自己的日常生活。即便是在施明德发起“红衫军”大游行的时候,外面的人担心台湾陷入大动荡。但是,整天参与街头运动的仅仅是固定的一部分人群,绝大多数民众依然是班照上、舞照跳。当然,对于政治人物的善恶,每一个人心中自有一把秤砣,尽管目前台湾并没有一位像曼德拉、哈维尔那样的魅力型政治家,但民众的选择权却是勿庸置疑的。他们不必像两蒋时代那样用生命去争取民主与自由,他们只需要用选票便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台湾的选举投票率相当之高,连老牌民主国家英国、美国都比不上。这是民众对公民权利的珍惜。
   台湾新闻出版事业之发达,亦让我颇为吃惊。在这个小小的、仅有两千多万人口的岛内,居然有一百多个电视频道,有的以时政为主,有的属于生活类,有的是低俗的娱乐甚至带有色情的味道,也有的属于高雅的文化类别。仅仅是宣扬宗教信仰的,便有佛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组织和机构所办的传教频道。各路政治人物在电视上唇枪舌剑的辩论,尤其让我感兴趣。正是这种辩论文化,使得台湾的政治人物个个都口若悬河,出口成章。假如让大陆的胡温参与辩论,他们必定瞠目结舌,败下阵来。中共的领导人根本没有经历过平等辩论的熏陶与考验,他们只能刻板地背诵那些由秘书早已草拟好的文稿,然后再装腔作势地引用几句诗词歌赋。如果参加面对面的、短兵相接的辩论,他们的口才和智商都不足以应付。所以,如果有朝一日台湾的政党进军大陆,必然会如风卷残云一般拉枯摧朽,不必经过像昔日国共两党之间残酷血腥的战争,便可以让中共束手就擒。
   言论自由乃是一个社会成为正常社会的第一步。二十多年前的台湾,便是先开报禁,再开党禁。与之对比,今天的中国报禁不开,政治体制改革便寸步难行。在台湾,我所接触的媒体人当中,有蓝有绿,对阿扁亦有褒有贬。民选总统任由媒体评说,这与美国的舆论环境十分相似。而学术独立也与言论自由密切相关。在台湾,大学教授和学生们都自由论政,无拘无束,绝对不会出现大陆高校中的怪事:教授因“讨伐”中宣部而被解聘、学生因推荐同学上海外网站而被开除。在台湾,没有一个党能够干涉大学的学术独立;而在大陆,所有的大学都沦陷于共党之手,无论是北大的传统还是清华的传统,都被中共破坏得面目全非。
   当然,长期专制政治的历史,使得台湾岛内仍然存留着若干偶像崇拜和扭曲的历史叙述。我们在台北和高雄都下榻于“国军英雄馆”,类似于大陆的军队招待所。国营单位服务自然不敢苟同,其中的陈设也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大幅宣扬国军战绩的油画,“伟大光荣正确”的表现手法与彼岸如出一辙。我们还参观了“中正纪念堂”和“国父纪念馆”,其中对蒋介石和孙中山的顶礼膜拜让我十分厌恶。
   凭什么让台湾人民都毕恭毕敬地尊孙中山为“国父”呢?就民国肇始之功绩而言,孙中山远不如袁世凯;就政治理念之现代而言,孙中山远不如宋教仁;就人格人品之伟大而言,孙中山亦远不如黄兴。其人为了个人权力而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不惜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不惜引苏俄之恶狼入室,中国大陆至今仍然受到共产党之蹂躏,孙中山可谓罪不可赦。但在台湾,与在大陆一样,非议孙中山(即便是严肃的历史研究)仍然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不正确”。“国父纪念馆”中对孙的介绍,全是让人肉麻的溢美之词。对那些与之理念不同的历史人物,则统统贬斥侮辱,如陈炯明被称之为“陈逆炯明”。其实,陈倡导联省自治,比孙之中央集权,更接近民主之真谛,倘若成功,中国也许就成为第二个美国。“中正纪念堂”中的陈设和历史叙述,大抵也是如此,腐朽之阴风,臭不可闻。其中,对蒋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二•二八”事件,根本就没有一个字的表达。
   我十分赞同台湾当局及大部分民众“去偶像化”、“去专制化”的想法。将“中正纪念堂”改名为“民主公园”没有什么不好,拆除蒋的塑像更是告别领袖崇拜的必要步骤。有一些“奴在心中”的人不愿意,正如今天大陆仍然有很多人崇拜老毛一样,但他们不是主流民意。我在访问高雄时,特意到不久前蒋氏塑像被拆毁的地方观看。在那片空地上,小孩和老人们正在嬉戏玩耍,卡通气球迎风摇荡,这一场景让我感慨万千。这对一切独裁者们来说,都是一个有力的警告:你们不要为自己塑造那么多的塑像,塑像总有一天会倒下,而你杀害过的每一条生命,都将在地底下向你发出永远的控诉。萨达姆那更加高大的塑像,不也在瞬间便灰飞烟灭了吗?强横残暴的萨达姆,不也在绞刑架上结束了其可耻的一生吗?
   我在高雄市历史博物馆内看到了一个“高雄的二•二八”的展厅。高雄虽然不是“二•二八”的首发之地,却是国民党军队最早开始血腥镇压的城市。该博物馆的所在地,原高雄市市政府,便是一处市民伤亡惨重的地方。当我看到若干尸体重叠、鲜血淋漓的图片的时候,宛如回到了当年的天安门广场上。如今,台湾的受难者们已经获得了国家的赔偿和道歉,若干纪念碑和纪念馆也建立起来,各种探究历史真相的研究著作也不断出版。而大陆的天安门屠杀,什么时候其真相才能大白于天下呢?
   在我离开台湾的那天,国民党举行所谓的“爱台湾,捍卫中华民国”的大游行,国民党巨头马英九、王金平、吴伯雄等人均出席讲话,在“中正纪念堂”前呼口号,表达对蒋介石地位的肯定。尤其怪诞的是,他们居然安排一名相貌酷似蒋介石的老兵李登科出场,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向民众挥手致意。这一场景让我想起了大陆死于风月场所的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古月生前的一系列丑恶表演。由此,我对国民党逆民意、逆民主而动的做法深感厌恶。
   马英九在讲话中表彰蒋介石“光复台湾、保卫台湾与建设台湾”的三大贡献,认为蒋介石“瑕不掩瑜、功大于过”。我完全不能认同这些看法。所谓“光复台湾与保卫台湾”,完全是美国的功劳。如果不是美国打败日本,台湾焉能重回中国?如果不是韩战爆发,台湾早已落入共军之手。蒋介石连大陆都失去了,屡战屡败的他哪里有能力“保卫台湾”呢?而“建设台湾”、台湾经济的起飞,则是在蒋经国时代实现的,蒋介石并不善于管理经济。当然,蒋介石在抗战中有其历史功绩,但其独裁者的身份不可否定,对台湾民众恐怖统治的历史也不容抹杀。
   台湾社会的民主化程度,已经远远超前于国民党自身的民主化程度。我在台湾访问期间,对照了民进党与国民党的一系列做法,得出如下结论:民进党固然有若干暴发户式的政客,玩弄统独议题掩饰政绩之苍白,但其党内的民主已经基本实现,堪称一个现代化的政党。民进党的“大大天王”在电视上公开辩论,甚至于硝烟弥漫,但一旦按照程序确定总统候选人,其余人士便会立即偃旗息鼓,党内的团结与整合迅速完成。而国民党的马英九与王金平,根本不敢在公开场合坦言分歧,甚至假装出一派亲密无间的模样,其实彼此内心的隔阂已极深。他们致力于幕后的运作,甚至求助于被民众抛弃的过气政客的连战的“协调”。国民党党内根本没有一套透明的遴选机制。
   对于民进党来说,前辈党主席根本不能继续掌握决策权,因为这是由“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民主原则所决定的,因此迷恋于昔日光环的施明德,会不顾一切地成为反对派;而对于国民党来说,前辈党主席却能继续“垂帘听政”,党内大佬们热衷于幕后操纵,党内的民主化亦遥遥无期,马英九纵然有一定的个人魅力,但受制于党内的专制格局和沉重的历史包袱,其问鼎总统之路越发黯淡。
   我喜欢士林夜市的小吃,喜欢明星咖啡馆的俄式点心,喜欢台中的太阳饼,喜欢日月潭的水波,喜欢诚品书店的书香,喜欢国家台湾文学馆的作家手稿,喜欢故宫博物院的翠玉白菜,喜欢台湾大学的傅园的秀美,喜欢东海大学的教堂的肃穆,喜欢中山大学的夕阳的余晖。我更羡慕台湾的民主制度。如果没有民主制度,以上的一切都是枉然。我更期盼着大陆民众早日与台湾同胞看齐,能够过上自由而快乐的生活——当然,这一理想的实现,有赖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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