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精神的戈壁》之八
   杨爱程
   
   没有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人，无法想象作「阶级敌人」是什么感受。但是，如果你读过「汤姆叔叔的小屋」（又译「黑奴吁天录」），就可以多少有点体会。「阶级敌人」及其家人在「新中国」所处的地位，于美国奴隶制下的黑人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只能受人驱使，去做最辛苦、最卑下的苦工，却没有权利支配自己的行动，甚至没有权利教训自己的子女。他们及其亲属都如同在额头上打了印记的「罪徒」，或者像是古印度的「贱民」种姓，在自己的国家里，在自己的民族中间承担着历史的罪愆，作为人们发泄施虐狂般的无名仇恨的对象。
   

   记得我小时候心里最感到难受的是，村里的党支部派人送给我家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一句「毛主席语录」：「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他们告诉我父亲，一定要把这块黑板挂在大门口人人看得见的地方，如果因为风吹雨淋，上面的粉笔字模糊不清时，就要重新写过，务必让字迹清晰易认。这是旷古以来最为恶毒的侮辱人格的手法。「语录」中的「他们」，就是指「阶级敌人」。谁家门口挂上这样的牌子，就表明这一家已被划入另册，不再是社区中的平等成员，而是「罪徒」，「奴工」，「贱民」，是任何一个「革命群众」都有权支使，有权监视，有权欺凌侮辱的「另一类人」。那块牌子在我的心里留下的印记是如此深刻，以至于直到今天，我还能感到它像压在肩头的千斤巨石一样沉重，令人心悸，令人窒息。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所有的运动都无一例外地要从批斗「地富反坏右」开始，这几乎成了一种公式。公社的「民兵」成了行刑队，每次开「群众大会」，先由他们把「阶级敌人」用绳索捆绑起来，双手捆在背后，或跪或站，排成一排，由「革命干部」或「贫下中农」，「红卫兵」宣读批判他们的「檄文」，呼口号，往往要加上一阵拳打脚踢，然后拉着他们去游街。有时候，主持的干部事先说一声不许「武斗」，这一天就好过一些。但是，这样的干部并不多。更多的则是故意指使「民兵」去「武斗」。
   
   我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自然是「阶级敌人」。母亲本不应该是「阶级敌人」，可是因为她信奉「洋人的宗教」，又参加过国民党，所以也被村党支部当成「阶级敌人」对待，和村里的其它「五类份子」一道被拉去陪斗。
   
   本村开批斗会时，总会有几个远房侄儿之类去捆绑他们，实际上是为了暗中保护，下手有分寸。糟糕的是到外村「陪斗」或去全公社的「批斗大会」，这时心肠特别歹毒的「革命干部」常常要「民兵」换位，这村「民兵」斗那村的「阶级敌人」，那村的「民兵」再去斗另一村的「阶级敌人」，如此等等。这样，由于缺乏亲情，下手就狠。而且，这村的「民兵」看到自己村中老人受折磨，也就更下狠心折磨别村的人。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吃苦头的只是所谓的「五类份子」。这正好中了「革命干部」的意。有一次，我父亲在游街中被绑得太紧，双手双臂都肿了，头上身上都让外村的民兵用绳头抽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我二舅有一次被民兵用石头打断了双臂，还不让休息，继续架着他游街，并不时打他那已经断了的手臂。我母亲也挨了不少打，她过早的死亡与她所受的折磨有着直接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