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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歷史與現況，我認為臺灣產生本土政治反對運動的背景因素有五項：

    1．臺灣被日本殖民統治長達半世紀之久，臺灣本土菁英份子從早期的抗日到中期產生的日本情結，加上日本人和本省人通婚所生育的後代，他們結合在一起，在經濟與教育環境較好的情況下，逐次形成了本土政治反對運動的菁英份子；且和其他日本殖民地完全不同，具有充分的日本情結。

    2．中國自清末以來，積弱不振，內憂外患不斷，再加上八年抗戰對於物質與精神產生了嚴重的破壞；國共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播遷臺灣，由於日本與中共幕後的操縱，不幸產生了二二八事件，甚至再被扭曲誇大，造成了本省人與外省人族群情感的嚴重分裂。

    3．孫中山先生的民主構想，乃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中間路線，和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同。他採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優點，再加上中國的傳統特色，綜合而成三民主義。孫中山先生更提出了國民革命三大階段—軍政、訓政、憲政；但因為不斷遭遇內憂外患，而產生發展上的障礙，有時造成執行上的困難和應變措施，例如中央政府遷臺後，面對海峽對岸強大的敵人，為求小島的安定與穩固，任何一個國家領導人都會採取較長時期的戒嚴措施。

    4．國民黨長期掌權以及長期戒嚴所產生的偏失，造成一般人批評的所謂，「威權統治和白色恐怖」。

    5．本土後起的知識份子，由於本土意識的強化，再加上個人的政治野心以及小政治團體的近程利益，毅然參加本土政治反對運動。

    本土政治反對運動在上述五個背景因素的影響下，於焉產生。

    我在警政署長任內，反對運動人士已經有了初步的組織，當時我們稱他們為黨外人士。這些黨外人士的基本目標是臺灣獨立；在國外，如美國、日本等地，進行組織的發展；在國內，則依循世界性的習用戰略，將議會鬥爭和街頭運動密切配合，走暴力革命的邊緣路線，和其他各國激烈的反對運動如出一轍。

    當時，省議會是黨外人士鬥爭的主戰場；這些黨外人士包括邱連輝、許信良、張俊宏、林義雄、黃玉嬌、蘇洪月嬌、余陳月瑛。雖然他們在省議會中與政府對抗，不過在私底下都對我很好。

    我面對省議員質詢時，向來採用兩個方式：一個是溝通；一個是堅持。

    溝通方面：

    l.我把經過中常會同意的報告，乃至於行政院通過的警政改革計畫全部向省議會報告；政府決意要建立民主社會的警察，不但強調民主和人權，更要強調法治。所有黨外省議員對此都沒有話說。

    2.我說警政的推展和具體作為，必須趕在時代的前端，走持續發展的現代化路線；並將警政革新的具體綱要在省議會中一五一十的報告，得到黨內外議員的支持。

    我更強調：警察是社會的子弟，不是從石頭蹦出來的另一類人；警察是大家的警察，絕對不是少數人的統治工具。

    3.任何一個人都會犯錯，天底下沒有絕對完美的人和事。警察是人，一樣也會犯錯；而且，錯誤不斷產生、不斷改正，這就是進步。重要的是要認錯；只要你們指出的錯誤無誤，我們一定會認錯，並且立即採取改進措施，向你們報告改進成果。在警政現代化的不斷努力下，我希望下半年的錯誤比上半年少一點，明年的錯誤比今年少一點，這是我想努力的方向。

    以上三點原則，獲得省議員們的一致同意。

    此外，我在省議會有兩個堅持：第一，我堅持警察要依據警械使用法，正確且大膽使用警械；第二、我不接受對警察虛構的指責與污蔑。有一次，一位臺南的省議員因為反對使用警械，進而對我做人身攻擊；我當場向議長蔡鴻文抗議，請議長將質詢錄音帶再放一遍給大家聽，並表示：「我寧願放棄警務處長和警政署長的職務不做，也要為警察和我個人向該議員討回公道。」最後，該議員到中興大學教授蔣孝淑寓所向我道歉，結束了這場紛爭。

    又有一次，某位省議員在質詢時問我：「很多人都說：『流氓怕警察，警察怕記者，記者怕流氓』，你看到底是誰怕誰？」我回答：「只要行得正，坐得穩，誰都不怕：如果做錯了事，那末見誰都怕。」

    由於我在省議會備詢時認真、誠意但堅持原則的對答，而且似是辯才無礙。因此，反對派的省議員挖空心思出難題要讓我無法答覆；不過，他們多半未能如願。因為勤務指揮中心每天八點到九點鐘舉行會報，報告前二十四小時全臺概況，並做分析研判，每十天做一次情勢分析判斷，使我對於警政概況掌握得清清楚楚，經得起省議員百般的考驗。

    1．中壢事件

    不可諱言的，當一個政黨掌握權力的時間太久，必然會產生腐化的情況。在政治上，執政黨以不正當手段控制選舉，在當時已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再加上因控制選舉而產生許多偏失，更令老百姓對執政黨產生反感。據警備總部副總司令阮成章告訴我，選舉時可能會發生暴動的地方預估有數十個點，後來，果真在中壢發生了暴動。

    一九七七年年終縣市長選舉，桃園縣有兩位候選人，一位是由吳伯雄推薦的歐憲瑜，一位是脫離國民黨參選的許信良。在競選期間，中央黨部社會工作會總幹事陳綏民和我一起到桃園去，當地觀察許信良的競選活動：我們發現許信良完全是仿效共產黨策動群眾運動的模式，組織民眾集會遊行，對群眾講話時，充滿了煽動的言語。陳綏民過去在武漢大學讀書時曾經領導過學生運動，我在北京大學時也曾經參與「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學生運動；因此，對於共產黨策動群眾的運動手段非常清楚。陳綏民當時還提醒我，這次可能會出事。許信良在當選後來拜訪我時，我曾提及他讓我回憶起當時參加「一二九」、「一二一六」學生運動的情景，同時也暗示他是抄用共產黨的模式。

    中壢事件發生前，經國先生曾經找我去談如何處理群眾運動的問題。我提到當時尚未訂頒遊行示威法，並且缺乏科學的、不流血的驅散群眾的能力；根據以往的經驗，萬一發生流血事件，勢必造成不可收拾的後果。如今之計，只能忍一時之痛，做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經國先生同意我的看法，並明確指示，萬一發生群眾運動，警察遇到襲擊時，只能以盾牌擋住，絕對不能還手，免得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實在說：「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只是不得已的應急措施罷了。

    十一月十九日選舉當天，中壢市的二一三號投開票所主任監察員范姜新林被人誤會作票，隨即引爆所謂「中壢事件」。我在警政署勤務指揮中心接獲群眾包圍中壢分局的消息，除了強調「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指示警察同仁絕對不能造成流血事件之外，還指派桃園縣警察局局長王善旺親自到中壢分局執行我的命令。後來，滋事者更進而焚燒中壢分局；我指示王局長先找好退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儘速讓警察同仁撤退，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傷亡。最後，王善旺奉我命令率領中壢分局的警察同仁撤退，在分局轄區內找一個派出所待命。

    我向警備總部司令鄭為元報告，希望由我親自去處理中壢事件，期能盡速恢復原狀；鄭司令起初有些猶豫，不過，最後還是同意了。次日天猶未明，我穿著正式警裝，趕赴桃園縣警察局，聽取王善旺的報告後，決定親赴中壢分局了解狀況；並且命令王善旺堅守桃園縣警察局。王善旺擔心我遭遇危險，派遣副局長宋國璋陪同我前往。

    我抵達中壢分局時，工兵已經在清理現場，圍觀的群眾尚未完全退去，我判斷肇事者可能也夾雜在中間。我進入分局巡視後，先慰問分局的警察同仁，接著命令分局長帶領同仁回到原有崗位；並且指示他們在當天上午十一點以前，凡是巡查哨、交通管制哨以及派出所櫃台等全部都要就定位，開始執行勤務；並且在黃昏以前，將分局外觀整修恢復完成。

    指示善後處理事宜之後，我自己就走到群眾面前。群眾之中有許多定我昔日的陸戰隊員，他們紛紛熱情的向我打招呼。另外有一批人，大約有六、七個，一直跟隨在我後面，並且目送我上車，還跟我招手，並且高聲的說：「署長再見」據隨行的副局長宋國璋告訴我，這一批人就是焚燒分局的肇事者。

    中壢事件如此般平息下來；有許多百姓主動的來幫忙整理，不到黃昏，分局外觀就已經恢復原狀了。

    在中壢事件中，有一位民眾不知何故受傷，倒在卡車底下，警察同仁將他緊急送到臺大醫院醫治。臺北市警察局長胡務熙非常機警，他到臺大醫院探視後，立刻將這名傷者轉送到榮民總醫院，不讓外界知道有民眾受傷的事情，以免引起更大的衝突。不過，第二天報紙還是刊登了這個消息，經國先生召我去，顯得非常緊張，而且倦容滿面。

    中壢事件發生後，經國先生因為我處理得宜，對我非常信任和器重。凡是善後處理會議，都要等我到達以後，才開始討論。並且要我每週一次到七海官邸，在親切的氣氛下，深談當前問題，尤其警政。二年後，除了我之外，加上蔣彥士先生，雖是同一晚上，但談話是各別的。

    2．美麗島事件

    中壢事件後，政治反對運動逐漸成形；我向經國先生建議：一方面，借鏡先進國家的做法，再針對我國實際狀況，訂立「遊行示威法」；另一方面，充實現代化的警用裝備，讓警察具有以不流血為前提，在兩小時内，驅散上萬示威民眾的能力。經國先生非常同意我的看法，當場對我說，打算把兩個憲兵團撥给警政署，由我到國外訪問、調查，並且蒐集資料，以建立完善的處理遊行示威的制度和能力。不過，軍方指經費依法不能使用於警察；後來，此事改由警總處理。不過，我認為最遺憾的是，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前，遊行示威法仍然沒有訂立，憲警的處理方式仍然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