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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黨的最高政治機構，起先叫做：「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中央政治局，分全國爲六區，即西北、東北、華北、中原、華東、華南等六個政治局，底下有分區或邊區，他的措施完全是全國性的，而且是以黨統政，以黨領軍，黨權高於一切。自雙十二事變以後，他們自己知道，以他們的力量不足與政府抗衡，於是改變了原有的關門政策，開始容納各方人士，組織聯合陣線，以博得一般人的同情和支持，培養實力以伺機再顛覆我政府，所以在二十六年八月提出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的口號，在國民政府領導之下參加抗日，藉著抗日名義，以發展及壯大其本身的實力。民國二十九年第二次參謀長會議在重慶召開的時候，我以參謀處長身份代表天水行營參謀長出席會議，在會議上我首先揭發共黨藉抗日之名以襲擊國軍的事實，自此，共黨便盡其全力攻擊我。

    抗戰勝利後，他們原來所用的口號不能通用了，於是改爲：「和平民主統一戰線」，其基本的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以及「反帝、反封建」，所謂「反帝」即反美，「反封建」之對象即我政府，所謂「和平」即反對「反動者的內戰陰謀」。我們的剿匪，他們認爲 是內戰，我們所代表的就是「反動勢力」。共黨最侮辱我們的是，當李宗仁主持和談時，稱南京國民政府爲 「南京反動政府」，所謂「民主」，他們所提出的口號是：「打擊反動派一黨專政的獨裁」。所謂「團結」，他們的說法是：「打擊反動派的分裂企圖」。他們對每一個口號都有一個解釋，而且都是根據毛澤東所寫的。

    毛澤東從不出席開會，也不輕易講話，毛每天下午二時才起床，四、五時開始辦公，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四、五時，完全是夜貓生活，數十年來如此。他善於將他的主張變成極通俗简單的口號，使下層極易於了解和實行，他所喊出來的口號都是很俗的東西，這也是他成功的地方。共黨的組織的確嚴密，小組討論實實在在的有事實有內容，而且都能付諸實施。今天我們地方的黨部的小組開會不知情形如何，像我們的「老朽」小組，開起會來，都在開玩笑，而中央所出的討論題綱也不合實際，題目常常是張冠李戴，總統傳見我時我也當面和他講過，我說這完全是形式主義，完全在敷衍，尤其是我們這些老朽，都幾十幾了，出了一個極不相干的題目要我們討論，誰會有興趣？！

    我於民國十四年在北大時加入國民黨，至今黨齡有四十三年，在北京入堂一時，的的確確想有一番作爲 ，那時才十幾歲，血氣方剛，有心參加實際工作，自動自發，想法子打擊和消滅舊軍閥。黨在慢慢地腐化的過程中我是親眼看到的，從沒有一點改革和進步。另方面卻看見軍隊在進步，十九年來無論裝備、訓練、武器等等都在進步。過去我們的軍隊相當的落伍，早期我們雖都是蔣校長的學生，受過革命的洗禮，但當我們初畢業當排連長時期，我們還是眼見營長在向老百姓抽稅，如當初駐軍在湖南、湖北交界處，商人每一通過，鷄蛋茶葉等等按斤計兩都要抽稅，簡直是無法無天，直到我們當師長時就感到權利已不如當初的營連長了，這是進步，這是關於軍紀。至於武器，我當連長時，連裹有九十枝步槍，其中有俄國的、日本的和中國的，子彈是彼此無法替代的，因爲 口徑不合，今天武器已全部劃一了。那時一個團只有四挺重機槍，沒有輕機槍，因此遇到敵人有輕機關槍時犧牲就太厲害了。一直到十九年，二十年左右慢慢才有解機槍和自動步槍。我當學生時就用過三種槍，漢陽工廠造的七九，又長又重的俄國槍，和日本的三八式。重機槍也用過三種，一種是漢陽兵工廠造的叫三十節機槍，意思是民國十年十月十日製造，一種是日本三八式，很長的單槍管槍身。今天軍隊的裝備比當初進步的太多了，以前軍服是亂穿的，有用夏布做的、綢做的、布做的，顏色也是除了紅色之外應有盡有，有灰衣黃褲，有黃衣綠褲的，形形色色，中央軍都如此，何況其他。今天在此地眼看著軍隊在進步，黨務在腐化，今天的黨務比當初我們入黨時，那差得太遠了。反觀共黨他們的小組檢討會，是能舉出切乎實際的事在實行，而我們則完全在敷衍塞責。共黨完全是以黨統軍統政，黨是最高的權力機構，他的政委即相當於我們的政治部主任，權力非常大的。我們也有政治部主任，從民國三十一、二年每個師都有兩個副師長，一個是軍事上的副師長，一個是政治的副師長，即相當於後來的政治部主任，政治副師長完全是因人設事，無事可做。

    從政治協商會議以後，共黨決定在政治上採取和平方式，從各方面拉攏人，在黨方面則積極採取闘爭方略，絕不讓步，也絕不容許他人參與。在西北區，共黨爲 實現其策略，於三十五年五月頒布一項「現階段行動綱領」，共有九條。

    第一，積極擴大全國秘密工作，爭取廣大羣眾。

    第二，大量吸收黨員，尤其在國民黨統治區內。

    第三，根據毛澤東新民主主義，實施戰後教育、文化、經濟政策，以培植新幹部，以應建設之需要，並發行流通貨幣，防止法幣流入，組織貿易機構，以充實經費。

    共黨到處印紙幣，紙質甚劣，雖粗製濫造，但幣值很高，以後我們的幣值大貶的時候，他們紙質粗糙的紙幣比我們的有價值。前幾年一元人民幣還值二元港幣。當初他們就不任意發票子，但是法幣他們也要，他們盡力在套取我們的物資和硬幣。

    第四、爭取戰略上的據點，使各地能取得密切的連繫。

    第五、爭取國民黨軍隊，獲取統治區的政權，由一人、一戶、一村做起，從下層著手。

    左舜生曾到延安去，歸途到西安來時我招待他，他告訴我，毛澤東和他講了兩句話，第一句話是說：「現在中國能够完全指揮五十萬人部隊的，除我毛澤東外沒有第二人，我一個命令可以完全貫徹到五十萬的士兵」，這時抗戰仍在進行中，左舜生當時囘答他：我們政府底下領五十萬人軍隊的更多，尤其我們統帥有幾百萬大軍，毛說：「他那種部隊我可以指揮的！」毛的第二句話說：「蔣認爲 天無二日，我要出出兩個日頭看看。」這是左舜生從延安囘來說的。毛澤東可謂狂妄到極點。

    共黨對我們軍隊的分化不遺餘力，三十八年最後在成都時，很多部隊都被他分化了。共黨在劉伯誠的勸降書裹連我和胡先生都有，他們也不放過勸我投降，雖然那是根本無效的，他也要造作一下。我們在成都就有很多兵團都叛變了，如第七兵團斐昌會、十五兵團羅廣文、十六兵團陳克非、十八兵團李振、三十軍軍長魯崇義等都過去了，他們都在成都附近叛變的。最後剩下的是第五兵團司令官李文和我突圍出來，六分之四是叛變了。三十八年六月我攻下安康之後，兼任安康警備司令，曾接到兩封共黨那裹來的信，在信封上，發信人是「內詳」，拆開一看，原來是勸降書。第一封信是當我外出散步囘來時發現的，我立刻追查信的來源，一問衛兵，說是剛才有一個人送來的，滿紙都是挑撥離間的話，我看完立刻打電話給胡先生，我說：「我接到一封很荒唐的信，現在我派專車叫參謀拿去給你看，我想這封信不僅這裏有，恐怕別人那裹也有，你注意這封信是用寫的，不是印的。」那信最後的署名是「布爾雪維克敬啓」。隔一兩星期又接到一封，一看是同樣的信，我原件沒拆就寄給胡先生看。我那時指揮三個軍，共黨極力想策動我。我撤退時九八軍長劉勁持（陳辭修的部屬）叛變了，這原是很忠厚的人，他和我在軍校和陸大都是同學，是一個很馴良的人，但最後還是叛變了，我想他的叛變並不是早有預謀，他到西北去時情形不熟，完全依賴我幫助他，要求讓我指揮。後來我被調到四川增援時，他就很不安了，記得我在半夜裏離開防地，他帶著團長以上的軍官在路上送我，抓著我的手痛哭流涕，他說：「你走後我怎麼辦？」我說：「我還是想辦法把你調到四川來好了！」這人很老實，他的家眷還到過成都找我，說要到臺灣來，我送他飛機票，但後來卻找不到他，也連絡不上，以後知道是叛變了。共黨的方法很多，他連胡先生和我都想試試。他對國軍軍官中每個人的出身歷史都查得清清楚楚，毛澤東因此才膽敢說我們的軍隊他都可以指揮。

    第六，國民黨人一向因循瞻顧，缺乏組織觀念，我們應循這個弱點，用感情引誘他，拉攏他，惑亂他的政治警覺，昏迷他的政治意識。

    這一點他們是做到了，警覺和意識都受到共黨種種宣傳的迷惑而喪失了。

    第七，廣泛地啟發民主運動，反映國民黨統治區的民心，運用民眾的力量嚴禁任何國民黨書籍之流入。

    在陝北，共黨撤退之後，我們發現在共區找不到任何一本我們的書，我們的書籍很不容易進去，今天我們對大陸的工作還是很難展開的，如甲村到乙村都要有路條。每一家有幾口人就有幾口糧，都固定的，招待了一個外來的人，連自己的糧食都得犧牲，而且，一鄉一村的動靜共黨都很清楚，根本無法行動，最近的困難是否克服了我不曉得。我問過情報局長，他也說情報工作是在積極的做，但是困難特別的多，幾乎無法在大陸生存立足。有很多情報工作者在香港對岸九龍附近用一條船就在海上帶個電臺發報說：「我在大陸某處……」，實際上就是在九龍附近。過去我們也曾空投過幾次，聽說都被消滅了，文化大革命以來可能較容易工作，但情形如何？不可得知。

    第八，現階段所指示的任務，絕不因任何客觀環境而改變。

    毛澤東所指示的任務不因客觀環境變更的，必須貫徹到底。

    第九、選拔優秀黨員，完成十萬幹部運動，充實擴大民兵，充實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