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这是著名的《国际歌》第二段歌词。这首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堪称为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党歌，直到现在也仍然类似于于中共的党歌。
   

   不过，尽管中共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时，必先高奏《国际歌》，其间与会者全体肃立，作恭听状，实际上，人人心态迥异。其内情，正恍如鲁迅所写30年代国民党高层参拜中山陵那样：
   
   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默念三分钟，各自想拳经。
   
   对拥有中共党票者来说，他们不会有人真的遵奉《国际歌》的主旨，去想什么“解放全人类”，而是粤语所云：“潮州佬拉二胡---自己顾自己”。如何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才是共干最关切的问题。
   
   也正因此，他们的思想不可能“冲破牢笼”，而必然在毛设计好的框架之内，把毛的意旨奉为圭臬。假如毛的旗帜倒下了，他们的地位也会岌岌可危。
   
   在这方面，夏衍的一段反思令人感慨。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1924年在日本经孙中山动员，由李烈钧介绍成为国民党员。1927年6月加入中共。后长期从事左翼文化工作。他晚年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写道：
   
   从上海解放到1955年7月我调到北京，在上海工作了六年。在华东局和市委，我都分管宣传、文教。所以我接触最多的是知识分子，最使我感动的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后来我被攻击得最厉害的也就是我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我青年时代到过日本，解放后访问过印度、缅甸、东南亚、东欧各国和古巴，就我亲身经历，直到现在我认为世界上最爱国、最拥护共产党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这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但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这就很不寻常了。十月革命之后，大批俄罗斯作家、艺术家跑到欧洲和美国，我记得很清楚，1951年我访问民主德国，当时的总统皮克单独接见我的时候，他就说：德国有最优秀的思想家、艺术家，但现在由于他们不了解共产党，所以许多作家、演员还在西欧和美国，他真诚地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到他们的祖国。。。而中国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当然，这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如吴有训、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钱钟书、茅以升、冯德培，以及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坚守岗位，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写到这里，不免有一点儿感慨，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众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夏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243-245页）
   
   在夏衍上面提到的著名学者、艺术家中，傅雷57年打成右派，文革开始时不堪凌辱，夫妻双双自杀身亡。周信芳主演过《海瑞骂皇帝》，响应毛号召宣扬海瑞，不料毛朝秦暮楚，演海瑞给他惹来杀身之祸，周死得极惨。这两位文艺界名人若是当初跟国民党去了台湾，绝不会落得如此下场。至于从美国回来的老舍，1966年8月遭红卫兵殴打后自沉于太平湖，连周恩来都为之内咎不已，慨叹“我怎么向社会交代？”
   
   以夏衍的学养和理论水平，他对于知识分子何以在运动中“首当其冲”的问题，不难“找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是由于其思想没有冲破毛的牢笼，所以用一句“只能说是民族的悲剧吧”敷衍过去。
   
   上述问题其实说穿了很简单。毛历来忌恨知识分子“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将之视为心腹大患。他始终把“权”作为“重中之重”，早就说得很清楚：“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要“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打江山就是为了掌权；坐江山当然也牢牢地把权抓住不放，一切可能威胁到他至高无上的统治权的势力和个人，他都必欲去之而后快。在“新中国”，地主阶级一开始就被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也很快被共了产，作为阶级也不存在了。于是，他要对付的便主要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首脑也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他能不狠狠收拾知识分子，让他们服服帖帖吗？
   
   我们不妨逐一审视一下前述各位，除傅雷、周信芳以外，其他各人的情况。
   
   最幸运的是梅兰芳（1894-1961），他在文革前五年就去世了，风光大葬，生荣死哀。
   
   最吃香的是钱学森（1911-2007），1959年加入中共，后来成了九届至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他所擅长的火箭导弹技术是中共极需要的，其本人又善于体察圣意，深获毛之青睐，当然一直交好运。
   
   同样从事自然科学的茅以升、冯德培也还可以，没受太大冲击。另外一位吴有训，曾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共建政后将中央大学大卸八块，原有的名教授几乎全部调离南京，分散到京、津及东北、西北等地，吴有训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屈居郭沫若手下。不过总算得善终。
   
   周予同、钱钟书、徐森玉等人文科学领域的大学者明哲保身，“夹着尾巴做人”，也还平安无事。正如钱钟书夫人杨绛所言，他们夫妇早就“明白，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我们却是没用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我们夫妇始终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杨绛《我们仨》）
   
   曹禺和袁雪芬是积极靠拢当局，非常听话的，因此政治地位很高，只是艺术上已乏善足陈，远不能跟49年之前的光芒四射相比了。
   
   回到夏衍的反思。尽管他受到毛思想的束缚，未能畅所欲言，但能够提出问题也还是十分可贵的。希望更多的高干、资深的党员效法这位德高望重的“夏公”（夏曾任中顾委委员，49年中共建政前夕已被定为“兵团级”），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要困在毛的牢笼中而不能自拔。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解放自己。诚哉，《国际歌》斯言！
   
   （08-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