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0年未解的政治谜团

   1998年6月25日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组建中国民主党运动，当时刚刚从邓小平手中接过党政军领导大权的，江泽民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一时乱了方寸，他们既担心公开镇压国内的组党运动，严重损伤自己的国际形象；又不愿意放弃一党专制独裁统治，给刚刚筹组的中国民主党在国内生存的空间。因此，中共最高当局一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举棋不定。各地方当局由于没有最高当局的明确决策，在处理这类敏感政治问题上，也不敢冒然行事，纷纷采取拖延、敷衍的策略，对于地方上的组党要求和申请，既不敢冒然接受，也不敢擅自进行镇压。

   正是这样一种错综复杂政治局面，使得全国筹组民主党的运动得以在国内持续数月之久。一些缺乏政治阅历朋友，开始盲目乐观，以为中共有可能开放党禁。特别是浙江首举组党义旗的王有才被捕后，在国内外舆论的呼吁下被释放，更坚定了这些朋友的上述信念，结果一时间全国各地成立了几十个中国民主党的地方筹委会。

   客观的讲，当时做为国内政治反对派代表人物的徐文立先生，一直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他常以当年胡石根先生组党失败的教训告诫身边的朋友，强调目前国内公开组党的条件还不成熟，要继续坚持“广交友、缓结社”，的方针，在行动上要坚持“进两步、退一步”。并且一再申明自己不会公开进行组党。

   1998年11月9日，徐文立先生突然向全世界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并且自任主席，查建国、高洪明、吕洪来为副主席、刘世尊为秘书长。这么突然的一个转变和决定，让全国的朋友感到惊讶！也震惊了中共当局！

   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将全国民运朋友的进行的筹组民主党运动，变成了实质性的建党！这一重大性质上的转变，事实上是在向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者进行政治摊牌！是在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迫使中共当权者必须在认可与镇压之间做出选择！我们这么弱小的民运力量，既没有经济基础、又没有政治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我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把握、有什么必要非得要匆忙的、在不适宜的时候与中共在政治上摊牌？！又凭什么去盲目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稍有政治常识的朋友，都会清醒的认识到这是个荒唐透顶的政治决策、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

   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促使中共最高当局不能再对国内组党运动采取拖延、敷衍，模棱两可的态度。一直对国内组党运动举棋不定的中共最高统治集团，最终做出了全面镇压国内组党运动的政治决策。从而导致了1998年全国组党运动的失败，全国先后有近50名组党骨干被捕入狱，许多朋友被判10年以上的重刑，累计刑期近250年。至今许多当年的组党骨干仍在狱中服刑。

   不仅如此，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还导致了当时全国范围的政治反对派运动的流产，导致武汉秦永敏先生坚持了300余期的《人权观察》的停刊，导致天津吕洪来主办的《笔谈》的被迫停刊，导致1998年中国民运小阳春的结束。

   应当说明的是1998年中共对中国大陆组建中国民主党运动的镇压，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共当局顽固坚持其一党专制的统治的政治立场，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给了中共统治者镇压全国组党运动的借口，是促使中共最高当局下决心做出全面镇压决策的重要原因，这同样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10多年来，关心当年组党运动的朋友们一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疑问，那就是当年一直坚称组党条件不成熟，一直公开倡导要“广交友、缓结社”公开声明自己不会公开组党的徐文立先生，为什么会在短短的两三天时间内，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下子跑到全国组党朋友的最前面，匆匆忙忙的成立了一个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并且亲自担任主席？究竟是什麽原因促使徐文立先生在明知组党条件不成熟的条件下，冒然的进行实质性组党？？？作出了这么一个事关国内民主运动发展前途、事关国内组建中国民主党成败、事关国内各地参加组党运动朋友安危的政治决策！

   我是当年组党运动的亲历者，曾经为了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而努力工作。但是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成立后，我公开宣布退出组党运动，不担任党部副主席。因为我认为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破坏了全国的组党运动！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原则性的、政治错误！必将葬送掉全国民运朋友的组党努力！

   10年来我一直在探寻这个政治决策背后隐藏着的真相。哪怕在我最为艰难的时候，仍然在为此而苦苦的思索！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着我，一定要还原全国组党运动失败的直接原因，还原历史真相；一定要给给近50 位为了组党运动而入狱的朋友们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不能让他们近250年的刑期做的稀里糊涂；一定要探寻出造成今日中国民主党混乱局面的真正原因，寻找解脱今日中国民主党困局的方法；一定要认真的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避免朋友们今后再重蹈这样的历史覆辙。

   2008年5月9日，我在北京见到了当年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当事人，党部副主席，高洪明先生。为了那次实质性的建党，高洪明先生入狱8年，8年的牢狱生活，在他的脸上留下了历史的沧桑；但是，8年的牢狱没有改变他的信念，他给我的印象还是那么的坚强，那样的执着！

   我和高洪明先生当时虽然同为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副主席，但是我们之间实际上只是有一面之缘，这次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交谈，我们就当年的建党过程、对成立建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看法，及进行实质性组党的后果及影响，比较深入的交换了认识和看法。

   高洪明先生是一个很事实求是的人，对于当年参与组党的整个过程谈的很客观，对自己和他人的评价很公正、很朴实，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我也当面评价高洪明先生：我说：他不是一个帅才，但是一个很好的将才，是中国民主事业的一员战将。

   高洪明先生很感慨，他说：如果当年徐文立先生能够发挥好我们的作用就好了！我无法探究高洪明先生内心深处对当年组党运动的感想。

   我们之间的这次谈话，基本上还原了1998年11月9日在徐文立先生家中，酝酿和建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这一政治事件的真实情景，揭开了那个一直困扰着许多朋友的政治谜团！

   将时间定格在1998年11月9日

   1998年11月9日，地点北京白广路二条四号徐文立先生的家中，当时在场的有：徐文立、查建国、高洪明、刘世尊、张辉（当时的徐文立办公室主任）王志新、沙浴光、共七人。徐文立先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文件，发到在场的每一个人的手中，并对在场的人讲：我们组党，就要走到全国朋友的前面！

   然后，徐文立要求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对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及负责人选，表明自己的态度、正式签名。当时与会的朋友都表态赞同徐文立先生的组党意见，并都在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徐文立当即就向海外媒体正式发布了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正式成立的消息。消息发布后徐文立才让与会的人员离开他家。11月9日北京已经进入秋末冬初时节，天气已经有些寒意，高洪明先生回忆说，对于进行实质性的组党，与会的一些朋友事先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时在场的张辉，由于高度紧张，脑门都析出了汗水。

   这就是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成立经过的大致情况。

   10年后的今天，就当年组党问题，我坦率的向高洪明先生提出了几个长期压抑在心头问题：

   （以下是我同高洪明先生在2008年5月9日谈话的要点，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谈话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我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进行叙述，由于条件的局限和出于朋友之间的相互信任，谈话没有录音、也没有记录，是根据回忆整理出来的，此文已经高洪明先生确认，并根据高洪明先生的意见做了修改和补充。）

   吕洪来：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有机会面对面的交换看法，我很冒昧的问一下：洪明先生当时做为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副主席，当初你们在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时候，你想到过这样做的后果吗？事先想过党成立后的生存问题吗？想到过进行实质性组党对全国组党运动将造成的危害吗？想到过这样做事实上是在分裂全国的组党运动吗？

   高洪明先生回答的非常的坦率：我当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么多，也不会考虑这么多。他说我当时只是一个新人，看到全国各地都在组党，就和查建国劝徐文立带领大家组党，你提出的那些问题我没有考虑，处于我当时的情况也不会考虑这些问题。

   吕洪来：洪明你可以不考虑这些问题，依你当时的情况，你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也能够理解，我很欣赏你的坦诚和直率。但是当时徐文立先生不考虑这些问题是不能原谅的，因为它是当时国内政治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是核心、是掌握方向盘的，他不能这样轻率！这样不负责任！因为他的一举一动事关全局，事关全国组党运动的成败！

   吕洪来：我当时一直告诫徐文立先生组党的条件还不成熟，希望徐文立先生不要公开参与组党活动，我曾跟徐文立先生讲：他不公开参加组党就是对全国组党运动最有力的支持。徐文立先生也一再公开表明：自己不会公开参与国内的组党运动。我1998年11月7日离开北京的时候，徐文立先生还向我说不会参加公开组党活动，但是仅仅过了两天，你们就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还设立主席、副主席。你是副主席，是主要的参与者，你能告诉我，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在短短的两天中，发生这么重大的变化吗？

   高洪明：我实事求是的讲，看到全国各地纷纷组党，我和查建国一直都在劝说徐文立出来带领大家组党，徐文立一直都不同意，说组党的条件不成熟。徐文立突然提出组党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当时徐文立先生自己在北京成立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组，他自己做筹备组的召集人，让我们做筹备组的工作人员，这个建议遭到了浙江王有才等朋友的反对，徐文立是在自己筹备召开中国民主党一大的想法无法实现后，才决定公开进行组党的，并且说：要组党就要走到全国朋友的前面去。所以才决定进行组党，直接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

   吕洪来：需要说明的是，我从来不否认组党的正面意义，我也认为当时在国内徐文立先生是中国民主党领袖的最好人选，但是我说过，我今天不是来谈正面的问题，而是谈分歧、谈问题。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徐文立先生自己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全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自己做召集人，根本就没有得到全国各地组党朋友一致授权，是不是擅自的违反民主程序和原则的行为？目的是不是为了争当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和党的领袖？在遭到浙江的朋友们反对后，突然进行实质性的组党，是不是为了使自己在事实上成为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成为党的事实上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