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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大笨猪：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博主
——亦忱专访“猪传人”网友张鸿志实录
一．前言
7月7日，我从上海市区专程来到位于上海市奉贤区新寺镇的红十字老年护理院，专访了神交已久年近耄耋的网友“我是大笨猪”。
清晨7点，我从上海乘地铁1号线至莘庄，换乘莘海线，经行车近一个半小时，来到奉贤区新寺老年护理院。通过门卫的介绍，很快就找到了“大笨猪”所在的病房——一病区1111号病房。
由于在出发之前我已经事先告诉了“大笨猪”将于9点前后抵达，所以，当我于上午9点半出现在“大笨猪”病房门前时，他眼中流露出的神色，没有惊奇，而是一种期待实现后对心灵交流的渴望。
落座后，我很自然拿出准备好的数码相机，乘他兴致正高时，给他来了几张个人生活照，然后，我请已经照顾他达9年之久的义女符桂枝女士照了张合影。
在正式交谈之前，“大笨猪”告诉我，他实名叫张鸿志，于1930年2月1日生于黑龙江省尚志县（即原珠河县）。1948年参军加入彭德怀领导的西北野战军，1984年在不到55岁时，因身体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和摧残而难以坚持工作，于是正当盛年，办理了离休手续。
9年前，他罹患前列腺癌，于2000年经手术治疗切除原发病灶，处于疗养阶段。2002年，又罹患糖尿病，因此，他现在护理院，实际上处于医疗和修养的状态。
而上网写博，按他的说法，是从2006年5月才开始，从此而一发不可收拾。
“大笨猪”告诉我，现在，写博和读博，已成了他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情。
本次专访，基本上以“大笨猪”自述为主，我仅仅作为一个文字记录者间或提点无关紧要的问题。
二．由大笨猪口述，亦忱记录的早年传奇经历
我张鸿志虽然是一个命运坎坷的人，但是，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却与许多能够改变人生际遇的机遇擦肩而过。现在回过头看，我感到命运女神待我并不薄。
1930年2月1日，我出生在伪满州国珠河县一个修路工家庭。是家中的独子。我的父亲名叫张功久，年轻时一直受穷，是年轻时从山东昌邑县张家庄村闯关东加入修路工队伍的，那年，他才16岁，是家里闹水灾才离井背乡的。他是到40岁之后才获得讨媳妇的经济条件。我妈叫傅桂云，比我爸小24岁。我的外公叫啥名字已经不记得了，但我记得我舅舅的名字叫傅宝增，只知道我的外公在老家山东新泰县闹义和团时，是该县的大师兄，属于坛主之类的角色。
在珠河县，我一直呆到18岁，此前，我读书读到伪满州国的国民高等学校4年级毕业，相当与现在普通高中毕业。按照伪满洲国作为日本的附庸，毕业于伪满的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必须到日本上2年预科后，才有资格报考日本的大学。
当我1945年秋天毕业时，日本已经战败投降，我们这些毕业生，事实上处于无业可就的状态，后来，在家呆了两年多。其间，我妈在1946年8月，自作主张将1942年下聘的媳妇、大我两岁的张淑卿，娶进了家门，但不足一月，她就去了黑龙江省兴山投考了东北野战军中国医科大学，不过，她刚念完预科，沈阳就解放了，因为缺干部，她就进了沈阳市沈河区税务分局当了人事科科长，那时，该局的局长叫兰汉甫。而我到了1948年6月，就进了东北军政大学，加入骑兵专业学习，成了一名正式的解放军骑兵。
1949年2月，解放军挥师入关，第一野战军请求四野支援有文化的干部来一野工作，要求必须是高中毕业的学生。于是，我就和四野80个军人，且都是骑兵，被分散编入一野的战斗序列。我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10师直属骑兵营，当营部的书记员，专门管理营部的文书业务，职务为正排级。
1949年9月初，兰州战役结束后，我以排长之职，带一个剿匪小分队深入到河西走廊两侧剿匪，一直深入到酒泉地区快到玉门关时，才完成剿匪任务。我永远不会忘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时，我正带队在沙漠中，从随队带的电台里，由译电员告诉我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当时，我们骑兵分队把所有带在身边当药喝的酒，全拿出来喝掉了。那种高兴的劲头，那种难忘的喜悦，哪怕现在时间过去了快59年，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历历在目。
事实上，我人生最辉煌的岁月，也就是解放前后那三个月率队在河西走廊剿匪的那段短暂的时光，那真可以叫横刀跃马，沙场驰骋，意气飞扬。
剿匪结束后，我们回到师部的驻地甘肃岷县。就地整训，休整待命。1949年12月，我经师政治部一纸调令，调入师部直属炮兵营，该营共四个连，每连4门山炮，共有16门山炮。我在炮兵营依然是干老本行，做营部的书记员。据传，我离开骑兵营后，我所在的这个骑兵营大部分战友在进军西藏的途中，都牺牲在一个沼泽地里。后来，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里，我没有遇见过一位骑兵营的战友，由此看来，这一传言十有八九是真的。
在师部炮兵营里，我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伯乐。此人是年长我10岁左右的炮兵营教导员史桥。史桥是个资历很深的老革命，据说，于1930年代末在陕北公学读书时，就参加了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进入地方工作，于文革期间在陕西咸阳市市长任上，被迫害致死。
记得我在炮兵营工作不到两个月，史桥有一天把我喊到营部，给我交待了一个任务，要我把炮兵营在上年的工作写个总结，说是军部宣传部正等着这个总结。他见我初来咋到，不知营里的情况，还耐心地给我拟定了总结提纲，并强调了总结要突出的内容在哪里。于是，我按他的要求很快就写出了全营的年度总结，他略微修改后，即以营党委的名义上报给了军宣传部。
过了一段时间，军报在四开的报纸上居然全文刊登了这篇总结，一野的军报也摘要作了转载。过了大约两个月后，军宣传部副部长孙时光亲自来到营部，调查这个总结是出于谁的手笔。史桥就一口肯定，这个总结是张鸿志写的，很谦虚地把他给我拟定提纲的事情给忽略没说。于是，孙副部长直接找我谈话，询问了总结撰写的经过，我都实事求是把史桥拟定提纲的事情照实说了，孙副部长在听我汇报时，频频点头，我感觉他很满意我的汇报。
一个星期后，令我很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军政治部一纸调令来到炮兵营，把我直接调到了军宣传部。并同时把我的职务由排长升为副连级，担任的职务为军宣传部政治理论见习干事。当时，军宣传部只有两个大头兵，另一个是政治见习干事袁荫华。袁是党员，而我却是非党员。我在军宣传部报到不及1个月，就接到新的调令，从军宣传部去军区所在地兰州参加政治理论培训班学习一年，专业学习马列专著和延安版的毛泽东著作。当时，我是参加这个培训班的学员中级别最低的人，是唯一没有资格和学员们一起吃中灶的副连级干部，最初是和学校里的炊事员们在一起吃大灶。后来，是我们的班主任（名字忘记了，只记得姓方，他老婆叫莫耶）看我一个在外面吃大灶，才破格让我和同班同学一起吃中灶。使我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尊重，为此，我对他们夫妇一直充满感激之情，同时，对革命队伍中等级观念有了最初的反感。
但是，1952年8月，我在军区的学习尚未结业，就接到军部的通知，必须尽快回到临洮军部报到，说是有新的任务。于是，我赶紧收拾行装，上了军区为我回军部而专门调派的一辆吉普车。结果，我回到军部才得知，我所在的这个第四军，已经被军委撤销番号，所属三个师，分别划归空军、公安军和作为青海、宁夏及陕西三个省的地方部队而各奔东西。
而我则随军部，跟着炮兵团、工兵营、汽车营和通信营及医院与文工团一部，上了闷罐车，走走停停三昼夜，开到上海江湾，下车安顿之后，才得知我们将在上海组建一所高射炮兵学校。
于是，我开始成了一个上海人。
三．张鸿志答亦忱问
亦忱：张老先生，我作为您的读者之一，想给您提点许多读者都很关心的问题，不知您是否介意我的直率？
张鸿志：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就是了。只是你喊我老先生我可不敢当。事实上，若没有你的引导，我不会在和讯网站开博客，更不会写那些东西的。所以，我以前经常说，我未经你同意拜你和周舆先生为师，绝对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亦忱：好了，您我就都不必客套了。那我先问您第一个问题：你这位1948年参军的老革命怎么没有入党呢？
张鸿志：这话说来就长了。我参军后，就一直和老婆两地分居，说来不怕你笑话，当年我们结婚时，对夫妻在一起是干什么的，一点也不懂，我从离家之日起，直到1952年11月再次见到她时，她一直都是处女。等我参军去了西北，随着年纪长大，知道想老婆时，她和我天各一方，根本就没有一个见面的机会。那时，我在部队的核心机关工作，若要想入党，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由于我担心入了党更难转业回家，所以，我多次在领导提醒我要注意进步应主动要求入党时，都以自己想转业回家而加以搪塞，故迟迟没有入党。
亦忱：据你自己说，您和夫人后来在上海团聚了，按说这个妨碍你入党的因素已不复存在，那您为何依然不想入党呢？
张鸿志：事实上，在我当兵期间，我的领导，特别是军部的主要领导一直很关心我，对我们实现夫妻团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是他们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而给我老婆办妥了调动手续。我老婆在1952年11月和我在上海团聚，就是在我们军部的政委李赤然将军（他是开国后授衔的少将）亲自过问下，才将她从沈阳给调到学校文教系当几何老师的。
亦忱：按我的理解，您和夫人团聚后，按说您进步的动力比单身时更足了，您为何依然没有入党呢？
张鸿志：你有所不知，其实那时我们部队中没有入党的人并不止我一个人，其中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没有入党的人都有。所以，我没有入党，当时并不认为自己思想落后，也不影响我的工作，再说，我在部队也呆腻了，一直想到地方做个小学教员，总之一句话，我其实是个胸无大志的人。虽然我有点文化，但我对政治一直不感兴趣。然而，阴差阳错的是，我早年所干的却偏偏是在军校搞政治教育。现在看来，这恐怕与我经受的启蒙教育中，接受了君子不党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否则，这很难说得通。在我行将走完人生旅程的时候，我敢问心无愧地说，我一生中没有在背后打过同事的小报告，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亦忱：您说自己人生坎坷，我想知道您第一次人生挫折，是因何而起？
张鸿志：1955年春季，我在课堂上把苏军1945年8月出兵东北时所做的一些坏事告诉了同学们，结果被传到了苏联顾问吉尔卡基耳朵里，他坚持要送我去军事法庭进行审判。结果，在学校政委李赤然的干预下，只从轻发落，把我作了复员处理，安排在一个私营工厂林昌工具厂当普通职员，负责采购工作。干了两个月后，被上海机械工业局下属的第二机床公司，要去当工资改革办公室科员。不久，反右运动开始了，又调我去公司反右办公室当一般工作人员。结果，被安排去做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即，去机械局下属的100个小工厂发现右派。当时，我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去下面转了几天，结果，一个右派也没有发现。回来后，这就不能交待了。于是，当时主持这项工作的马天水大发雷霆，开始调查我们两个人的问题。先是翻我们的档案。没想到，我的档案中，有一张鉴定表中竟然有我与党“离心离德”的记载。据此，马天水下令，必须严肃处理我，便将我下放到上海郊区的新泾乡中心泾农业高级社劳动，时在1957年的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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