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仙逝之后，我重读了他写的《莫要靠谎言过日子》一文。新的阅读使我又一次感受到充溢在字里行间的灼人的真诚，感受到文章所具有的开启心智、撼动人心的力量。新的阅读也再次印证了我先前得到的两个看法：一是索尔仁尼琴和哈维尔、米奇尼克一样，主要着眼于为民众提供如何行动的建议，而且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二是索氏的这篇文章完全像是写给当下中国人看的。

    当下中国人已经敢于窃窃私语，敢于在熟人圈子或朋友圈子里敞开心扉，大发牢骚，不少人也敢于穿上马甲在互联网上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但是，与当年的苏联人一样，总体上也还“普遍天生胆小怕事”，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索尔仁尼琴向人们发问道：难道就毫无办法了？真的没有出路了？莫非我们只好无所作为地等待：什么事情会突然自动发生？……随后，索尔仁尼琴给出了他的提议：唾弃谎言，诚实做人。他说，这是“一把被我们忽视的、最简单、最方便地解放我们的钥匙”。
    我认为，索氏提出的主张切中肯綮、一语中的；而且，它也特别适用于当下中国的“我们”。为什么这么说？我的理由首先是：索尔仁尼琴的主张十分可取。除了索氏的主张，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其它的主张，如等待上面出现“戈尔巴乔夫”，等待“军中声音”或军事政变，等待什么地方出现突发事件，等待那边厢的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不过，所有这些主张都有一个共同点：等待别人来解放自己。而索氏的主张则显然不同，它立足于个体的自我解放——抵制谎言，捍卫自己的灵魂，而这同时也是对专制制度的一种有效抵抗。
    其次，索尔仁尼琴的主张实在可行。践行者有点勇气就行，不必鼓足勇气；不必绝食，更不必自焚；也不必匿名行事，不必地下操作，我们完全可以亮明身份，知行合一，不仅不必怕“特务”、“线人”和“五毛”，说不定还可以把他们“争取过来”，让他们加入自我解放者的行列。在这方面，常常给专制政权帮大忙的，是那些信奉“反对共产专制可以不择手段”的人，他们的撒谎，让人无法将他们和拍板让林妙可假唱的共产党统治者相区分；他们的信口开河、满嘴跑火车，使人悲叹和心寒；而基于“撒谎者不可交”的生活常识，人们最终也只能对他们嗤之以鼻。
    最后，沿着索尔仁尼琴主张的方向走下去，最有可能釜底抽薪地结束治乱循环的不归路，开创中华文明的新纪元。莫要靠谎言过日子，是索尔仁尼琴力主“诚实做人”的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呢？他也说清楚了，就是“公开讲出我们的想法”，对强势者说不。他在文中没有说第三步，但是波兰的米奇尼克说了，那就是多种多样的、独立于政府的公民自主行动。比起第一步来，跨出第二步、第三步需要更多一些勇气，更少一点怯懦。但是，这一条不容易的非暴力抗争之路，“却是可能的道路中最容易的”。而我以为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条中国人自古以来从未实践过的公民化道路，一条将具有浓厚历史积淀的顺民心态和游民意识逐步边缘化的道路，一条能有效地使专制统治者的套路越来越玩不转的道路，一条使自己不再成为任何个人和集团改朝换代的工具，并最终迫使一党专制不得不让位于宪政民主的道路。
    在这里，我想我必须提及另一位受人尊敬的波兰人，他叫雅采克•库隆。他和索尔仁尼琴一样，负责任地向民众提出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1970年，波兰的和平示威工人曾经被警察所激怒，其中一些人游行到地方党委大楼（在波兰被简单地叫做委员会），并将其付诸一炬。“造反的共产主义”代表库隆先生当然理解这是一种典型的“官逼民反”，但他却没有为之叫好，而是向工人提出了一条难能可贵的建议：“建设你们自己，而不要焚毁委员会”。
    现在，全世界都见证了：在反对和终结后极权制度的斗争中，波兰工人和民间果然超越了暴力这个古老的解决方案，以不要求“抛头颅洒热血”的非暴力行动缔造了一个全新的波兰。波兰，以及其它和平地结束共产专制统治的国家所发生的伟大变革，给了中国的无权者深刻的启迪和扎实的希望。我的确以为，在苏东巨变之后，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不去超越对极端性手段的迷信，不去超越对暴力的宿命论崇拜，从而通过公民化道路去实现个体的自我解放和创建、培育中国的公民社会。
    不难明白，在没有人权理念的时代，是不可能有什么公民化的。在连窃窃私语都不敢的年代，也是不可能有什么公民化的。而在当下中国，我们是可以践行索尔仁尼琴的主张，光明磊落地推进公民化的。中国已经有了一批拒绝谎言、说出真相的先行者。这些先行者通过一传十、十传百的方式传播索尔仁尼琴的文章，应当说不成问题。而如果能有十分之一的中国网民读到索尔仁尼琴的文章，并服膺文中所阐发的道理；如果能有百分之一的中国网民能像重庆的周曙光那样，不仅狙击谎言，而且说出真相，中国的面貌便会变得认不出来了。
   
   
    2008年8月28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8月28日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