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饑餓與記憶
在全中國人民都吃不到飯的年代, 勞改隊的飲食狀況當然只會變得比平常更壞, 從最近出版的不少回憶錄可以看出, 眼看著讓一個個犯人慢慢的餓死, 幾乎是當時的勞改隊每日每時都在發生的事情。饑餓的折磨已成了勞改生活中日常化的痛苦，因而也成了一些幸存者在今天回憶起往事時反覆講述的慘痛經驗。饑餓於是不僅僅是一旦吃飽就會消失的生物性感覺，它已整個地滲透在對那個苦難年代的記憶中，成了無辜者受罪的總和，人民在政治高壓下被剝削的一無所有的隱喻。饑餓全面的侵入現實，它幾乎時刻都從身體和精神上威脅著大多數老百姓。我們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克服饑餓威脅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世界上恐怕還很少有像中國這樣擁有悠久的饑餓史的國家。過去的很多王朝都在饑餓遍野的情勢下么了，沒有哪一個政權不懂的民以食為天的道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取得了勝利，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歷史給這塊土地上留下了太多的吃不飽的人口，而黨正好向他們許諾了吃飽穿暖的生活前景。不幸的是，這個已解決全民溫飽問題為基本任務的政權，后來卻在實現其許諾的過程中人為的制造了饑餓。一九六0 年前后的大饑荒只是這一現象顯得怵目驚心的一段極端時期而已， 實際上饑餓的恐慌早就從糧食的統購統銷和定量供應開始了。應該認識到，對糧食的控制不僅是一個單純的經濟政策的問題，那還是極權政治的一種手段， 其目的就是通過對全民最基本的需求進行嚴格的限制，從而達到對每一個人的有效控制。早在局部地區大量餓死人之前，糧食的配給政策就已在社會氛圍和人的心理上造成饑餓感的濃重陰影了。政黨國家把人們歷史地發展起來的屬人的東西逐步剝奪殆盡之後，進一步用饑餓把人降低到了純粹在生物反應的支配下活命的地步，中國於是墜入了她的饑餓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這樣看來，獄中的饑餓現象就不只是由於供應的不足而不得不降低標準的問題了，從實質上說，他更應該被理解為按照政策的要求有意在犯人中制造的生存狀態。那些吃過苦、挨過餓而到后來當上了革命干部的人，大都容易從他們固有的底層意識出發，把物質生活水平的高低簡單地造出政治化的區分。在他們看來，勞動人民都是吃糠嚥菜活過來的，現在對待這些被專政的階級敵人，自然不能讓他們吃得又好又飽，只有餓其體膚才能達到改造的目的。階級們爭論的非人性在於，他不但以正義的名義公然向人民實行暴政，而且用偽善的面紗掩蓋既得利益者的特權。比如，勞改隊的干部一面暗中享用犯人的勞動成果，一面卻教導犯人說吃得太好會滋養資產階級思想。就這種勞改的邏輯來講，飯從人權的角度來看是屬於摧殘人身和踐踏人格的現象，竟然被說成是必要的教訓和有益的考驗。因此，在中國的勞改隊里，可以說一開始就是把饑餓的生存狀態作為正常的勞改秩序維持的，而由此導致的衰病死亡無形中也就成了對那些沒有能力接受改造的犯人進行自然淘汰的一個結果，而被當局若是無睹地認可了。從吳宏達的《苦風》（Bitter Winds: A Memoir of My Years in China’s Gulag）巫寧坤的《一滴淚》(A Single Tear: A Family’s Persecution, Love and Endurance in Communist China) 和張賢亮的《我的菩體樹》三部最近出版的回憶錄可以看出，不加挽救地讓犯人在低標準的情況下活活餓死，實際上已經構成了對犯人群體的變相減絕。
最容易被淘汰掉的首先是那些既沒有外邊的接濟，又不會偷不會賴，而且始終老老實實地吃自己那一份飯干自己那一份活的人。正是張賢亮在他書中所說，“
最凄慘的，是那種人格儲備大於生存儲備，而生存儲備的消耗又大於人格儲備的人。死去的絕大多數是這樣的犯人。” 就像傑克•倫敦筆下那支名叫布克的狗被拋入了由棍棒和牙齒決定一切的世界，在勞改隊里一個人還要保持溫良和斯文，他的生存儲備就會被最終耗竭。巫寧坤的獄友老劉就是這樣一個在饑餓中還沒有完全掃除羞恥心障礙的知識分子。巫收到家里送來的食物后，很快就被同室的慣竊偷去不少，睡在他右手的老劉則用一手優美柳字體給他寫了一個條子：“求你借給我一個烙餅，等我妻子從家里送來食物，我一定加倍奉還。” 巫給了他一塊烙餅，算是給他饑餓的旺火上交了一小杯水，但這一點施舍並沒有使他逃脫最總餓死的命運。同那些不顧一切的想辦法使自己免于挨餓的犯人相比，老劉顯然還沒有完全甩掉他身上的人格負擔，因而它難免比別人更早的當了餓死鬼。而要在那份少得可憐的飯以外儘亮增添能填充肚子的任何東西，你就得讓自己能吃下一切撈到手的可以下嚥的动植物：從燒煮癩蛤蟆到細嚼自己身上的虱子，從偷吃正在生長的莊家到烹調各種各樣的野菜，饑餓已經把人變成了無所不吃的動物。人現在活到了少吃一口就有可能餓死的地步，吃因而成了活著的全部內容，有人甚至為求一飽而不畏一死。
在犯人成批餓死的號舍裡，有時候一個人還沒有完全死去就被拖到了停屍間等待埋葬。吳宏達的獄友陳明就是在餓的昏厥之后被丟在了尸體堆裡，又在甦醒之後自己爬了出來。他因為這段在人間的缺席錯過了一頓午飯，于是在歸隊后被例外地照顧了倆個從幹部灶上領來的窩窩頭。那黃梁梁的玉米面散發出令周圍的犯人全都垂涎的香味，也把再次昏過去的陳明喚回了陽間。他突然坐起來，睜開了雙眼，目光炯炯地盯著窩窩頭，一把抓起來狼吞虎嚥地吃光吃凈。接著他就揉起肚子喊疼，一頭栽到死了。連死亡都不能平息饑餓的噬咬，死而又活，活而在死，仿佛餓昏至死都不敢錯過一頓應得的午飯而悄然離去，那一息生氣尚未斷盡的陳明就這樣被饑餓鼓動得再次甦醒過來，掙扎著吃下了最后一頓欠他的冷飯。
張賢亮記錄下來的一個慘狀更能叫人體會到饑餓的恐怖：一個曾是中學教員而被打成右派送來勞教的犯人竟餓到了這樣的程度，他的妻子帶著女兒元到來勞教農場看他，見面之後他二話沒說就拿起帶給他的食物，像貓擒住了老鼠一樣跑到一邊吞噬起來，吃完了食物，他隨手用鐮刃切開手腕上的血管倒在田野上自殺了。饑餓并非如張賢亮筆下的老政委所期待的那樣會把犯人都 “改造好”，要說這種改造的整整結果，只能說是把人最終變成非人，把人身上的感情吸乾咂凈，把人性的吃飯降低成動物性的進食，直至把人整死。饑餓已經把一個人折磨的寧可為感受片刻的吃飽而不惜選擇做一個撐死鬼下場。就這個意義而言，自殺的右派可謂死的其時，以為他已經以吃飽了的一死永遠逃脫了饑餓的漫長威脅。既然動物般的存活下去成了問題，對一個這樣毫無出路的犯人來說，吃飽了然后自殺，那場面就有了抗議的性質，也有了儀式的莊嚴。
張賢亮的一個獄友有一次對他說：“毛主席就是要下面這些人騙他哩！”事過多年之后他才懂得了這句『反動』言論微妙的道理。原來英明領袖及其政權整個運作的一個主要方面就是掩蓋事實的真相，他們不但致力于滿人，同時還力求自瞞。瞞人是堅決要把他們規定現實應該是什么的結論強加給全世界，自瞞則是盡量讓自己相信人們都接受被強加的一切，從而維持自我感覺良好狀態。因此，若有人不愿意被瞞，便可能是被規定的現實顯得走樣，使一直良好的自我感就受到騷擾，這就是『反動』。 所有被抓到農場勞教的右派都只是怪他們無意中說了幾句真話。老鄭委是張書中寫的最生動的一個人物，他善于對犯人恩威並用，最會用日常的簡單化判斷把歪理說的讓天真的知識分子口服心服。他確實就是一個縮小了的毛主席或毛的政治風格在基層的體現：向犯人宣傳低標準政策的時候就說，吃了野菜才能改造好。而到了成批的人餓倒死掉的時候，他又把死亡歸咎於犯人大量的偷著『吃青』。
在這種只允許按照從上邊傳達下來的說法來理解一切的年代，個人的特殊記憶當然就成了禁忌。比如，對于所有餓死的犯人，勞教當局指使醫生都專門編造了不同的病癥寫入病歷，以便事先把餓死的人的責任推卸干凈。假使你如實記下了他們的死因，豈不等于把已經用黃土埋掉的屍體再刨了起來。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人還想用文字保存個人的記憶，顯然是即艱難又不安全的事情。而已經由於寫了一首詩當上右派的張賢亮，身處勞改隊猶丟不下書生的文字積習，在一天的勞累之後，竟然還有興趣拖著饑餓的身子堅持寫他的日記，這樣的毅力和勇氣主要來自一個人力圖保存記憶的執著。不管他敢寫在紙上的東西多磨貧乏而空洞，書寫的行動畢竟表現了記憶對遺忘的抗爭，一個人在被拋入的“活著”狀態下計量做一點省思的努力。應該指出，把所經歷的事情通過文字的敘述再過一遍，不但有助於我們的日常判斷，而且能激發想像力，提高警示的領悟，是一個人的生活多少有了反省的成分。腦溝里的記憶是散亂易逝的，人發明文字和從事書寫的目的就是為了把記憶固定下來，是飄忽的個人印象作為可被他人接受的表述持續傳播下去，把腦子里被動的印記變成書面上主動地銘刻。記憶因此具有結露的性能。正如從前官方不許個人私修國史，階級們爭得年代也把檢查的觸角伸到了私人日記中。在這種嚴酷的情況下，一本要在勞改隊保存下來的日記自然只能寫成不被控以“反動”罪名的流水帳。作者在書寫的同時已做了徹底的檢查，字面上只留下事實的僵屍，只是經過今日的回憶性注釋作了補充，空缺的真實才從流水帳的乾癟縫隙間透了出來。
這種把過去的日記和現在的回憶 對比穿插在一起的結構，使我想起了《春秋》和《左傳》的編排。正如沒有《左傳》所敘述的事件，人物和對話，《春秋》上所有幹條條的所謂微言大義便沒有什麼意義可言，沒有今日的回憶對那些幹巴巴的記錄做補充解釋，張賢亮不得不寫的太簡單的日記就永遠的成了對過去的隱瞞。由此可見一個人由全面的專政製造的隱瞞對真實的掩蓋或抹掉達到了什麼樣的程度，由此可見個人的記憶對那樣的隱瞞有多么大的抗拒力量和顛覆作用，由此就更可見讓更多的人拿起筆回憶他們曾經到底怎樣生活過確實是十分必要的。
從小說的敘述角度講，日記中的幹條條則像往事的亂線圈中露出的線頭，它們正好給現在的回憶賦予了敘述的秩序，使再現出來的往事更富有實感，同時與內容豐富的回憶還形成強烈的對比。如果不只從可讀性上考慮，而是在對比中看這些日記重復出現的效果，可以說，它們的過于簡略和干癟本身就呈現了一個勞教犯在饑餓，勞累和監視制度的壓力下日常生活與內心的單調，這在真實不過的讓我們看到，勞改隊的目的就是要把投入其中的人都變得這麼單調的樣子。日記的插入簡直有了文獻的價值。
值得強調的是，這種把歷史原件和回憶的創造拼湊在一起的敘述，已超出了“寫作技巧”之類的形式問題，我們更應該把它看做作者的道德勇氣在形式處理的成功表現。在第一條日記注釋的開頭他就明確表示，公布日記并另加回憶性的解釋，是為了檢驗他對自己的過去敢于面對到什么程度。人們大多喜歡回憶美好的往事，得意的時分；把自己從前某些狼狽的狀況，甚至從今天來看很卑鄙的事情，以日記這樣的證據形式和盤托出，再加上詳盡的注釋，當然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從張書的字里行間可以看出，這一勇氣來自作者日趨成熟的批判意識，其中既有對他當初還不完全認識的極權政體的批判，也有對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批判。特別是後一方面，可以說突出顯示了張賢亮的這一本近著與其他舊作的不同。在他過去的小說中反復的做了一系列不徹底的懺悔之后，張賢亮大概已經厭煩了他那些半帶著內疚半含著自戀的落難公子，也開始看清他給他小說中的人物頒發的受難獎章是用薩特所說的“不老實”（bad faith）鑄成的。現在，在過去的日記和後來的回憶相互對照下，他終于充實的揭示出受迫害的中國知識分子和迫害他們的一群在很多方面的同謀，要知道，他過去的日記和他后來的小說都有那同謀的一份。能面對和揭示這一點是不容易的，因為很多人還一直都隱瞞著他們所參與的同謀，而且他們不可避免地還會為了既得的利益而與那個體制同謀下去，直至變成他的一部分。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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