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希望与危险（下）——由汶川、瓮安看中国当代极权制度 /一平文集

   一个国家的权力、政治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甚至可以革命；但是社会和文化则由漫长时间积蓄而成——自然生成，因此它们不可骤变，而只能依自身吸收、扬弃、调整，彻底改变就是摧毁文明，因为人不能创造时间，不能将漫长时间的经验积蓄在一瞬间制造出来。人的存在主要依靠世代经验的储备与记忆，所谓新文明、新社会、新文化均属虚妄。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权力争夺和政治斗争都受到高度限制，不让其超越范畴。中国历史数千年，朝代更迭，宫廷权争不断，但是其社会和文化则是不变的。辛亥革命赶走了皇帝，改革了国体，但是并未涉及社会和中国文化。可以说，如果没有俄国的渗透、没有日本的入侵，或二者只有其一，中华民国都会完成变革，日益成长，成为健全的现代民主国家，如今日之台湾。“五四”新文化是文化自身的运动，而不是国家强制的。当时与新文化并在的还有旧文化，激进、保守、中间共存，北大有陈独秀，但也有辜幸鸿、梁漱溟，上世纪前半叶是中国又一次百家争鸣的时代。由于文化分立于政权，即有充分的空间与活力，扬弃、吸收、融汇，在文明的冲突中完成它的调整更新。胡适的成长与成熟就是证明，他的道路就是中西文明融汇之流，至于三、四十年代由他所代表的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坚。政治是重要的，但也是危险的，对其必须高度制约，何况是革命。但中共革命则要改天换地，不仅革社会的命，也革经济、文化的命，而且它是暴力的，胁迫全民参与，在新中国“反革命罪”是首罪，可处死。明此一条，就清楚此革命之暴虐，破坏之惨烈。

   中国在毛时代即已破坏到底，中国当下的问题多多，而根子是在毛时代结下的。枪杆子、笔杆子，这是毛统治国家的两手，前者是暴力恐怖，后者是强制性洗脑意识灌输。苏联极权统治主要是依靠国家暴力，但是毛极权更残暴，其统治除了依靠国家暴力之外，还启动了民众暴力——群众专政。毛的统治将暴力恐怖推到极致，不仅是国家暴力直接强制人，而且发动群众施暴，没有民众暴力，中共的破坏和清洗是不可能如此彻底的。由土改到文革，毛运动都是这种双向暴力，这是中国极权远残酷于苏联、东欧的原因。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这些无非是强调使用暴力制造恐怖，暴力和恐怖是毛操纵国家的纲。毛时代，暴力不仅合法化，而且神圣化。“毛泽东思想”是对全民强制灌输的国家意识，其有宗教性，而它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毛倡导雷锋精神，但是雷锋精神有一条“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而在这个国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敌人，包括孩子写错个字。这就是 “为人民服务”的底牌。红卫兵是最好的事例，他们是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果实。

   的确，中共革命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也彻底改变了中国民族，但是趋于文明的反向。毛在，有他的暴力威胁，共产意识是强制灌输的精神信仰，有宗教性，其对人和社会有道德的约束功能。有共产意识的伪宗教，人们也还暂且沉浸于共产虚幻。但是毛死，共产意识随之瓦解，几十年破坏的废墟便显露出来。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瓦解，中国呈现丛林原则，人性的黑暗、野蛮无遮拦地全盘浮现，特别是权力，由于没有了最高领袖的威慑，他们按照权力的大小对全民资产和国家资源进行赤裸的抢劫。

   但是较毛时代，改革后的中国毕竟是进步了。腐败强于暴政，权贵经济强于阶级斗争，分配不均强于食不果腹。首先，中国走出了共产虚幻，回到了的真实，尽管腐败；再，中共放弃了阶级斗争，人们的经济利益之争取代了普遍的政治迫害；经济发展，虽然分配不公，但是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是得到了提高；有了自由经济和私有财产，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权力的控制；中国由封闭状态，向世界敞开了门窗。这些是进步，但是中国社会是处于丛林状态，无规则、无秩序、无公正、无道义、权力唯上。

   后极权社会，是极权制度走向瓦解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极权仍然控制社会，但已经日趋势弱，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的日益腐败。极权制度就是消灭社会的原本有机构成，以暴力强制建立以中央权力为绝对操纵的一体秩序。由于极权制度在建立过程中，已经将文明因素消灭殆尽，因此腐败一旦开始便日益为甚，不可抑制。于极权制度，权力越扩张，便要将文明消灭得越彻底；而文明被消灭得越彻底，腐败也必将越彻底，二者是一致的。中国当下的腐败程度和毛的极权程度正相呼应。我们不要忘记，由毛到胡，这是一种政权，一种制度，它们的变化是极权制度的建立、强势，到衰落、瓦解的过程。
   如果中国现政权没有主动的变革，同时又抑制民间文明力量的生长，那么中国社会就只有一个趋向——全面腐败。但是对于一个社会，腐败的程度是有极限的，超越极限就是社会的崩溃。瓮安事件即是证明。腐败是权力对公众的“合法”掠夺和侵害，弱肉强食是其内在原则。但是，当腐败将公义吞噬，规则也就瓦解，暴力成为人们维护生存的最后手段，这就是社会的崩溃。

六

   毛三十年，对中国最大的破坏是对人的毁坏：1、毛大规模的清洗、杀戮，消灭了中国民族的精英阶层，各领域凡优秀者非死即残。这导致民族素质大幅下降，失去文明的方向。2、不断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整个民族置于恐怖统治之下，人们心怀恐惧、仇恨，人格怯懦、猥琐、黑暗。而挑动民众彼此的斗争，使人们彼此敌意、猜忌，内心阴暗，失去人与人的友善和信任，人的共生、互助的良性关系转为敌对。阶级斗争改变了中国民族的人性，导向人与人为敌，尚斗，背善向恶。3、“新中国”对国民的经济掠夺超过了极限，不说没收私有财产，不说大跃进饿死了过千万农民，至七十年代末，中国百分之七十的人尚填不饱肚子。毛三十年，全民赤贫，在求生线上挣扎。这使人性降落到动物的求生本能。人不仅卑贱，而同时又变得贪婪。八十年代后，中国人对于财富无节制的贪婪，是不正常的，是毛时代高度贫困的反向。中国官吏近乎疯狂的贪婪和财富掠夺，表明中国全部的人文价值、意义都已经死亡，钱是唯一的。4、毛说“人民高于一切”，而实际是将人民作为奴隶。不要说言论、思想、结社、游行、罢工、选举、被选举，就是他们所说的生存权，人民也被掠夺到生存线以下。权力的奴役、人的社会权利的被剥夺，导致中国人的社会人格丧失、自私怯懦、屈从恐惧于权力。极权统治塑造中国民族的奴性人格。5、洗脑、共产意识强制灌输，中断了传统文化，也中断了与世界文明的联系，使人丧失文明的记忆，思想单一、偏执，失去思考能力，人性也高度贫乏。而共产意识一旦瓦解，由于人已经丧失文明的记忆，也即刻丧失精神的支撑，堕入人性野蛮之本能。

   毛过世30余年了，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毛的30年培育了几代人，也就人们所说的他们是狼奶喂大的。我们千万不要低估几十年来人的毁坏，人所经历的会成为存在的经验传递给未来，中国有关“人”的毁坏至少需要半个世纪以上才可能恢复。如果再过30年，中国的文明状况能恢复到满清，那就是幸运。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今天大陆人与台湾人的差异，可以看到大陆“人”的破坏是何等的严重。不要说西方，比较一下中国人所瞧不起的藏人、穆斯林，也不难看到当今我们自己的野蛮状态。遗憾的是，我们对之不以为然。

   “人之出性本善”不是真理，但是人生于世需要安全，需要群体共生，因此善也就是人类存在之本。此次汶川地震，让我们看到中国人和社会蕴含的大善大爱，超乎人们的想象。但是又为什么艾女士所说的另一面呢？中国社会恶黑得超乎常态。我们需要看到，中国的善是被压抑着的。人性的善恶本是平衡的，但因为中国恶黑得超乎常态，因为善被压抑，那么在汶川地震的“突发”事件中，人们才偶然有个裂口将缺失压抑的善淋漓地释放。汶川地震中的大善正显示中国日常社会的恶黑和善的被压制。瓮安事件、杨佳事件（杨佳事件的严重性，不在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发生后，民众普遍赞许的舆论），也反映了中国社会恶黑及人的被压制状态，只是表现为暴力。

   文明也好、社会也好，它们都有自身的生命，对所遭受的损伤，有调节和修复的机能。毛后，民主墙运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潮、八九民运，这些都是文明及社会在毁坏之后，所发生的自身重建与修整。对于中国文明，这本是非常珍贵的，但是它们遭到权力的镇压。人性的恢复、善的实现也是需要空间和权利的。帮助艾滋病患者，维护其的权益，是善举，但是政府将民间艾滋病工作者和组织当作敌人，监视打压。在中国种种民间组织（NGO），政府都将之视为敌人，不仅独立“工会”“农会”不允许，连民间环保组织也被列于“反华”、“敌对势力”之列，人权组织更不用说了。现代社会规模庞大，它必须依靠无数的民间组织保障其活力和健康，它们是善的实施，没有它们，社会或为极权牢笼，或成黑社会。而中共为了垄断权力，扼杀民间组织，其实这也就是扼杀社会的健康和善。宗教于人性和社会事关重大，是鼓励向善的主要力量，但是中共要控制民众，因此打压迫害宗教信仰，比如对家庭教会、法轮功。善于社会的普遍实现是公正原则，而中共操纵司法，垄断新闻、出版，不允许为公正说话。在中国，人权律师是危险的职业，他们可以被随意逮捕、判刑。律师尚如此，他人可想而知。中共垄断国家，堵死社会通道，将所有异议者打为敌人，那么它也就是扼杀社会的健康力量和生机，断送中国建立健全的现代社会制度之希望。社会有如生命，它的秩序与机制是自身的生长出来的，是人们共生经验的不断选择，而不是来于权力的强制。强制意味扼杀社会，结果是社会的死亡。毛三十年的极权统治彻底毁坏了中国社会和文明，而今天中共垄断国家，不将民众的社会权利归还予民，那就是扼止中国社会的康复与重建。

   有个现象我们需要注意，全世界的大学生多倾向理想主义，无论发达的西方还是落后的非洲，唯独中国的大学生尚个人利益。中国大学生的精神状态是不健康的，不是年青人的状态，显示他们对未来对国家与社会的沮丧与放弃。大学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培养社会精英，特别是在落后的国家。但是中国的优秀青年为什么会放弃对未来、国家、社会的希望与责任呢？“八九”，中国大学生何其光彩，而今为何如此颓丧？“八九”学运，是文革后经过十年的思考、孕育，中国新的健康的社会力量，他们反腐败反极权，要求自由、民主、社会进步，虽然他们还幼稚，但是珍贵的，是中国的希望，建设的力量。但是，他们遭到了屠杀。的确，“六四”的屠杀“有效”，人民再次被恐惧所征服，连优秀青年也放弃未来，不再关心国家与社会。对比前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权力是如何扼杀中国的希望与未来，抑制民族健康力量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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