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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骗”的是谁?——有感于《重读鲁迅》 对于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大陆中小学生来说,鲁迅作品无疑曾经耳熟能详。然而,此刻已年过花甲或届望八之年的这一代人,有几许会审视昔日的语文课本中所传达信息的真伪呢?答案恐怕是百中无一。
尽管如此,朱正在《重读鲁迅》里做的工作,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拨乱反正,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无论什么时候均属社会进步之必需。真相永远是人们应当了解的。
该书由朱正与邵燕祥共同编著。其封面有这样一段话:
用鲁迅的批判精神“重读鲁迅”,审视那些“必将保留的和不必保留的”,正是对鲁迅精神的阐扬。
朱正认为:“鲁迅几百万字的遗著,其中很大一部分必将永远受到读者的喜爱,后世读者将以一种赞叹和欣赏的态度阅读它。有一部分时过境迁,不再使人感到兴趣。更有若干篇在写作的当时就并不正确,就更只能作为一种研究资料保留下去了。”(《重读鲁迅》,东方出版社,2007年,7页)
这“若干篇在写作的当时就不正确”的,便包括《我们不再受骗了》。它曾被作为中学语文教材,是赞颂苏联、并为其政治状况辩护的力作,影响也最大。
此文写于1932年5月6日,刊登在当月20日出版的“左联”刊物《北斗》二卷二期,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作为一篇驳论文章,该文针对各国媒体有关“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的说法,逐一辩斥,结论为:那都是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
关于苏联“破坏文化”,鲁迅举出几位“著名作家在西欧东亚都受到欢迎的事实作为反证”。其中有绥拉菲莫维支、法捷耶夫、绥甫林娜和唆罗诃夫(即肖洛霍夫)。并援引苏联官方公布的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美展的数字,“证明艺术事业的旺盛。”(同上,291-292页)
鲁迅的确言之有据。但他没有想到,当局“让少数几个装点门面的作家在文坛上活跃,正好是为了掩盖更多的作家受到迫害的事实。”(同上,292页)
其实,鲁迅对作家遭迫害并非一无所知。例如扎米亚丁,其作品曾获鲁迅好评,并被收入其所编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鲁迅在该书后记中称其“现在已经被看作反动的作家,很少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实际上1922年7月他即被逮捕,并列入拟放逐人员名单。
该书前记还提到几位作家或逃亡,或“沉默”。后者之中有梭罗古勃。鲁迅不知道他早在1920年6月5日就写信给列宁,申请带同妻子出国,因为他连口粮都领不到。但1921年7月12日才获准,不过只许他一人走。同年9月其妻(也是一位作家、翻译家)投河自杀。他也就放弃出国了。
上述前记和后记分别写于1932年9月9日和10日,即在《我们不再受骗了》写完的四个月后。
关于苏联物资匮乏,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鲁迅“别出心裁地”加以反驳。他“举出另外排着的两个长串”:一个是“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另一个是“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
朱正认为,“这当然是极其雄辩的文章,词强足以夺理。”不过,在苏联购物排队“是触目可见的现实”,而别国“进向饥寒进向死亡的长队”“只是一种比喻和象征”,如此对比,“多少总有些不伦吧。”(同上,295-296页)
对于苏联之所以物资匮乏,鲁迅“说了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那缘自官方的解释。今天人们认识到,真正的原因在于计划经济和集体农庄制度的弊病。再加上苏联出口小麦换取硬通货,使粮食的短缺雪上加霜。而鲁迅还在本文中赞扬“苏联小麦的输出”,因为他跟“世界各国那些左倾的文化人”一样,“轻信了”苏联官方的“欺骗宣传”。(同上,296-298页)
为反驳说苏联“怎么凶恶”,鲁迅举例称:“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实际情况却是:这“实业党”案,即“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在莫斯科审判的所谓的‘工业党’案件”,如今早已真相大白,“这不过是斯大林制造的无数假案、冤案中的一件”。“工业党”及其被控进行的“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均纯属子虚乌有。
尤其匪夷所思的是,该案“首犯”拉姆辛,“监禁时他也被允许继续从事科研工作。过了五年他被释放了并授予列宁勋章。”(同上,6页)
正如朱正所言,“鲁迅写这篇的时候,无论他有怎样过人的想象力,也想象不出这些离奇的变化吧。”(同上)
以上种种,旨在说明由于时代与历史的局限,鲁迅当年对苏联的真实情况不够了解,以致判断失误。这并不奇怪。萧伯纳、罗曼。罗兰也都受骗了。他们都写过颂扬苏联的文章。
“斯大林太会变戏法了,这赞颂的文章真不容易做呀!”(同上)朱正此语耐人寻味。
不仅斯大林,毛也如此。这也适用于所有极权制度的社会。比如说,西方媒体因京奥而唱赞歌,不同样可能重蹈覆辙吗?对于他们,“不再受骗了”谈何容易?
(0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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