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骗”的是谁？——有感于《重读鲁迅》 对于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大陆中小学生来说，鲁迅作品无疑曾经耳熟能详。然而，此刻已年过花甲或届望八之年的这一代人，有几许会审视昔日的语文课本中所传达信息的真伪呢？答案恐怕是百中无一。
尽管如此，朱正在《重读鲁迅》里做的工作，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拨乱反正，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无论什么时候均属社会进步之必需。真相永远是人们应当了解的。
该书由朱正与邵燕祥共同编著。其封面有这样一段话：
用鲁迅的批判精神“重读鲁迅”，审视那些“必将保留的和不必保留的”，正是对鲁迅精神的阐扬。
朱正认为：“鲁迅几百万字的遗著，其中很大一部分必将永远受到读者的喜爱，后世读者将以一种赞叹和欣赏的态度阅读它。有一部分时过境迁，不再使人感到兴趣。更有若干篇在写作的当时就并不正确，就更只能作为一种研究资料保留下去了。”（《重读鲁迅》，东方出版社，2007年，7页）
这“若干篇在写作的当时就不正确”的，便包括《我们不再受骗了》。它曾被作为中学语文教材，是赞颂苏联、并为其政治状况辩护的力作，影响也最大。
此文写于1932年5月6日，刊登在当月20日出版的“左联”刊物《北斗》二卷二期，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作为一篇驳论文章，该文针对各国媒体有关“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的说法，逐一辩斥，结论为：那都是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
关于苏联“破坏文化”，鲁迅举出几位“著名作家在西欧东亚都受到欢迎的事实作为反证”。其中有绥拉菲莫维支、法捷耶夫、绥甫林娜和唆罗诃夫（即肖洛霍夫）。并援引苏联官方公布的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美展的数字，“证明艺术事业的旺盛。”（同上，291-292页）
鲁迅的确言之有据。但他没有想到，当局“让少数几个装点门面的作家在文坛上活跃，正好是为了掩盖更多的作家受到迫害的事实。”（同上，292页）
其实，鲁迅对作家遭迫害并非一无所知。例如扎米亚丁，其作品曾获鲁迅好评，并被收入其所编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鲁迅在该书后记中称其“现在已经被看作反动的作家，很少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实际上1922年7月他即被逮捕，并列入拟放逐人员名单。
该书前记还提到几位作家或逃亡，或“沉默”。后者之中有梭罗古勃。鲁迅不知道他早在1920年6月5日就写信给列宁，申请带同妻子出国，因为他连口粮都领不到。但1921年7月12日才获准，不过只许他一人走。同年9月其妻（也是一位作家、翻译家）投河自杀。他也就放弃出国了。
上述前记和后记分别写于1932年9月9日和10日，即在《我们不再受骗了》写完的四个月后。
关于苏联物资匮乏，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鲁迅“别出心裁地”加以反驳。他“举出另外排着的两个长串”：一个是“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另一个是“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
朱正认为，“这当然是极其雄辩的文章，词强足以夺理。”不过，在苏联购物排队“是触目可见的现实”，而别国“进向饥寒进向死亡的长队”“只是一种比喻和象征”，如此对比，“多少总有些不伦吧。”（同上，295-296页）
对于苏联之所以物资匮乏，鲁迅“说了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那缘自官方的解释。今天人们认识到，真正的原因在于计划经济和集体农庄制度的弊病。再加上苏联出口小麦换取硬通货，使粮食的短缺雪上加霜。而鲁迅还在本文中赞扬“苏联小麦的输出”，因为他跟“世界各国那些左倾的文化人”一样，“轻信了”苏联官方的“欺骗宣传”。（同上，296-298页）
为反驳说苏联“怎么凶恶”，鲁迅举例称：“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实际情况却是：这“实业党”案，即“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在莫斯科审判的所谓的‘工业党’案件”，如今早已真相大白，“这不过是斯大林制造的无数假案、冤案中的一件”。“工业党”及其被控进行的“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均纯属子虚乌有。
尤其匪夷所思的是，该案“首犯”拉姆辛，“监禁时他也被允许继续从事科研工作。过了五年他被释放了并授予列宁勋章。”（同上，6页）
正如朱正所言，“鲁迅写这篇的时候，无论他有怎样过人的想象力，也想象不出这些离奇的变化吧。”（同上）
以上种种，旨在说明由于时代与历史的局限，鲁迅当年对苏联的真实情况不够了解，以致判断失误。这并不奇怪。萧伯纳、罗曼。罗兰也都受骗了。他们都写过颂扬苏联的文章。
“斯大林太会变戏法了，这赞颂的文章真不容易做呀！”（同上）朱正此语耐人寻味。
不仅斯大林，毛也如此。这也适用于所有极权制度的社会。比如说，西方媒体因京奥而唱赞歌，不同样可能重蹈覆辙吗？对于他们，“不再受骗了”谈何容易？
（08-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