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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烛光革命”问题解答
“六四烛光革命”问题解答
1.为什么要发动“六四烛光革命”？
在中国，包括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内，谁都知道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不会长久，民主一定要成为未来中国的政治选择。但如何推翻独裁统治，建立民主制度却依然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难题。1989年的学生运动时，人们并没有提出摆脱一党独裁体制的政治主张。六四以后二十年来，国内外许多民主人士都在为启动中国民主进程做各种努力，但收效甚微。近些年来，国内的一些律师和民主人士力图通过法律维权寻求启动民主进程的突破口，但现在看来也难有进展。
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的独裁体制比其他独裁政权对整个国家施行了更加周密而严厉的控制。任何对这一体制的挑战都只能是个别的、零星的事件，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和压制。
解决问题的出路只有一个：发动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多点、同时举事，让独裁政权捉襟见肘，穷于应付。这样人民也可以免于恐惧，更大程度地加入民主事业中去。
2.为什么选择六月三日十九时？
2009年六月四日是89六四的二十周年纪念日。虽然目前的九零后年轻人对89六四没有真切感受，但他们大多也都知道这一事件。如果我们能够进行更广泛的宣传，那么他们就可能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六四真相。六四事件是独裁政权公开屠杀和平请愿学生的事件。这个事件使得包括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在内的所有人都对这一政权的反人民性质有了清楚的认识。另外，首都的市民在89六四中非常积极踊跃地参与到了运动中去，他们了解更多的真相，也能够在未来的民主运动中更积极地参加到运动中来。
在这二十年中，全国各地发生了许多群体性事件，有的规模也比较大了，但都没有对独裁统治造成根本性的危害，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这些事件不是发生在北京。从89六四的经验看，只有发生在北京的事件才能影响全国乃至世界，对独裁统治造成根本性的打击。因此我们认为，运动的中心还是应当确定在北京。广州在近二十年中一直都是中国自由民主一个重要的大本营。我们希望广州能够汇集港澳同胞成为民主运动的另一个中心。但广州应努力支持北京的民主运动，如果北京的运动发展过于缓慢，我们期望广州能够成为民主运动的核心。
选择六月三日晚开始的另一个考虑是，这时北京天气已经很热，适宜于在野外露宿，普通群众都可以将这次行动等同于一次夏日傍晚的散步。我们也可以根据人员聚集的情况确定进一步的行动计划。此外，89六四事件的主要屠杀都发生在六月三日晚上，这是另外一个考虑因素。经过一晚上的聚集，我们希望在六月四日白天全国都已经发动起来，事件已经成为国内国际瞩目的焦点。
如果六月三日、四日北京遇有下雨和其他恶劣天气，我们希望运动能够顺延到能够举行室外活动的时间继续进行。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做进一步的考虑。
3.六四烛光革命的具体诉求是什么？
我们的政治主张集中反映在《中国政治改革方案》中。但是，作为一次民主运动的具体诉求，我们认为最优先的要求有以下几点：一、要求共产党政府明确承诺允许成立反对党，允许海外民运人士以及台湾香港的政党在大陆发展组织。二、保障新闻自由。在面向全国的中央电视台开辟专门的频道和时段给反对党联盟。网络封锁当然也在解禁范围。保证任何批评执政党的言论和新闻评论不能受到迫害和打击。允许人民就国家的前途进行深入讨论。三、明确承诺举行包括海外民运人士和大陆民主人士在内的推进民主改革的圆桌会议。
这是民主运动必须达到的起码目标，达不到这个目标，民主运动就不能停止。
4.烛光革命的发动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六四烛光革命的发动是由大陆人士组成的一个名为“六四联盟”的组织。这个组织长期以来致力于探寻以最小的代价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它期望同海内外所有支持民主的人士一起推动中国民主进程。基于安全考虑，这一组织不会参加更多的公开活动，而是专心致力于准备2009年的“六四烛光革命”。
“六四联盟”主张非暴力运动，反对暴力；主张通过民主运动迫使共产党放弃独裁统治，重新更名改造成为一个符合民主标准的政党。“六四联盟”不主张将现有共产党及其高级干部一下子全部打倒和清算，而主张同共产党内的拥护民主的政治家一道为建立真正民主的国家而共同努力。同时“六四联盟”主张宽容地对待过去的独裁统治，给实行独裁统治的领导人体面而又符合人道的待遇。但“六四联盟”期望推动民主运动，并将民主运动推到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中去。我们必须确保所有参加民主运动的人员不会被报复，不会被“秋后算账”。如果不能达到这样一个程度，这一运动就是失败的，它的组织者最可能的选择是监狱。这一运动的组织者绝不希望民主的支持者采取暴力等极端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5.“六四联盟”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
我们认为虽然早期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主张暴力革命的极端政党，但现在它的党员中绝大多数已经不再信奉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同其他独裁政党，如蒋介石的国民党一样是垄断着政权的特殊利益集团。没有足够大的政治压力，它是不会自动放弃独裁统治的。因此我们不幻想通过共产党自己的政治改革来实现民主。我们认定让共产党放弃一党独裁统治，“六四烛光革命”这样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是必须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认为共产党是不可改造的。我们认识到：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本身也是一党独裁的受害者。它的绝大多数党员都不满独裁统治，希望从独裁统治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从苏联东欧各国的实践看，民主改革以后，原来的共产党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被彻底清除出政治舞台。通常在第二轮大选中，东欧各国的原共产党都重新获得了政治权力，但我们看到原共产党人的上台执政并没有导致倒退，也没有对民主制度造成任何危害。也就是说，我们期望共产党经改名重组以后成为中国民主政坛上的左翼。
虽然独裁统治是依靠恐怖来实行统治的，但我们不希望中国的民主改革对原共产党员和它的高级干部造成恐怖。我们认为，要想在中国顺利实现民主制度，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能将自己的政治对手逼到为生存而不得不战斗到底这样一个局面。如果我们将政治对手逼到绝境，那我们显然也将自己逼到了绝境。而这样首先对民主人士是不利的，我们一无所有，既没有组织，更没有暴力。
在六十多年前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过程中，双方都互不信任，将对手逼到了绝境。国民党骂共产党为“共匪”；共产党骂国民党为“蒋匪帮”。双方全力妖魔化对手，终于将国家带入到不可调和，血战到底的内战之中。无数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应当汲取。暴力和不可调和的对抗是无法建立民主制度的，因此我们认为：理性地对待政治对手是民主政治的精髓。
6.中共独裁统治有强大的军警支撑，而民主人士一无所有，我们依靠什么实现民主？
二十年前，苏联东欧在民主变革的时候，他们面临的情况比我们今天还要严重：同样的共产党对国家的全面控制，同样的军警等暴力机器的镇压威胁。但他们依然能够实现民主，军队警察并没有成为阻碍民主进程的巨大障碍。
二十年前中国六四被军队镇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尚有邓小平等共产党政治强人的存在。邓小平曾经是刘伯承、陈毅等若干元帅的领导人，其军事才能在军队中被普遍公认。因此邓小平能够有效地调动指挥其部属实行那场镇压。此外，当时中国的赵紫阳缺少叶利钦那样的政治魄力。还有学生运动过于单纯，没有与社会民主人士进行更广泛的合作。最重要的也许是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完全摆脱旧体制的阴影，思想和观念还太不成熟。
今天，民主思想，军队国家化的理念都已经普遍深入人心。如果二十年前中国就能有三十九军军长拒绝执行镇压平民命令的事件发生，那么，我们相信以现有中共领导人的威信和对军队的控制力，绝对不足以命令军人为自己推行独裁统治去担当屠杀人民的罪名。
我们相信：民主宪政理念已经成为包括广大共产党员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只要我们能够发动起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让人民消除恐惧，那么，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将是不可阻挡的。仅仅认识到暴力的作用是错误的。历史无数次地表明：思想与信仰同样是有力量的。当民主思想已经征服了统治者，以及军人和警察的时候，抛弃独裁统治就只是一个时机和利害权衡的问题。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努力创造这样一个时机，让所有人都看到民主的前途。
7.“六四联盟”为什么主张建立中国民主改革最高协调委员会？
我们认为，民主改革的最大难点是独裁政党与民主政党之间互不信任，难以达成妥协。在政治斗争中，双方为了获得政治优势，往往进行欺骗宣传、恶意攻击，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当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就是这样。设立最高协调委员会的目的就在于能够对两大阵营进行适度的节制。即便它的裁决没有强迫各政党履行的执行力，但通过网络等媒体的传播，也能使民众能够对政治形势，以及各政党的真相有一个比较合理公允的判断。设立最高协调委员会旨在尽最大可能促成两大政治势力之间达成妥协，而且能够真正履行达成的协议。此外，我们期望最高协调委员会的存在能够使各政党获得起码的安全感，使他们的权利能够得到基本的保障。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党派面临全盘剿灭和清算的情况下都会拼命反抗，这时他们往往会采取非常极端的做法。我们希望避免中国陷入这样危险的局面中。极端就容易导致独裁。我们反对的是极端、独裁和垄断，不仅仅是共产党对政权的垄断，也反对其他任何民主党派对国家政权的垄断。
8.最高协调委员会为什么由港澳台人士主导？
台湾已经实现了民主，香港澳门的民主，尤其法治也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和成熟的经验，我们相信由港澳台的人士主导最高协调委员会有助于它的独立和公正。而且让港澳台人士参与大陆民主进程，有助于增加中华民族的联系和共同感，有助于尤其两岸关系未来的和谐发展。另外，我们也设想在最高协调委员会中执政党与在野党两大政党联盟也能派一名或两名代表参加，以便沟通和传达两大政治派别的诉求。我们认为核心的问题是最高协调委员会有足够的威望和公信力。港澳台人士不参与大陆的政治纷争，有比较强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对于两大党派的代表，我们的设想是在一定期限内不参加公职竞选，以便尽可能地保证其独立性和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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