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水平和他们的板凳 /謝田文集

雅克布说，他们家族在宾夕法尼亚州有个家庭农场，是祖上传下来的。我一听来了兴趣，早就想在美国当地主或富农了，就问他你现在当老师教书，家族中有人经营农场吗？他很遗憾的说，没人全职当农民经营，但兄弟姐妹几个都不想卖掉它，时不时的都回去看看，把这几百亩地当作家族的传统继续下去。“谁知道呢，或许哪天我会辞掉教授的职位，回去专心种地，也未可知，”雅克布笑着说到。我说好呀，那我也去旁边买块地，咱们做农民邻居。

后来，直到雅克布教授离开乔治亚州大，也一直没找到机会去看他在宾州的农场。碰巧的是，夏天参观乔治亚州北部的一所大学，跟商学院院长交谈后得知，这位曾经担任美国国会议员、当过二十年教授的院长先生，家里也有一个农牧场，种着各种粮食不说，还养了不少奶牛。

在美国社会，学术研究和务农、专家教授和农民之间，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鸿沟，而且人们之间的角色转换，也是自然而然、稀松平常的。所以呢，每当中土传来这样那样的故事，比方有关经济学家和农民、知识份子和下岗工人的各种说法，就不免有些纳闷儿，想琢磨琢磨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据说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先生有言，说大陆经济学家水平不如农民；以前还听说另一位香港经济学家丁学良先生发言批评，说大陆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海外学者之间也有类似的讨论，但似乎相隔太远，有些人还指望暑期回大陆去讲讲学、当客座教授之类的，所以呛声的力度远不如香港的学者。

首先人们应该承认，中国农民的经济水平绝对不低，农民是天生的经济学家。文革之后，面临崩溃的中国经济，当中国经济学家囿于计划经济的枷锁、畏惧中共的淫威，提不出任何治国良策和妙方时，中国的农民就已经抛弃了共产党的计划经济，开始实施了“包产到户”这个当时“极端反共”、但最终挽救了中国经济的伟大方案。

九十年代时，参加过“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年会，记得他们的会员许多是“老三届”的。八十年代在中国的大学里，我们这些应届高中生毕业后上大学的，在七七、七八级这些“老三届”的眼里，都是孩子一样。老三届这批优秀人才从恢复高考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其中的一部份又留学海外，成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骨干，其中的一部份再回到中国，成为今天中国经济学界的主要角色。

有这么多学贯中西、理论结合实际的人才参与其中，说大陆经济学家水平不如农民，当然是戏谑之语。有这么多教育、训练、以及智力、能力都非常杰出的人才，人们有理由期望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有所作为。但是呢，水平和能力的具备，并不能保证大陆的知识份子一定能起到独立知识份子在一个正常社会应当起到的作用。

中国社会乱象纷纭，值得研究的经济现象很多，是产生新理论和有价值见解的沃土。比方说，中国百万富翁增长最快，人数居亚洲之首。这些喜好奢侈旅游、购买宝石、名牌服装的四十万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中国富人的标准是除了主要房产外，年收入至少一百万美元。西方社会最富裕的人们，以企业家居多，然后是演艺、体育界人士，中国是些什么人呢？这个现象就值得研究。富人们财富聚集的过程、过程的公正与否、聚集过程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这些问题背后的真实图景，都有助于人们去理解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提供解决的方案。这方面的研究、数据、和深入的调查，似乎都付诸阙如。

部份有识之士已经指出，就股市而言，中国明显的是利益集团在操纵市场，牺牲的都是散户。但这些真知灼见没有被广大股民、投资者清楚的意识到。中国股市被称为“五位一体”，很是精辟。“五位一体”是说作为国家监管机关的证监会、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证交所和审计事务所、和所谓的“公共知识份子”等五个方面，其实都是一家子的人。上市公司的主体是官营企业，机构投资者也是官营的，在一党领导下的证监会、证交所究竟为谁而存在，也是不言而喻。如果这个时候，“公共知识份子”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公正的观点，中国的老百姓们怎么会有任何希望呢。

所以说，人们需要警惕和关注的，不是大陆经济学家水平如不如农民，或者大陆真正的经济学家超不超过五个，而是这些大陆经济学家，或更广义的说，中国大陆的知识份子，他们屁股下面的板凳摆在哪里，他们是否站错了位置，他们还有没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有没有不随波逐流、曲意奉承的勇气。

遗憾的是，许多当年在西方意气风发的学经济、准备为中国贡献所学的青年才俊，其中相当一部份已堕落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其知识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其良心也近乎泯灭。水平不如农民一说，其实是对大陆经济学家、知识份子集体失语、集体盲从的大声疾呼、迎头棒喝。

对此，一个没有署名、只有数字代号的网友说，“世事无偶然，凡事皆必然；可叹世人迷，可悲众人痴。”看来，明白人是有的，可惜就是不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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