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亲自下令杀了44个民主战士，为什么还对他“评价很高”？》，通篇充满情绪化的言辞，不讲事实根据，缺乏逻辑推理，简直使人难以卒读。
   
   文章一开始，就说对于华“有些网友”跟“‘胡温中共’‘同样评价很高’”，表明其“认同共产党的价值观念”，此说可谓不经一驳。即便以北京当局为敌，难道还要遵从毛“教导”，实行“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吗？北京欢迎布什总统，我们便要高喊“打倒布什”？
   
   何况“胡温中共”与毛时代的中共并不完全相同，有的地方甚至完全不同，如允许资本家入党。所以，应该促使现在的执政党继续变革，而不应像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与之事事“对着干”。

   
   该文把粉碎“四人帮”称为“肮脏的政治斗争”，这实在偏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试问，打倒“四人帮”不值得高兴吗？即便它属党内斗争，不也适用“两害相全取其轻”的原则吗？这和“爱党的拳拳之心”有什么必然联系呢？陈云以“下不为例”表态，只能说明他对于政治斗争不开窍，思想僵化，见解陈腐，并不证明华抓捕江青等人手法“肮脏”。
   
   其实，极权体制本来就不讲正常程序，华以非常手段处置非常事件，可谓顺理成章，彼时彼地莫非还要“温良恭俭让”一番？
   
   该文继称：对华评价高的另一理由是认为其具“民主作风”，作者质疑持此观点者“是否因为参与了华执政三年中的决策活动”。如此诘问，令人啼笑皆非。
   
   试问，若非要“参与决策活动”才能对领导人作出评价，那么，包括作者在内绝大部份论者不都要闭嘴吗？何况对“决策活动”知之甚详的于光远早有文章，记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的表现，高度赞扬其民主作风。作者何不直接询问于老呢？
   
   更荒谬的是，该文公然指华为“刽子手”，说1976年4月华“亲自坐镇指挥，血腥镇压了‘四五天安门事件’。此后，他露出狰狞面目，亲自下令杀害了包括张志新、王辛酉、史唐枫、李九莲等在内的44名宁折不弯的中国民主事业的勇士”。如此信口开河，不能不令人嗤之以鼻。
   
    我们首先要问，镇压“四五天安门事件”时，作者“参与了决策活动”了吗？你如何得知华“亲自坐镇指挥”呢？
   
   事实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才是指挥者，他在四月五日凌晨五时左右，到现场“视察并钻进‘三联指挥部’”，即设在广场东南角的“首都工人民兵、卫戍区、市公安局联合指挥部”，向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等人面授机宜。
   
   当天中午，张春桥、姚文元也亲自出动，到了人民大会堂，姚还爬到楼上，“用望远镜观看”广场上的情况，并叫人民日报社派人去纪念碑细看“贴了些什么东西”。 “有了张春桥、姚文元观察到的‘第一手情报’，北京卫戍区做出了镇压群众的具体部署”。（严家其、高皋《中国文革十年史》，香港大公报出版，1986年11月，593-602页）
   
   “晚上七点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下达命令‘今晚搞统一行动’”，九时三十分左右实施镇压，警察、工人民兵和卫戍部队一起出动，挥舞皮带、棍棒，对广场上的数百名群众大打出手。“晚上九点四十五分左右，大规模的殴打结束了。”（同上，606页）
   
   华当时是中央副主席、国务院代总理，虽兼公安部长，只是挂名。这笔账不能算到华头上。
   
    至于文中所提的44人冤案，作者颠三倒四，破绽百出。
   
    先看人数。有论者指从1977年1月至4月，华下令杀害王辛酉、史唐枫、李九莲等共44名民主斗士。如属实，则加上张志新是45人。作者抄他人的材料，连小学生应该掌握的加法都不会用，贻笑大方之余，也露出了马脚。此其一。
   
    文中把张志新列为首名受害者，殊不知张于1975年4月4日遇难，比天安门事件早了一年零一天。并非作者所云“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此其二。
   
    为澄清真相，不妨对张志新被处决一事作一简略回顾。张曾两次被判死刑。第一次在1970年5月14日，经盘锦地区法院、沈阳市法院和辽宁省高级法院审理，一致判处极刑，但时任该省第一把手的陈锡联称留活口，改判张无期徒刑。第二次是1975年2月26日，经辽宁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一致批准。出席者17人，其中决定性的是毛远新说张“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以毛远新当时的太上皇地位，一锤定音。
   
    显然，这两次均与华国锋无关。此其三。
   
    再看王辛酉。1977年4月27日在上海被枪决。据知情人范似栋称，“把王辛酉送上死路的人是严佑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主管政法，地位在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之后。严是老公安，1975年曾任公安部副部长，1977年调上海。王案按程序须经市委常委讨论，苏、倪、彭有无参加讨论不得而知；即使三人都出席会议，基于会上“平均每三、四分钟讨论一个案子”的推断，也只是走过场。严佑民用几句话介绍当事人姓名、主要罪行和法院意见后，无人反对就算通过。故王案真正的刽子手是严。（范似栋《老虎》，毒蜘蛛出版社，2006年，228-229页）华根本不可能扯上关系。此其四。
   
    史唐枫是1976年12月19日被害的。他因1974年10月28日写大字报为刘少奇鸣不平，经王洪文批示为“极其反动”在东北入狱。李九莲则早在1969年因反林彪在江西被捕。1977年12月14日遇难。史、李分别由所在省委批准执行死刑，时任党政军最高职务的华国锋不会介入。
   
   中国俗语有云：冤有头，债有主。作者一口咬定：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亲自下令杀人，请问证据何在？
   
   该文又说：“有人‘对华国锋同样评价很高’，据说是因为‘他的廉洁自好’”。
   称华“廉洁自好”，此语不通。若仅就廉洁而言，又有何不好？文中指责华1959年批周小舟，此乃形势使然，当时“反右倾机会主义”，他不批行吗？至于文革之初华因揭发王延春获擢升，有证据吗？
   
   作者还指责华抓捕江青之举。把江青抓起来民心大块，怎能说不光彩、肮脏、卑鄙呢？那和洁身自好有什么相干？
   
   该文末尾谓“华国锋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老好人”，试问你怎么知道？同情他又如何对老百姓造成更大的伤害？
   
   “人命关天”，作者下笔指控华国锋下令杀人，而又全无证据，即使侥幸没有惹上“诽谤罪”的官非，也会遭人讪笑，自取其辱。请三思！
   
   （0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