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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应当消灭知识分子”发表五十周年

------兼评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

   中共的“应当消灭知识分子”发表五十年

   中国共产党在1958年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这个口号发表在北京的《光明日报》上。“消灭知识分子”公开发表五十年了。

   “消灭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坚定不移的一条总路线,是一切战略、战术和工作的出发点。离开了这一条总路线,一部中共党历史、一部人民共和国历史,就成了一盆浆糊。此所谓“纲不举、目不张”也。例如,川震中豆腐渣工程、大头娃娃奶粉、三聚氰胺奶粉、上学难、少儿失学率高扬、教育投入少且被贪污挪用、教育奴工(即被我的朋友劉飛躍糾住不放的代課教師问题)……这一切你怎么解释?当然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有了这条总路线,就豁然开朗: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消灭知识分子---消灭知识分子,必须“从娃娃抓起”;消灭知识分子,就一定要把他们“消灭在萌芽状态”、“扼杀在摇篮之中”。 各位如不信,可看看流泪总理温家宝宝最近的表演,他说他对被迫过早曝光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感到不安”---他不是道歉,他也不会道歉!让日本人道歉叫“难”,让共产党道歉,叫“不可能”---因为全中国的娃娃还没有都“结石”,他老人家当然是寢食“不安”:所以他这回没有流泪了。

   也许有好心人要批评我偏激了: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共产党。但我只想问一句: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干的哪一件事不是伤天害理、不是断子绝孙呢?

   “消灭知识分子”是毛泽东共产党的总路线

   谢泳先生非常尊崇陈寅恪的新史料学。陈寅恪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应当消灭知识分子”的出土,将有特殊的意义。一,承先启后,证明中国共产党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连贯性;二,是一把钥匙,可以解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历史中的许多难题;可以解释许多人盘桓心中几十年的疑问,让他们死而瞑目。

   这史料是北京师范大学李岫教授发掘出来的:云大党委书记李书成把党委文件改头换面添上自己的名字在《光明日报》发表说,云大百分之九十的知识分子反对共产党,提出“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这条消息曾被台湾中央通讯社如获至宝地引用,父亲说:“知识分子是改造的问题,不是消灭的问题,这简直是借寇兵资盗粮!”(李岫:《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北京)

   云大,即云南大学。父亲,即李岫的父亲李广田,时为云南大学校长。这位仅仅对“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表示一下异议的诗人、作家、教育家,不久就被他的党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最后也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被消灭---沉尸昆明莲花池了。在台湾中央通讯社“如获至宝”地引用这条消息的五十年后,我也如获至宝地引用这条消息,它为我解决了右派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中共内部是否自始至终地贯穿着一条对知识分子群体灭绝的“革命路线”或“反革命路线”?中共为什么对知识分子这样丧心病狂?

   “应当消灭知识分子”是毛泽东穷一生而未毕的功业。他的这个宏圖大志,大约在1925年就定下来了。毛泽东在那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革命》12月、《中国农民》2月、《中国青年》3月)就断言:“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引者注)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份东西洋留学生,一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份东西洋留学生,大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为“中产阶级”: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学生和大学生是“中产阶级的右翼”,“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那摇动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数学不及格的毛泽东居然会算出:全国四万万人中“大资产阶级”一百万人,“中产阶级”四百万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他们也不过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毛是把“中产阶级”当作敌人的。但他后来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下称“修改稿”)中却把关于“高等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的种种分析评论全部删去。 毛泽东视知识分子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 毛泽东对“小资产阶级”的定义是:“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并按这些人的家庭富裕程度把他们分为三部份。“富裕部份---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自足部份---中央,平时中立,战时参加(革命);不足部份---左翼,欢迎(革命)。”  毛泽东视知识分子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确是由来以久。“修改稿”中虽然将这些可怕的文字删除,但删除的原因却非悔悟,而是出于掩盖和欺骗,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从来没有改变。(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以下仍有多次引用和转述,不再注。)

   敌视知识分子方针早已定好,但真正实行起来却是在掌握权力、抓住刀把子,在井冈山,成为“朱毛赤匪”首领之后,才开始对知识分子举起屠刀、大开殺戒。

   1928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首开“洗党”之风,这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整党运动。洗党的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需上级批准)。”(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接着1930—1932年的“杀AB团”运动,知识分子出身的赣西南中共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李文林等数万人被肉体消灭;其中红20军从军长、政委到副排长,通通杀光。1931年,发生在闽西的“肃社会民主党”事件,大批红军干部、地方领导人及普通士兵、群众被扣上“社党分子”的罪名被镇压,遇害者达6,352人。胡耀邦的一个老师(农村小知识分子)是“AB团”,胡耀邦本身因是读过初中的“小知识分子”,也被认定为“AB团”,险遭杀害;(陈利明:《胡耀邦传》)险遭杀害的还有陈毅、谭启龙、张爱萍等中共名人。

   1942年,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一些知识分子被当作“异端”惨遭镇压。王实味冤案不过是延安版的“阳谋”,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滥觞。

   王实味被逮捕后,毛即把矛头指向所有的知识分子,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为抢救的重点。通过批斗、诱供逼供、关禁闭、施酷刑等手段,挖出大量“特务”。1943年,毛泽东在全校只有2,500人的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大会上说,中央党校挖出特务250人,他估计还不止此数。他认为,行政学院里“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中,挖出170个特务;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象李锐这样上过大学的中共党员,都成了当然的特务而遭到关押、整肃。中共甚至把一二九运动也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不少地方把参加一二九运动作为审干的尺度;陇东的外来知识分子百分九十九点几都被抢救过,只有两个人幸免。(蒋南翔:《给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不少人因此被消灭了。  连绵不绝的消灭知识分子运动

   从窃取全国政权后到寿终正寝,毛泽东所发动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荦荦大端者有1949—1950年的暴力土改和镇压反革命(“镇反”)、1951年的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1954年的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肃清反革命(“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及“拔白旗”运动,1964年,毛泽东又提出“社会主义时期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随即发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1966年又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都是毛泽东打击知识分子、消灭知识分子的壮举;因此也是毁灭知识和文化的民族大灾难。

   土改和镇反,把地主、富农等农村中的精英分子以及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民国时代党政团军教人员消灭了几十万。胡风本是中共的“党外进步作家”,只因文艺观点与毛泽东相左,也在消灭之列。毛泽东毫无根据地诬指“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或判刑或劳动教养,历尽摧残。全国涉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者共2,100人,逮捕92人,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骨干分子23人。真实数字远不止此,整死了多少,更不得而知。

   反胡风运动后,毛泽东又在全国范围开展肃反。许多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交代”或被“揭发”出“有某些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又成为消灭对象,被冤杀或关进监牢。毛泽东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不打自招: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抗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嘛!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同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说:“要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

   把中华民族导向灾难的“反右运动”

   1957年“引蛇出洞”的“阳谋”,则是毛泽东这个丧尽天良的政治流氓对知识分子的彻底围剿。经过连续几年的批判、镇压之后,知识分子本已噤若寒蝉,不敢也不愿对共产党提意见。毛泽东偏偏要反复动员,各单位领导偏偏要热请相邀,结果一二百万的大小知识分子都跌入了他处心积虑地设下的圈套,被“聚而歼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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