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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打假不应有“忠臣烈士”
三十七、打假不应有“忠臣烈士”
假货泛滥，人们都痛恨假，希望铲除它，消灭它，但是不到情非得已，人们又不愿随便加入打假的行列，即使是在遭遇假的祸害时，不到忍无可忍，也不愿轻易地去投诉，甚至于视投诉、打假为畏途。之所以如此，原因就是打假的过程复杂，代价高昂，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
例如，你如果觉得买到的日用商品有假要去进行投诉，仅检测费就会使你望而却步。如检测一个电表收费500元，检测一瓶洗发水650元，一双皮鞋300元，一袋食盐收费六七百元，检测一公升汽油两三千元。假如消费者在北京买到一瓶价格为40元的洗发水，使用后发现产品质量有问题，首先要到北京市质量监督检验站进行产品检验。检验部门规定，洗头水做检验时需要提供13瓶相同的产品，并缴纳650元检验费；两个星期后才能得出检验结果。此外，消费者还得证明此货并非原厂所生产，如果生产厂家在广州，往返火车费用约为800元。一周后拿到证明，才能够到消协进行投诉；消协的通常做法是把当事人双方叫到一起进行调解，如果商家同意调解，先期所花的费用由商家支付给消费者，如果商家不同意调解，只好走法律程序，等法院裁决。根据消法第49条的规定，消费者可以得到双倍赔偿，也就是80元的打假收益。而打假最低成本为1970元外加三周以上的时间。
问题还不远不止此，实际的情形是很多假冒伪劣产品，消费者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证明它是否原厂生产。如被OK镜害惨的赵玲，她母亲为了给她讨回公道，到图书馆查阅相关法律资料、拜访专家、给国外写信、到大连欧科公司实地探访，先后耗时近两年。为了进行这些工作，把家里的房子也抵押出去了。 最后虽然官司打赢了，但不管是她自己还是其他人，从中感到的不是欣慰，而“难”和“累”。成本如此之高，经济、时间、精力，样样都叫你耗不起，打假何止蜀道难!
比假冒伪劣商品打假成本更高昂的是政治打假，不仅要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而且还得准备当“忠臣烈士”。许多人在政治领域纠错止假，不仅要承受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而且人身健康还要受到严重摧残，人身权利受到严重侵犯，声誉、人格受到极大污辱，甚至家破人亡，付出了“忠臣烈士”般的高昂代价。政治领域的打假，要成为忠臣烈士是其成本高昂的突出表现。 “忠臣烈士”尚来为传统文化所提倡和推崇，也为人们所赞美和景仰。因为他们往往在国家危难、政治黑暗之时挺身而出，一往直前，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忠臣烈士”的道德风范、人格力量固然伟大，但是，依靠他们在政治领域纠错止假却极不现实。因为，要成为“忠臣烈士”，付出的往往是前途、家庭、事业以至于个人的一切，因而它不仅代价高昂，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是反人性的。不管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特殊的时候特殊的条件下都需要有自己的忠臣烈士，都需要有人来为种族、群体、国家作出牺牲，但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的事情。从本性上来讲，人都愿意生而不愿意死，都有求生避死的本能，都不愿意随便放弃自己可以或可能拥有的前途、事业和家庭，除非万不得已。正是因为要付出诸如前途、事业、家庭以至于个人生命的巨大代价，与人的本性背道而驰，因而在根本上是反人性反人道的。反人性反人道，不是说“忠臣烈士”们的行为本身，而是要使他们成为忠臣烈士的社会机制、环境和权力结构。因为如此，对于忠臣烈士，崇敬、赞美者虽众，但愿意成为忠臣烈士者寡。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不断提倡人们做忠臣烈士的历史，但真正的忠臣烈士如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因为愿意做忠臣烈士者少，能够形成的力量也就极为有限，在政治逆流、政治做假势力面前，往往显得极不对称和非常的微不足道。在上世纪，我们曾经提倡人们为了抵制浮夸虚假，坚持实事求是，要有“五不怕”精神。所谓“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它实际也就是要人们作现代的“忠臣烈士”，但真正能够做到“五不怕”的人也实在不多。提倡“五不怕”的结果不仅是普遍的浮报虚夸，做假造假，而且最终是普遍的冤假错案。
后来，我们终于变得聪明了一点：靠“五不怕”来进行政治纠错，阻止政治造假只能是良好的主观幻想，其成功希望非常的渺茫。于是，有人提出了要“五不准”：对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人不准撤职，不准开除党籍，不准离婚，不准坐牢，不准杀头。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问题是，如何来做到五不准，特别是如果有人“准了”以后，对那些要让其“准了”的人我们依然缺乏有效的办法来对其进行惩罚，因为如此，虽然没有人敢于公开宣称对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者要施以撤职、开除党籍等“五座大山”的压迫，但实际上在不少的地方，不少的时候，“抓起来，关起来，撤消职务，叫你下岗”依然是官场弄虚做假者或者说官场骗子对付敢于讲真话，做实事者的杀手锏。前面提到的高勤荣、吕净一、张冲波、王亚光、李昌平、“中原大律师”，一个又一个，就是活生生的典型。他们都因为反对弄虚做假，敢于坚持公理，坚持正义或者被抓被关，或者被迫离岗离职，亡命天涯。因此，政治领域的打假，今天我们所依靠的实际上仍然是人们的“五不怕”，仍然是“忠臣烈士”们个人的勇敢行为。要有效地遏止假祸，极大地减少政治领域的浮夸和造假，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有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作忠臣烈士上面，这样的思路和方法必须彻底改变。
依靠“忠臣烈士”在政治领域进行打假之所以不可能发挥作用，原因就是所包含的制度前提决定了力量的极不对称和一边倒，因而也决定了它必然的没有效果，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它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人的本性是背道而驰的。
人们遏止政治领域的浮夸造假会成为“忠臣烈士”，其制度前提就是有人手中握有制造“忠臣烈士”的权力。产生“忠臣烈士”的情况有三种：（1）国家、民族遭受危难，为抵抗外来敌人需要有人流血牺牲；（2）为反对社会政治腐败、黑暗和苛暴，需要有人挺身而出。这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苛暴、黑暗到极点，需要有人揭竿而起，以铁血方式彻底推翻现存统治势力，重建社会秩序；一是在政治浊流汹涌的情况下，一些人逆流而上，力图通过改变统治者的行为，在维持现行社会总体制度、秩序的情况下，来达到统治集团自我纠错的目的；（3）在一般情况下，出现盗匪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或诸如恐怖类活动的情况时，可能需要有人作出牺牲。政治领域的纠错止假主要地属于第二类中的后一种情况，产生这类“忠臣烈士”是封建时代的事情，其对立面就是拥有无上权力、掌国家机器的封建君主或势力强大的权势人物（以下简称“权势者”），这是由其制度特点所决定的。“忠臣烈士”之所以成为“忠臣烈士”，就是在明知力量相差悬殊，收效甚微，个人凶多吉少的情况下，力图去阻止“权势者”制造黑暗、灾难和种种的倒行逆施、种种的颠倒黑白，从而保持社会的正常、光明、公道和有序。而能否达到目的，是否会因此招来灾祸，完全取决“权势者”的开明、宽容、理智和公道。一旦“权势者”没有他们所希望的公道、开明、仁慈和理智，不仅他们的努力不会产生任何效果，而且会灾难临头，往往要搭进个人的身家性命，代价非常高昂和惨痛。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忠臣烈士”们的这种努力徒劳无益，无法阻止政治浊流横流泛滥。
因为，在“权势者”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制度下，“权势者”不那么仁慈、理智和开明时，不要说如上所述，愿意当忠臣烈士的人不多，即使忠臣烈士再多，不仅同样起不了阻止其行为的作用，而且同样地可以将其全部铲除和消灭。而“权势者”的开明、理智、宽容和仁慈的道德基础就是他必须崇尚善良。具体来讲，如果“权势者”是封建君主，他必须是真正在想着顺承天意（按：古代主张天命的思想家杜撰一个高高在上的天，本意是希望用这个“天”来恐嚇封建君主不要胡作非为，要他秉承上天“好生之德”，保民安民），为天下老百姓做好事，使老百姓能安居乐业，即使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也要想着自己坐的位子，取决于天下人心的向背，假如偏离天下人心太远，可能招致身死国亡；如果“权势者”是封建君主之外的其他官僚，必须真正具有忠君爱民，尽心事君的道德修养。只有具备这样的道德基础，“权势者”才可能对“忠臣烈士”们阻止他搞政治恶行的言论、意见会有认真和可能比较认真的态度。但这还不等于他对“忠臣烈士”们就会宽容和仁慈。因为，即使在这样的道德基础上，“权势者”能否接受“忠臣烈士”们的意见，能否对其仁慈、宽容还有如下几种可能：一种是他能认识到“忠臣烈士”们意见的正确和自己的错误之所在。但这还不能最后决定他就会宽容“忠臣烈士”，还要看他的品性修养和心理素质。如果其自尊心理特强，认为公开、直接地接受忠臣烈士们的意见会自己颜面无光，“面子”上过不去，有变态自尊心理（这种心理在“权势者”身上差不多都有，他们都以为自己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因而在很多时候即使知道了别人正确也不愿意公开承认，所谓“殄灭其人，阴用其言”，多半是这种心理在作祟），或其他因素引起的不良甚至变态心理，这时，他还是不会对“忠臣烈士”们心慈手软。再一种可能是他认识不到忠臣烈士们意见的正确，从而将其当作“乱臣贼子”来对待。至于“权势者”不具备这种道德基础时，那“忠臣烈士”也就注定了要必然地成为“忠臣烈士”了，“权势者”的宽容、仁慈也就免谈。据此，我们可以计算出“忠臣烈士”们成功的机会有多少。假定具备和不具备必要的道德基础各占50%（考察历史和现实，不具备者绝对不止50%），在具备必要道德基础的前提下，能够和不能够认识“忠臣烈士”们意见的正确性也各占50%，在能够认识的情况下具备和不具备接受意见的心理素质同样各占50%，因此，它的成功概率等于：
100×50%×50%×50%＝12.5%
因此，仅仅从理论上来讲，依靠“忠臣烈士”们在政治领域纠错止假，就可以说希望渺茫。在实践中，这种渺茫性向我们已经演示得相当充分。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忠臣烈士”们遭遇的一幕又一幕悲剧和惨剧。要特别指出的是，凡是在政治上做假，要颠倒是非，制造政治浊流的“权势者”，都不存在具备“崇尚善良”的道德基础，看一看古今中外大大小小的“权势者”，蓄意要倒行逆施的，哪一个不是私欲熏心，品质恶劣，又有几个不是心理变态，或自尊狂，或偏执狂，或怀疑狂，或虐待狂，或杀人狂，或兼而有之。因此，在制度使“权势者”有制造“忠臣烈士”的权力时，“忠臣烈士”没有几个不最后成为“忠臣烈士”的。要遏止政治领域的假祸，最关键的是剥夺进行政治做假造假者制造“忠臣烈士”的权力，使其想把“忠臣烈士”真正变成“忠臣烈士”而不能。可惜的是，我们一直没有能够跳出依靠“忠臣烈士”来纠错止假的思维方式，因而没有发明和创造出能够有效地遏止政治假祸的制度，在政治假祸面前始终无能为力，而政治浊流，政治造假则越来越多，一朝胜过一朝，一代超过一代，以至于“假”成为政治文化、政治生态环境的正统和主流（当然是“潜正统”、“潜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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