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08年诺贝尔和平奖 /自立博客

这个判断来自诺奖委员会，也许自有道理。但是，就像他们在1989年把当年和64并无关系的和平奖颁给达赖喇嘛一样，他们玩弄了一个所谓边缘效应。再如，他们枉顾历史上关键人物的作用，一直以来，坚持他们的魔术和游戏，产生了似是而非的判断原则。人们要问——就像他们枉顾普鲁斯特，乔伊斯和其他未能获奖的伟大文学人物一样——他们的和平奖，也只是制定一种并不准确的悬念，以期达到魔幻评奖的目的。这种所谓战略眼光能否体现真实的普世价值和焦点透视呢？笔者颇有怀疑。

一，从大的世界战略格局判断，如今的世界，固然有科索沃问题，苏丹问题，乃至阿、以冲突和伊拉克，阿富汗战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和潜在或者实际发生的东、西方(就是西方和中国)价值冲突，利益博弈格局比较，毕竟是一些次等问题。如果把中国价值和中国特色企图进入世界政治经济的实际比较，中国的人权问题，并不像他们所言，只是中国内政问题，而是至关重大之世界课题，其关系到中国体系如何逐步蚕食世界政治秩序乃至经济秩序的问题。有关所谓中国民主人士只是对中国内政做出了某种贡献的说法，是一种极其浅薄和短视的见解。世界政治的症结，从眼下的现实判断，其实，就是欧美价值和中国价值的较力和格斗。中国在世界上究竟站在哪里，是融入世界主流，还是另辟蹊径：最后造成一个极权主义的庞大帝国，使世界重演古代波斯和希腊的两级战争——抑或像苏联解体之前那样，产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都要看眼下欧美各国如何准确估计中国实力坐大的问题。

二，看来，现在诺奖大员依然是站在西方中心论的水准上，看待他们的和平和他们的现实。反之，如果科索沃问题乃至格鲁吉亚问题产生的小范围的东西冲突，得以占据世界主导格局的地位，那么，世界上解读和看待问题的方式，其实，还是回到古代和近代西方的本位主义世界观。他们以这种方式观察问题的历史，在希罗多德，亚历山大乃至翁.艾克等人的著作中，早见端倪——但是，越过印度，将世界涵盖于整个东方和西方，这种世界观，一直是他们产生陌生感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关键。所以，一如前言，他们即便在震惊世界的六四运动发生以后，也并未产生确切的观念，给予发动这场运动的人员以直接的鼓励和支持，而是次而求之，颁给了西藏问题的参与者——这个事情和他们在历次世界运动中的模糊立场，如出一辙——在苏联成立的问题上，在杀死苏联的敌人托洛茨基事件上；在1933年以后，纳粹坐大的问题上；在1949年，中国政权成立问题上，在中国发生极大灾难如文革问题上；在1956年，纳吉被赫鲁晓夫杀死的问题，乃至整个匈牙利事件问题上……这些冬烘老人，本来就是不闻不问，无知误识。他们搞一些什么东西充填诺奖呢？换言之，他们对于世界上的事务的整体看法，是不是能够逾越他们的某种短视和局限，真正做到热切关注和准确定位世界大事呢？笔者以为，他们不能。

三，诺奖老人的看法和美国人的中国观毕竟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诺奖给了中国异议人士和民主人士，美国关于中国渐进演变和朝向民主、朝向"责任大国"发展的期许，就要落空——他们一直以来垂涎三尺的中国市场梦，就要破灭——他们只是赞成达赖的认可中国政权合法性之前提——不会影响了他们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这个国家利益说，和中国无人权，低人权经济，密切相连。挪威人的中国观，本来就是欧洲亲中派观点的延伸。他们给中国人的提名，说明他们在权衡了美国和欧洲与中国政权的关系后，施行一种放弃状态，这是必然的逻辑。

四，欧洲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欧洲政府的处境，呈现为撕裂和悖论两种的状态（我们说过，他们的赞成中国演化观，来自于他们自身的专制主义历史；他们的民主观，则衍生于他们自身与专制的斗争——他们也是具备君王论和民主论的双重历史演绎者——于是，他们对于中国的定义，变成了他们既不懂中国历史，也不懂中国现实的一种偏见：他们契入中国问题的时机，也不成熟。）这是欧美历史观和现实中国观的写照。他们可以把诺奖颁给哈维尔等人，但是，他们连做梦也不会想到，把民主奖项和和平奖项颁给胡适，殷海光或者遇罗克和林昭——虽然，比照哈维尔，这些胡适、林昭们产生的作用，作用于中国亿万之众，而哈维尔，只是作用于几千万人而已——如果说哈维尔毕竟产生了所谓的世界影响，那么，胡适们、林昭们，难道没有产生巨大影响给世界吗？试想，如果诺奖在四十年代颁给胡适，会是如何一种局面呢？中国合法性将会受到如何巨大的冲击呢？这个历史的如果毕竟实在是现实中的梦幻。那么，是谁在遮蔽这些中国人的地位和影响呢？欧洲人，美国人，加上中国人自己，都在遮蔽。这是一种历史的误判。事情的些微改变就是，中国人胡佳，毕竟进入了这些老人的视线，但是，由于惯性使然，他们误判了中心人物的最大价值——他们把这种误判延续下来，把对于胡佳的关注，变成为不关注——这就是他们再一次抛弃中国的原因。他们抛弃了胡佳，说明他们失去了对于这个世界的准确而带前瞻性的定位：他们的做法，就是认可中国政权在世界上的实用地位和影响，把中国前途论，从关注胡佳，变成关注中国政权和中国使馆。

这是非常渺小的选择。

五，中国价值论和苏联价值论一样，是人类的灾难。苏联在世时，欧洲人和美国人一度对其判断模糊。从很多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诗人吹捧苏联的作品中，可以见得。诺奖人员，并无至高无上的价值守护和分析能力。罗曼.罗兰和艾吕雅对于斯大林的赞歌，说明过这些问题——虽然，他们后来多少反悔此道。美国记者和欧洲学者定义苏联的内涵，和苏联坐大乃至崩溃，并无直接关系。他们的政客对待苏联的态度，使人记忆犹新。为此，他们只是继续了霸权秩序和条约体制，并不触动苏联"有限主权论"的底线。人们看到，他们叫嚣民主的演说和支持缓和的外交（即便是好像由他推倒了柏林墙的里根，也在访问中国的时候，无知误识）。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完全不是苏联解体的真实动因。这个解体的动因，来自一种同样是似是而非的机遇——现在，赫鲁晓夫主义说明，其推广和深化的结果，可以改变政权，却并无施行民主的基础。俄国不是民主国家：这就是历史和现实的结论——他来自赫鲁晓夫和普京的双重价值观。这是人们回顾苏联和定性俄国残酷现实的再认识。

故此，诺奖老人们并无在此方面的任何建树和眼光。他们的边缘效应说和悬念游戏，对于真正推动世界普世价值的努力，几乎没有意义。

总而言之，就像他们在文学奖上忽略和枉顾了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一样，他们几乎永远是世界上价值误判和人员误判的无聊机构。人们不必对他们寄予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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