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前日在安徽小岗村宣布了即将于下周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 会上作出的允许农村土地买卖交易的决定，“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 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 经营权”。 这被称为中共“二次土改”。
   
   一，
   
   “在数千万中国产业工人被以"市场经济"名义集体"下岗"十年之后，在城市土地资源被地产商们"开发"殆尽之时，在"特权化市场经济"赖以获取暴利的一切资源几近枯竭之际，中共特权集团再次对劳苦大众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这一次，它们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辽阔的农村土地与广大农民。如果说90年代末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过程中普遍出现的侵吞国有资产、侵害工人利益等现象是决策者的无心之失，那么，在造成了近十年来无数下岗工人、拆迁居民的生存苦难之后，在目睹了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矛盾危如累卵的现实之后，中共特权集团仍然蓄意掩盖资本掠夺劳动者的罪恶、无视市场机制导致两极分化的弊端而大力推进‘二次土改’的行为，就只能是对农村土地与农民生产资料的蓄意掠夺，是对中国社会矛盾的蓄意激化，是中共特权集团借以捞取民众最后一笔财富并力图造成社会动乱以洗清其原罪的最后疯狂！”（《自由圣火》湖湘先生：《“二次土改”将是中共特权集团掠夺民众的最后疯狂》）

   
   “二次土改”，是中共的无可奈何之举。2008年年初，黑龙江等五个省市数十万农民的土地独立宣言革命，震惊全国。也震醒了中共土地集团私有制的大梦。直接冲动了中共对土地的考虑。也才有了这个“二次土改”。可以说年初的土地独立宣言最当下和最直接推动促成年底的土改。这条导火索，已经嗞嗞燃烧到了中国这个炸药桶边上，于是中共作出了让步。
   
   但中共的无可奈何之举已经迟了。
   
   这说明中国土地问题的严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为阻止中共特权集团掠夺民众的最后疯狂，必须先进行彻底政治改革，首先在政治上是一个宪政民主制度之后，才能避免中共特权集团对民众的最后疯狂掠夺。
   
   这一看法，有对中国农民的深切关怀，理论上也能够成立。但问题是，中共在意愿上和能力上，会在中国改革出一个宪政民主？
   
   无论从中国民心观察，还是从中共体制，及中共政治集团的穷凶极恶、贪污腐败观察，中国发生革命已经不可避免。
   
   二，革命的几种方式
   
   （一）和平政变
   
   （二）颜色革命
   
   （三）起义革命
   
   （一）和平政变。唯一能够可能减轻革命代价的，是和平政变。一些观点认为，在“二次土改”之前，先实现政治改革。应该说，这是最值得考虑的。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共不愿意，某种意义，也是不可能（受到制度的约束）。这样，就给政变留下了空间——这是几种革命形式中，代价最小的一种。和平政变的操作者，可以是中共高层顺应民心的强硬派，也可以是军队高层中的顺应民心者们。和平政变的社会代价最小。但在传统观念上，“政变”始终有心理障碍。但目标是顺应民心和减少不可避免的革命代价，这个心理障碍是可以突破的。其实，谁都知道，中共今天的历史，也是1976年10月，以华国锋、叶剑英对“四人帮”政变的结果。政变一战成功之后，华国锋、叶剑英们就制造声势、编织包装政变的合法性：“一举粉碎了篡党夺权的‘四人帮’”。这也算是有中国特色的“政变经验”。
   
   （二）颜色革命。颜色革命是一党专政国家废除专制制度的一种有效方式。其称呼颜色，如玫瑰色、橄榄色、橙色，是与世界范围内共产党的红色杀戮相对，意思是减少或者避免暴力与流血。这本身也是一种革命观念上的革命。这种方式，就是让民众不携带武器，也较少仇恨，然后公开的来到大街上、广场上，和平地要求政府或者政权下台。东欧的一些共产党国家，就是这样结束政权的。颜色革命方式，是一种政治文明。从正面说，这种革命方式可以让中国民众得到政治参与锻炼。中国民众需要现代政治参与的锻炼。但这种方式，也可能越过东欧颜色革命的和平界限，演变成为暴力革命。这是因为，1989年的6、4，也是这种方式，但遭到中共的血腥镇压；这是因为，中共政治改革的滞后或者拒绝改革，使得今天中国的颜色革命的民众心态已经远远不是东欧颜色革命时期的民众心态。东欧颜色革命时期的民众，主要瞄准的还是制度，而不完全是制度内的官员们。其制度内的官员们，远不像拒绝政治改革的中共官员（书记们）如此这般强取豪夺、贪得无厌和穷凶极恶。中国民众受到中共贪官污吏的掠夺与欺压，远非东欧可比。这样，因颜色革命演变成为起义革命，也是有可能的。
   
   （三）起义革命。起义革命是一种众所周之的传统方式。与前两种方式比较，起义革命将是中国人无奈的选择。从条件上，中国已经民怨沸腾，具备了起义革命的社会条件；从代价上，起义革命比其他革命方式的代价要大；从选择上，这只在其他方式被阻断之后，才会为起义革命发生提供选择。一些思考者和关心者（姑且这样认为）倡言“告别革命”，他们主要是以列宁和毛泽东的革命为参考对象，而且还主要是以列宁和毛泽东的“革命之后”的一党专政的残酷为对象。中国发生革命及革命之后，不会是列宁和毛泽东的革命的一党专政，而是宪政民主。
   
   三，
   
   据此落下的矛盾和思考，依然是沉重的。我们决不会无所事事的以为中国的事在中共“二次土改”之后就完事大吉，就天下太平。一党专政国家的矛盾，不是某个个人与某项政策的矛盾，也不是某个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也不是某个小群体与某项政策的矛盾。根本上，是整个社会与一个庞大的穷凶极恶、贪腐掠夺的政治团伙的矛盾。
   
   一党专政国家的政策的出台，不象法治国家。一党专政国家的每一政策都有两重性。这个两重性即，在安抚民众的同时，也必须安抚官员。一党专政国家的政权是依靠其庞大的党众的利益共享或分肥制维持的。党众的利益受到政策性损害，就会提前众叛亲离，政权将受到致命的一击。中共的“二次土改”，是在回避中国农民的愤怒下作出的让步，本身出于不得已。甚至此一让步将会引发的连锁社会政治反应，中共都可能没有认真论证过。中共的“二次土改”，既给了中国农民土地流转的一定自由，同时，也给了中共官员再次掠夺的机会。这是中共的制度死结。只有从根本上废除一党专政制度，才是出路。
   
   从另一个层面说，中国的革命与不革命，还有一个天道层面。中国人的民心民意要摆脱中共，建立宪政民主就是天道。这个天道层面并非不显露而不存在。以土地的公有制与私有制看，与天道的运行有关系。中外人类历史上都有过土地的公有制度与私有制度，民众们也都曾经在这些公有制或私有制下尽管相对贫困一些，也还生活得平稳，安居乐业，起码较少受到明目张胆的欺压与掠夺，也不会受到象中共意识形态这样的洗脑，把同胞和他人制造成为什么阶级敌人。公有制与私有制往复嬗递，是民心民意，是自生自发，而根本不是什么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什么生产力发展观，什么社会进化论，什么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完全是歪曲，是胡说八道。这些什么“观”、什么“史”，解释人类一些表层、浅近现象还可以，用来决定中国人的命运就不行。民心民意就是天道体现。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也基本符合中国天道观。哈耶克社会哲学上的“无知观”也有天道的意蕴背景。这里不是在倡导复古，而是在倡导中国人必须回到自己真正的历史现实生存。中国人有能力彻底摆脱中共，回到自己的创造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传统，走进21世纪，走出自己的未来世纪的路。
   
   天道的运行，是长历史时段。谁能决定公有制之后就没有某种形式的私有制，或者相反。谁能够决定一个什么“制”走到历史尽头？中共今天的国有制本质是党有制，是集团私有制，包括土地及一切中国土地上的资产，都是被中共政治集团占有与掠夺。中国民众的理性与愤怒，根本上还是瞄准中共政治集团的无休无止的占有与掠夺。中共的一党专政制度不改变、不废除，土地的公有制也好，私有制也好，中共都能够变换花样（政策）进行掠夺。这才是实质。
   
   土地？私有制？中国人被中共糊弄着兜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只不过，中国人的代价太大了。中国人在中共统治的几十年，几代中国人因为各种运动，失去了几千万人的生命；自然环境资源也遭受难以恢复的破坏和毁灭；民族文化传统、社会道德已经一蹶不振。这些代价还不大吗？这个劫难还不大吗？人类历史上，有哪一个民族遭受过这样的劫难？
   
   2008年10月8日于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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