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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另类选项:《西藏独立路线图》
作者：王力雄
提要： 达赖喇嘛的放弃独立，谁都知道是一种面对现实的牺牲。未来如果有一天西藏可以实现独立，他真会拒绝吗？中共执政者不抓住时机把他的放弃独立尽快变成法律事实，而是置之不理，何其不智。对中共的政客谋士而言，中共垮台的前景是思维大忌，因此会闭眼不看，也不会去想达赖喇嘛作为西藏问题的钥匙，可以开门，也可以锁门的可能——如果有一天中国陷入内乱，西藏问题仍无进展，达赖喇嘛就有充分理由号召西藏重新争取独立，并呼吁国际社会给予支持。既然他允诺的放弃独立不被中国理睬，也就没人能指责这种转变是食言。那时，以达赖喇嘛对藏人的号召力和对西方的影响力，将对西藏独立发挥无可比拟的作用。他一人威力抵得上百万之师。 中国和西方两种本质不容的政治制度，交叉在全球化时代，从根本上只能渐行渐远。价值观和利益的双重冲突致使双方不可避免要进行最后决战。而在浩荡的世界民主大潮中，失败一方只能是专制中国。西藏将成为全球最后一个专制大国的克星。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已经给西方铸就了切入中国的刀剑，而西藏正好提供了发起决战的战场。现在谁也无法预见具体进程，那会受很多历史因素的影响。但是所谓决战很可能没有两军对垒，在经济和外交领域就见分晓。中国国门已经洞开几十年，实用主义的经济发展对外来资金、技术和市场的无度追求，把中国的生存命脉很大程度上交到了西方手中。这使得中国在面临存亡危机时，除了接受西方安排，很少有其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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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西藏独立路线图 1
一、 西藏事件是分水岭 2
1. 官僚集团成为主导 2
2. 民族矛盾变成种族对立 5
3. 预期的自我实现 7
4. 中西民间的交恶 9
二、 帝国政体的困局 11
1. 当“反分裂”成为饭碗 11
2. “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12
3. 西藏问题何以无解 14
三、 西藏如何走向独立 15
1. 流血与独立 15
2. 西藏是西方的政治正确 17
3. 西方政府的考量 19
4. 中国难以避免陷入内乱 20
5. 决战在西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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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藏事件是分水岭
1. 官僚集团成为主导
这个路线图从分水岭出发。在2008年的西藏事件之前，我从未认真地对待过西藏独立。这个事件是一个分水岭，让我第一次正视西藏有了实现独立的可能。如果说此前西藏独立只是梦想的话，此后西藏独立却浮出现实的水面，进入了目力所及的视野。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主要推动者不是别人，正是中国权力体系中担负“反分裂”职能的官僚集团。
十九世纪中到二十世纪中的中国，一直是身受帝国主义之害的形象。近代中国人牢牢记住了那段屈辱，却很少有人去想中国也曾是一个帝国，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进行过巨大的疆土扩张，虽有过被其他帝国打败和瓜分的屈辱，但至今仍然继承着相当一部分帝国遗产，包括西藏在内。
今天，西藏领土占帝国版图的四分之一，西藏问题在帝国政治中有重要地位，中国的党政权力体系中有诸多部门与西藏有关，其中省部级以上的部门有如下十三个：
1、 西藏自治区
2、 青海省
3、 甘肃省
4、 四川省
5、 云南省
6、 中共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
7、 中共统战部
8、 公安部
9、 国家安全部
10、 军队
11、 武装警察部队
1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3、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这些部门都设有专门处理西藏问题的机构，有一批长期甚至终生行使这种职能的官僚。除了这十三个部门，还有以下十一个虽不直接涉及西藏，同样担负“反分裂”职能、设有反分裂机构与人员的（省部级以上）部门：
1、 中央政法委
2、 中共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
3、 新疆自治区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5、 内蒙古自治区
6、 外交部
7、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8、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9、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10、 香港中联办
11、 澳门中联办
加在一起，中国的官僚体系中具有“反分裂”职能的部门共计有二十四个，乃是一个相当大的集团，拥有的权力、人力和资源非同小可。在处理这次西藏事件中，他们是一个联盟，主导了整个处理过程。这一点与毛时代和邓时代不同。当年无论是对西藏实行“统战”或“平叛”，还是“拨乱反正”或“戒严”，都是权力高端决策，官僚集团执行。而这次西藏事件，权力高端基本无所作为，完全由官僚集团自行处理。
这不能简单认为只是高端下放权力。实际上，拉萨事件发生的当月，中国总理温家宝曾在老挝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领导人会议时呼吁，希望达赖喇嘛能够施加他的影响平息西藏事件。这种前所未见的说法引起了国际广泛关注，被认为是中国领导人的新思路。然而此后不再有任何下文，“反分裂”官僚集团对事件的处理方式没有任何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今日中共政权处理西藏问题，不仅不需要权力高端进行决策，甚至即使高端进行了决策，若不符合官僚集团的意图，也不会生效。这种局面很可能会成为今后的定规。至于为什么发生这种变化，容后再述。
在权力高端能够独裁时，一方面会有专横、粗暴乃至荒谬，另一方面也存在高瞻远瞩、拨乱反正、突破和变局的可能。二者只是一步之遥，有时就在于当权者的一转念。而当官僚集团成为主导时，就不会再出现那种戏剧性，而是落进明确的规则框架。官僚集团是一种互相牵制、按部就班、墨守陈规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官僚集团是一个利益主体，如果由它控制决策，所有决策都必须符合其自身利益。当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官僚集团就成为破坏者，不仅破坏民众利益，也会破坏它本当为之服务的统治目标。“反分裂”官僚集团正是这样，在它按照自身利益去驱动“反分裂”的行动时，结果是把中国推向更危险的分裂。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看一下这次西藏事件的脉络。
类似拉萨的“3.14”街头抗议和暴力事件，其实在中国内地屡见不鲜。内地处理事件的方式已经很糟，但如果对“3.14”事件采用与内地同样的方式——新闻封锁、大事化小、不激化矛盾、镇压加安抚、在下级官僚中抓替罪羊以平民愤等——很可能就不会发生随后波及整个藏区的连锁反应。然而对西藏问题，官僚们却不会有这种平常心。因为首先西藏被世界关注，事件会引发国际舆论；其次西藏动乱会使当过西藏主管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难堪，层层官吏都怕被怪罪；其三，既然官方多次宣布“西藏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出了这种自打耳光的事必须自圆其说。在中国官场，如果是由少数个人或单一部门承担责任的事，可以通过找替罪羊的方式处理，官僚之间的竞争也容易导致落井下石。然而西藏事件不是西藏一地之责，在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长时间、下了那么大功夫之后，仍然出现如此规模的民众抗议，仅凭常识也会知道是治藏路线的失败。然而治藏路线是由众多部门共同推动和执行的，承认路线失败，十三个涉藏部门都脱不了干系，其他的“反分裂”部门也会受连带影响。这种责任是整体性的，面临的问责也无法靠官僚之间的推卸化解得了，诸多官员的仕途前景都会受影响。因此，“反分裂”官僚们必须团结起来，结成联盟，共同行动，帮助西藏的官僚推掉责任，才能让他们一块得到解脱。
责任如何推卸得最彻底？可想莫过于推给“达赖集团”。因为不管什么理由，只要是出自西藏本土，就免不了官僚自身的责任。只有把责任推到境外，才能让自己完全无关。西藏自治区当局在拉萨事件发生当天就对新华社宣称，“有足够证据证明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这种宣称立刻被所有涉藏部门和反分裂部门当作统一口径。虽然他们至今也不能把“足够证据”展示于世，可见只是推卸责任的谎言。然而官僚们并不在意能否拿出证据，他们的目的是在第一时间主导舆论。这一点的确是被成功地做到——他们的谎言立刻变为中国舆论的众口一词，成了一种不容置辩的话语模式，起到了诱导和迫使社会（包括权力高端）遵循同样口径的效果。
起点决定走向。起点失之毫厘，结果差之千里。这种出于推卸责任的官僚口径，决定了后续行动的框架，也决定了事态发展的走向。譬如3月14日拉萨发生闹事的区域曾出现数小时放任状态，外围已经集合的军警不进入，不行动，任凭暴力行为升级。很多人对这个奇怪现象困惑不解。在不同版本的解释中，我比较倾向于这种做法是为镇压“培育”理由，以及为了拿到“宣传攻势”所需的电视画面。一方面把摄制组部署进闹事地点完成拍摄需要时间；一方面暴力不受抑制时会不断升级，可以给镇压提供更充分的合法性，也容易拍到更有烈度的暴力画面作为证据。如果从闹事初起就动用警力控制，事件规模会小很多，有利全局，却不利相关官僚。因为事件既已发生，在较低烈度时镇压会引起非议指责，包括北京也可能不满，既不能让官僚有效地转移事件责任，还可能增加处置不当的罪名。因此他们宁可按兵不动，让事态扩大，等待事件达到充分严重的程度，可以被认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之时，再进行镇压。那时外界无法指责，北京也难以怪罪。
这就是专制制度的特点——权力体系中每个角色都把自身利益置于核心位置，以个人得失决定行动。官僚为了个人算盘，宁可把事情推向恶性发展的方向，不管会造成什么恶果。回顾此次西藏事件的脉络，从拉萨僧侣的和平请愿，一步步发展成遍及藏区的动荡与镇压，以及扩大到全球的抗议和反抗议，很多环节都有这个因素在起作用。
2. 民族矛盾变成种族对立
3.14事件发生后，官僚们首先要向政权高端、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证明镇压的必要与合法。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先发制人，利用一切舆论手段进行频繁的信息轰炸；同时封锁现场，阻断信息，不让对手掌握不利自己的证据，由此达到垄断舆论的目的。与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类似事件时媒体几乎不报道，更少见诸电视画面相比，这次对拉萨出现的暴力却一反常态，十几个小时之后就通过电视新闻把画面送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密集播放藏人对汉人的施暴，不谈事件起因，单一地表现成藏人攻击汉人（尽管存在这种攻击），归咎于境外操纵的分裂，由此煽动汉人针对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对立是一个国家发生分裂的根本原因，本是首先应该避免的分裂，然而担负“反分裂”职能的官僚集团却在此次西藏事件中一手制造这种分裂。他们不是不知道后果，而是十分明白地就是要利用这种对立，需要的就是这种后果。只要煽动起中国主体族群——汉人的民族情绪，形成同仇敌忾的社会氛围，就可以让他们躲在后面，不但可以避免来自民意的质询和追究，还能借助汹涌的民意把权力高端纳入他们的轨道。任何对阴谋论的怀疑，对己方的检视，力图温和的处理方式，缓和矛盾的用意，都会在激愤的民意威慑下无法伸张，只剩“反分裂”官僚的谎言成为不容怀疑的定论，不断放大，裹挟所有声音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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